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不久前出版一套“报人时代”，包括《邵飘萍与〈京报〉》、《张季鸾与〈大公报〉》、《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邵飘萍、张季鸾和陈、邓夫妇都是我喜欢的报人，他们的报纸与20世纪前半叶跌宕起伏、动荡不安的中国相互守望，乃至融为一体，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免不了会感慨，那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一个报人至少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职业操守说话，借助日报这一新型的媒介，坚持把真实的声音传达给公众，哪怕与各种权势力量、利益集团不断地发生冲突，也可以在所不顾。邵飘萍为此在不惑之年、正当事业的颠峰遭到野蛮的杀戮，凝结着陈、邓夫妇二十年辛苦的南京《新民报》为此在1948年被无情地关闭。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早年曾两次因言获罪、锒铛入狱的张季鸾是有幸的，他在1926年接办《大公报》后，虽也曾得罪当道而多次遭到过打压，并遭遇了日本入侵而迁徙流离，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重创。因此有人说，《大公报》和张季鸾是近代中国报纸与报人中最幸运的。

从1926年被杀的邵飘萍到1941年病故的张季鸾，再到1949年后不再办报的陈、邓夫妇，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人，他们的报纸和那些以宣传或怀有其他目的的媒体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对他们自身来说，办报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在自己报纸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过办报服务社会、影响社会，这已经和晚清时代怀抱维新理想办刊办报的梁启超们，和怀抱革命目标而办报的于右任们有了很大的区别。我把中国新闻史上的那个阶段称为“政论家时代”。等到邵飘萍、张季鸾这些人自己办报，中国才逐渐进入了一个“职业报人时代”，其中张季鸾和《大公报》、陈邓夫妇和《新民报》、成舍我和“世界”报系就是最好的代表，这是中国新闻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的报纸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个鼻孔出气的，也正是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打动和吸引了读者，赢得了读者，使他们傲然屹立在纷乱的时局中，但是他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报纸都是独立的、民间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论政的特征。

张季鸾先生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不仅因为他笔下的评论曾如此时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更因为他的人格底气，他过人的见识和超常的定力，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独立”这个中心词的，他一生只活了54岁，报业生涯却有30年，前面的15年的坑坑洼洼给他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办好一家报纸，有许多独有的体会，当他和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风云际会，决定接办《大公报》时，这一切在他心中酝酿已久，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光照整个中国新闻史、言论史的“四不”就这样破土而出，如果说前面三个“不”都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四不”中最难领悟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盲”，对此他有清晰的解释，随声附和就是盲从，一知半解就是盲信，为感情所动、不事详求就是盲动，评诋激烈、昧于随声就是盲争，《大公报》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偏不倚，不着急，不回避，不断追寻事实真相，抓住真问题，站在民间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坚守文章报国的本位，靠的主要就是“不盲”。这是张季鸾和许多老《大公报》人引以骄傲的地方。他们把中国报业推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即使今天看来仍足以令我们惊叹。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民报》系初创于1929年，大致上与张季鸾的《大公报》同时，靠了陈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工夫，靠了邓在企业管理上的长袖善舞，在一批在办报上有经验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几乎是白手起家，创造了新闻史上“五社八版”的传奇，成为中国民间报纸的又一个样本。与《大公报》等民间报纸一同建立了中国言论史、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传统，把“政论家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成熟的“职业报人时代”。

相比之下，当邵飘萍办《京报》时，“职业报人时代”还没有到来，他是过渡期的人物，从新闻记者到自办通讯社、日报，他在很短的时间把《京报》办得有声有色，就是因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势力，没有背景，不拿报纸做进身之阶，大胆敢言，许多独家的报道和他锋锐的评论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现在看来，他的办报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的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便是在今天。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只要动机是无私的，就可以站得住。可以为报纸献出生命的邵飘萍在新闻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无什么不纯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