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代表中共中央声音的新华社发了消息，给汪东兴这样的定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这则消息所云汪东兴“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却不点出何种职务，一种欲说还休的韵味笼罩其中。
实际上，汪东兴曾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
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
汪东兴为何能够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很多人认为，这与他参与粉碎“四人帮”有关。新华社所发汪的生平说：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汪东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率领8341部队具体实施了拘捕行动。
就中央的“格”来说，他曾经比不久前去世的万里和尉-健-行一点也不低，但新华社所发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却不知低了多少“格”。翻看一下历史，他是这样被逐步降“格”的：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历史的脉络是粗线条的，但背后的故事常常引人入胜。
首先，汪东兴难以胜任独当一面的工作。
汪东兴的年龄和胡耀邦差不多，革命履历也一样，都是走过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小鬼”。所不同的是，胡耀邦很早开始独当一面，而汪东兴则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这样的工作履历，使汪东兴习惯了一种“领袖思维意识”——唯领袖之命是从。因此，当他在1977年进入权力核心后需要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的角色转换就有些困难。
汪东兴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意识形态和工青妇的工作。履职之初，他就给新闻界留下了粗暴的形象。
1978年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开口就一件事一件事地对新闻界提出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夫安门冤案委员会”。
在场的胡绩伟后来回忆说，汪东兴那种君临天下的说话口气，实在让人受不了。谈到汪东兴那时的作为，胡绩伟认为，这位副主席像一位“救火队队长”，哪里出现火苗就往哪里跑。譬如，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事件。
1978年春，《中国青年》酝酿复刊。复刊号要发表四五夫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汪不许可;复刊号上没有华国锋主席的题词，汪也不许可。
9月14日晚上，汪东兴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堂堂中央副主席一竿子插到底。他说:(《中国青年》杂志社)“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你叫我提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汪东兴在这次会议上气急败坏的形象，他很不得体的讲话，很快在新闻界传开，一些如胡绩伟之类的老新闻人，大致不再把这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
其次，在一些老干部看来，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坛上有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文革激进派，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我姑且称之为“新贵派”。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文-革激进派则不同。
“新贵派”联合“元老派”灭了“激进派”(“四人帮”)同时，“新贵派”和“元老派”之间的分歧就相伴产生，分歧的焦点是对于文-革的看法，对于毛的评价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被称之为维护毛的“凡是派”，而汪东兴被认为是最坚定者。这样，汪东兴就成为思想解放潮流的众矢之的。新闻界联合起来与这位顶头上司玩“捉迷藏游戏”，使他的形象严重受损。
第三，汪东兴得罪了很多老干部。文革时期，绝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多人向毛泽东主席伸冤，大多都是通过中办转送的。很多老干部认为，身为老干部的汪东兴，并没有在他们有难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汪只完成毛交办的保护某个人任务)。毛去世后，胡耀邦开始解放老干部的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但不支持，而且处处设置障碍。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披露，汪东兴把持着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拒绝把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汪东兴这样做，这就把自己置于老干部的对立面。
有这三条，到了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老干部们可以畅说欲言时，汪东兴就难逃被追责的结局，被降格也就理所应当了。
现在，汪东兴带着这个“格”魂归道山。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将定格在历史中，并在历史中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