2014年9月9日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7岁。
如同五年前同在北大的季羡林先生辞世一样，媒体的喧闹也包围了汤先生。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纪念先生，但只是出于一种感怀，无意加入那种喧闹。
五年前，季先生谢世时，我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曾经分析了季先生被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的原因——社会呼唤大师和政府需要大师。在文章结尾我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季先生归隐后，将是怎样一个时代？”这里隐含着我的些许焦虑：既有对学术日趋浮华的“江湖之忧”，也有为政府以后如何再找一个贴切的公众形象代言“尊师重教”的“庙堂之虑”（见本号“话说季羡林”）。
其实，后一种虑是属于多虑，所以也就没有直言说出来。我想说的是，季先生走了以后，“其无后乎”？大概没有人可以替代了。独独忘了汤一介先生。
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汤先生成了政府形象的代言，被接见、被赞誉，各种，不一而足。汤先生也走向公众。
汤先生用“一介”为名，盖取“一介书生”之意。在公众的形象里，他也是在书斋里默默耕耘的人，也与“一介书生”契合，仿佛他一生行状真如其名，做的就是书生所做的事情。
不过，公众的眼光不能涵盖汤一介的一生。
在汤先生的履历中，书生之外，还有另外的。譬如，在“文^革”那个年代，他曾是“梁效”写作班子的一员；比如，在改革欣欣向荣的1980年代，他领衔的中国文化书院，为思想启蒙推波助澜；再比如，他在耄耋之年不辞辛苦，担纲《儒藏》，总儒学之大成。
正是后面这两项大工程，让汤先生从书斋走出来，为公众所熟悉——“一介书生”的形象奠定。
但是，公众可能不知道的是，汤先生从事这两项工程的时候，给自己有个定位：“半老不老的书生”。
叫声“汤先生”很郑重
晚生有缘，在1980年代求学时就与汤先生数次见过面。这缘分，来自于我的硕士导师宁可先生，他与汤先生是同学。
“你去北大一趟，给汤一介先生送封信。”宁先生说。这是1986年初冬，我刚拜师不久，懵懵懂懂地，还不知道汤先生是何人。
“汤用彤先生的公子，北大哲学系教授。很有学问。”宁先生说。
那时，还没有“大师”之类的称号流行，说一个人“很有学问”，就是对一个学者相当高的评价，所以，这四个字很少从也“很有学问”的我的导师口中说出来。而在我，是知道汤用彤先生大名的——为应付研究生考试，翻过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从宁先生的叙述中，我知道，在离乱的1940年代，他与汤先生曾在一起上过中学。1947年，宁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汤先生考入哲学系，两人虽然不在一个系，但也时常见面。
谈到两人考北大的经历，宁先生说，他比汤先生小一岁，但与汤先生同年入学，“汤先生第一年没有考上”，先生有点小得意。
不过，那时汤用彤先生正供职北京大学，汤先生就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在此期间，汤先生没有专门补习功课，而是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并发表了诸如《论人为什么活着》之类思辨性很强的文章，为日后学哲学打下基础。
“见了汤先生，要叫先生”。临出门时，宁先生特意嘱咐说。
那时，社会上的官称是“同志”，学校里的官称是“老师”。对于像我导师这样的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做学问的人，仍然认为，对于“很有学问”的人是必须称呼“先生”的。这大概是他们这一代人，在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革故鼎新，又经历“文革”反传统后，能够留下的唯一的习惯了。所以，我虽然跟随先生时间不长，但很知道先生对“先生”一次强调的意义；也因此，“汤先生”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郑重，一直有特别意义。
“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后来，我从侧面了解到，宁先生和汤先生不仅是同学，两人在“文^革”那10年荒唐岁月的后期，还曾经被政治裹挟过。
汤先生曾经是“文^革”中最著名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一员；而我先生呢，几乎同时也被政治征用，作《历史研究》编辑（有人说是主持编辑部工作）。那时，《历史研究》大致不是研究历史的，而是借着历史来说政治上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可以说为“权^斗”服务范本——所谓“影射史学”是也。《历史研究》要发表的文章，有时候要送给“梁效”审查。这样，宁先生和汤先生又有联系。当然，再后来两人同时成为审查的对象。
我知道两位先生的这段历史，已经是1990年代后期。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汤先生了，自然不会专门去问。而对自己的先生，我也没好问。
2006年，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汤先生谈自己在“梁效”作为的。
1973年，清华大学搞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呈送毛泽东。毛认为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教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冯友兰、周一良和汤一介等人都被找去了。这个班子秉承中央某些人的旨意，用“梁效”（意即“两校”）的名字发表文章，郑重其事地制造荒唐，一脸正义地摆布历史。
当时，这些北大教授被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汤一介说。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后来，他都坦率地如此承认。
对于汤一介来说，去写作班还有一个理由。当时，他在教工农兵学员。他总觉得他们光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是不够的，应该学逻辑学，还给学员们编了一个马恩列斯认识论的提纲。这时候，其他教员的大字报又贴出来了，攻击他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当时，正是“反右倾”的风头上。文革初期，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他自己被打为“黑帮”，吃尽了苦头。他早成了惊弓之鸟，就怕“反右倾”又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是又要被批斗啊？当时只盼早早一走，逃过这一劫。”所以，当时他把“梁效”写作班子当成避风港。
在“梁效写作班子”里，汤一介的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什么叫“做材料的工作”呢？他解释说，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泽东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通俗易懂地让领袖读得懂。
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梁效”写的那些批判文章，“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他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泽东交代的。毛在建国时说的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他们从心底崇拜他，认为他救了中国。汤一介当然是其中一分子。
记者在这篇访问记的提要中写道：“昏黄的灯光下，78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戴上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记者的眼泪夺眶而出。在记者看来，以汤一介先生的德高望重，以他平日为人的人品和人格，他不必为了一个30年前历史的错误而忏悔。人心自有公论。然而他不肯，他执意从众人仰望的高处走下来，他在一个小辈面前诚心诚意地说：‘我错了’。”
这段话很煽情，我也很动情，情不自禁的地叫了一声“汤先生”。
“半老不老的书生”
1984年，在汤一介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他出任院长。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可算一件新事物。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同时又有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也恢复了，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汤一介如此说。
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之中，中国文化书院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导师（我的导师宁可先生也在其中），组织学术研讨会，为青年和研究生办讲习班，编辑出版了包括《梁漱溟全集》在内的一百多种图书。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的背后，则是对文化启蒙的助力。这让中国文化书院成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面旗帜，其影响力，直至90年代都不减。
199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10周年。汤一介在追述书院10年历程时说，书院是靠两拨人维持下来，并走向辉煌的。一拨人是老一代学者，另一批就是像他这样的学者，他用了一个词：“半老不老”。他说：如果说老一代学者的风范是维系中国文化书院的精神力量，我想，那么我们这批半老半不老的书生，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中坚力量。对我们这些在一九八四年五十已过，到一九九四年六十早已出头的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为民间争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尽力，有些朋友善意地讥笑我们，说我们“书生气十足，作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事情总是要人作的，也许我们正是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吧！
汤一介用“半老不老的书生”来形容他们这一代学人，仔细琢磨起来，是很到位的总结。
汤一介出生书香门第，是有家学渊源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这一代人大致应该属于民国以来的学界的拓荒者。他们虽然生不逢时，“苟全性命于乱世”，却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空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研究的宗旨。
不管是北洋军阀们时期，还是蒋氏民国时期，都对学者们保持一种敬意。军阀可以自据地盘称王称霸，但延揽或拜见这些“先生”则必须作恭敬从命、礼贤下士状。对蒋介石有各种或历史本源的评价或意识形态注入的声讨，但他与身边的谋士陈布雷一以贯之的“布雷先生”和“蒋先生”的互称，彰显的是他对学者的敬重和自己也跻身“先生”之列的期待，或者说沾沾自喜的得意。这种敬重也让他的“布雷先生”为他而死——“士为知己者死”的“死”。与此相应的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学人获得的则是一个自由的学术空间。即使是在一个地方被不待见或者说“通缉”，换一个地方还是全须全尾的“先生”，活的依然怡然自得。譬如“大先生”鲁迅，譬如让蒋介石十分头痛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后者在不待见中还居然跃跃欲试地竞选一个大官职，也算稀奇了。
所以，这一代学者基本上是生活在书斋里，空间足够，是典型的书生。
在这样一个空间长大的汤一介，身上自然流淌着学术自由的血，但不幸的是，在他能够开始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遭遇到以革命的名义征用学术，以革命的名义扼制学术自由，以革命的名义打烂书斋的时代。汤先生和我的先生这一代学人，都是如此。
面对着以革命的名义的种种，汤一介有过困惑。譬如，他对革命意义下自己的身份就很不好定位。他接受采访时说，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哲学工作者。”汤一介解释说，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而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
“跟着伟大领袖走”，汤一介认为，在那段漫长的时间，他都被教条主义束缚着，也被革命绑架着。1973年，他被政治征用成为“梁效”成员时，他心里很高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和他一起的人，也如此，基本上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不过，因为还有书生的血脉，在革命语境下，书生气有时候也会冒出来。1959年到1963年，在周扬和齐燕铭的推动下，曾经有过一个短时间整理古籍的行动。中华书局将汤用彤先生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作为父亲助手的汤一介，觉得和父亲一代的学者的著作，也应该列入规划。当年8月20日，他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著出版无关的建议：“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2008年7月，我从中华书局档案中看到汤一介这封信发黄的信，楞了好一会，录入时竟然泪眼模糊，不由得再一次重复了“汤先生”的称呼。随后，我致电汤先生，叩问这个建议的结果。汤先生说：没有人搭理他。我默然，觉得汤先生很书生气了一把。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汤一介给工农兵学员教逻辑课的事情，也纯属书生的行为。在那个毛泽东的著作是唯一的指南的时代，你去教什么逻辑学，不受到不重视毛主席思想的学习的攻击，才是见了鬼了。
对于汤一介这一代学人来说，在最有精力做学问的时候，革命和政治的喧嚣，使他们远离了书斋，从“夹着尾巴做人”到“老九”的定位，再到“洗心革面”耳提命面的喧嚣，要打掉的就是父辈给他们留下的书生气。一直到1980年代，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时候，他们才能够重回书斋，重新捡回父辈留下的书生气。
汤一介用“半老不老的书生”来定位自己和同仁，肯定自己还是“书生气十足”——这种语言表明，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已经书生气不足了，是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的。
不独汤一介，作为学人，都很珍惜“书生”这个称谓。周一良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毕竟是书生》，也是这种珍惜的表现。
父辈给予的“书生气”，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革命给予的角色是，领袖语录的阐释者，是一颗没有自己思维的听人扒拉的“螺丝钉”。这巨大的反差，让汤一介这一代学者非常纠结。在革命的狂飙冲天落时，他们没有选择地甚至是庆幸自己在革命的战车上获得一个站位；而当革命的喧嚣退隐，学人开始逐步被敬重的1980年代，他们血脉里的书生气才慢慢显露出来。尽管历经革命的狂飙洗礼，这种书生气已经被漂白了，缺少了成色，但汤一介依然愿意用“书生”来定位自己，依然愿意用“书生气十足”来洗白既往的自己。
但是，在可以当书生的时候，汤一介这一代学者已然有纠结。长期的革命喧嚣，使他们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革命所要求的所谓崇高，革命语境下的政治，也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样，会让他们有时候无端地把学术指向现实，还让自己有沾沾自喜的感觉。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说，直到汤一介去世，他的办公室一直悬挂着“旧邦新命”条幅，这是北大哲学系老教授杨辛先生送给他的墨宝。汤先生周围的人都知道，汤先生很喜欢这四个字。有人解释说，这四个字很符合汤先生的学问追求，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今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复兴，都需要对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进行传承。
这样的解释，很有革命语境下的烙印。我倒是觉得，汤先生喜欢这四个字，是在独自品味着无奈，承受着一点孤独：从“旧邦”走来，是怎样承担新的使命啊！1949年到1976年的角色，不是汤先生喜欢的；等到1980年代，有了相对好的环境可以做回书生时，汤先生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可能真正成就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了”。
也因为如此，汤先生特别反对大师称号。在《汤一介传》中，有一节即以“反对称自己为大师”为题。汤先生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言外之意是，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被大家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所以，汤先生晚年，无论是对学生讲课，还是写文章，作演讲，在在强调：“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在强调：“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尽管纠结，尽管有“旧邦新命”的烦恼，但汤先生这一代学人，依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随着汤先生这一代学者的退隐，如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成为“半老不老”的人，我却连称自己是“书生”的勇气都没有。
像我这样“半老不老”的人，在学校里如今被人怎么称呼？当面还能听到叫“老师”，背后大多成为学生眼中的“老板”，“先生”这样代表着学问的称谓，基本上是绝迹了。也应该，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稍稍自觉一点的话，谁也不敢把“先生”称谓往自己身上揽。
伴随着汤先生和我先生这一代人的谢世，世间恐已无“书生”。
发布于 2022-10-29 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