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自由的代表性观点，评介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中相同之处是：高度重视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政府、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视作新闻自由最重要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国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另外，在实施对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中的彻底性也有不同。
【关键词】新闻自由 监督功能 执政启迪
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一般认为是公民权利之一种，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如果透视"新闻自由"的哲学本质和政治实践，可以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视角。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立场和经典表述
中国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用"新闻出版自由"取代过去的"出版自由"的概念。这是一种智慧的做法，避免了以往对于"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不同理解的争执。
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自由和民主，充满着理性与浪漫的憧憬。马克思谈到新闻出版自由和自由报刊时说，自由报刊是人类精神自由表现的产物，是有原则地、大无畏地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说话，把在希望和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让国王能够听到人民真正呼声的报刊。
过了不到十年，到了轰轰烈烈的1848年－1849年欧洲大革命时期，他们已经不再迷信国王和王权，他们用明确的语言指出，新闻出版自由是由资产阶级提出，为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利益服务，并对整个人类精神发展起着杠杆作用的伟大口号。但几乎是同时，他们又正确地指出，"宪法的每一节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下废除自由。"① 马克思称资产阶级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全部立法措施为"渗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他说，"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③ 他要求工人们不要拒绝新闻出版自由的口号，指出，如果新闻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要求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会有一个新世纪到来。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重视工人阶级内部，包括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也要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并且要自觉地同压制批评的言行作斗争。他们反对压制批评的"普鲁士作风"。恩格斯在给党的领导人写信时指出，"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④
在夺取政权时期，列宁提出并分析过两种出版自由的思想。他说，俄国社会主要存在着两种写作事业和两种出版自由：一种是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资产阶级玷污的写作事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成为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另一种则是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的写作事业，这种完全自由的写作事业，就是党的写作事业和党的出版物。他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事业和出版物，是受不同的出版自由即不同的民主制度制约的，同时又是这些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前者受到警察的压迫，资本的羁绊，名位主义的约束和个人主义的制约。后者即党的写作事业，摆脱了奴隶制的检查制度的束缚，不再充当商业性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人们不再被私利贪欲和名誉地位所吸引，在广阔天地完全自由地写作和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同过去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给予一定的肯定（即形式上肯定民众享有自由权利，实际上虽不充分但仍让民众享有一部分自由权利）不同，由于资产阶级报刊攻击无产阶级新政权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愤怒地反击和镇压资产阶级报刊，批判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他说，"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者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⑤ 列宁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出版自由等于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他还强调指出，只有工农政府领导下的出版自由，才是真正平等的出版自由。他说，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靠别人发财的可能性，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享有公共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他还提出，从政治和物质上保障工农群众享有出版自由。可惜，由于当时俄罗斯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列宁的这些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在民主报刊同反动报刊斗争的实践中萌生与发展的。1919年毛泽东接办湘雅医专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报，他在该报第7号发表《刷新宣言》，提出该报今后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这种社会批评和思想交锋，显然同新闻自由有关。但毛泽东1949年之后很少对新闻自由发表专门论述，也没有制定保障新闻自由的专门法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纲领》第49条提出，"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据有关史料介绍，这是毛泽东主持的针对新闻自由的唯一文件。
但毛泽东常常利用新闻自由的另一个功能，即利用报刊和杂志开展对党和人民政府以及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缺点错误的批评。由他改定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这种公开监督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当时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此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自觉，为此中央再次作出决定，推动报刊批评，直到1956年夏天，一些报刊实施改版，强调要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这种改革曾收到一些效果，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反右运动扩大化，不仅改革中途夭折，中国的新闻自由也受到极大的伤害。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观点及政策，基本上可以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他把只许反动分子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政策称之为"舆论一律"，这种"一律"，不仅指舆论，也包括法律。这种"一律"，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⑥ 在人民内部，则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两方面的思想。所谓"不一律"，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就是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⑦
毛泽东把这种"不一律"，又称之为"放"的方针。他指出，所谓"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的东西，发展各种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所谓"放"，就是在文艺和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谓"放"，就是对于错误意见，不是压服，而是采取说服教育和以理服人的方法，不搞"一棍子打死"。可惜，此话不久，毛泽东就说，所谓"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听了此话，谁还敢争鸣，还敢齐放？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
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很早就提出，要避免大民主，实行小民主。所谓"大民主"，就是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所谓"小民主"，就是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⑧ 后来他还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些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⑨
江泽民是在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所以他在第一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中就表明他对于新闻自由的立场。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和抽象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那个社会里，自由是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规定的新闻自由，和实际生活中的新闻自由是两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事业不再是私有者的事业，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享有依法运用新闻传媒表达意见和意志的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⑩
胡锦涛没有全面阐述过新闻自由问题，而是在谈到民主政治、关注民生、突发事件应对等问题时，强调要尊重人民权利，保障人民自由。他指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重要的是要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胡锦涛要求，既要坚守党性，又要关注民生。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激励全体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
谈到公开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胡锦涛强调，公开报道突发事件，就是在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上坚持了党中央的"讲真话、报实情"和"求真务实"的要求，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体现。胡锦涛谈到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当代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高度重视新兴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努力构建网上舆论引导新格局。谈到舆论监督时，胡锦涛要求注意区分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与支流，既大胆揭露和批评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又防止人为炒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舆论监督真正起到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作用。
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这里的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泛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明确表示在一些问题上不赞同经典作家观点或政策的人物及其思想。笔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缺少全面研究，因此本文只能挂一漏万，对涉及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学说及观点，略作梳理与分析。
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民主问题息息相关。作为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起因于对严重侵害和亵渎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的猛烈批判和对苏联模式的严厉批评。"(11) 对于法西斯主义独裁的无情批判以及自称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空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受到不少人重视的两个主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体系，这决定它们不会对政治民主给予全面系统的阐述。因此，笔者未能读到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闻自由的详尽论述。这里只能对卢森堡、葛兰西、铁托等几位常被人视为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自由、民主、新闻自由的论述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卓越活动家卢森堡提出，党的报刊的无产阶级活力主要表现为对党的领导机关实施真正的公开监督。她说，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之处在于，它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提供了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它在看到新社会出现消极东西的同时，也提出了开辟新道路的方法。这个手段和方法就是让人民享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让人民自己纠正一切失误。她还强调，如果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源泉，那么，自由就会窒息，国家的公共生活就会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为此，她指出，"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她认为，使群众民主精神"再生"的唯一途径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12) "无产阶级革命手中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也是：采取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最迅速地改变群众生活的社会保证，点燃革命的理想主义，但后者只有在政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依靠高度活跃的群众生活才能长久保持。""正像太阳光线的自由作用对于疾病传染和病原菌是最有效的净化和治疗手段一样，革命本身及其革新的原则，由革命唤起的精神生活，群众的积极性和自我责任，从而也就是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生活，是唯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太阳。"(13)
卢森堡对列宁为出版自由所设定的制度提出了批评。她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14) 让不同思想者享有自由，这是卢森堡对自由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自由政策的十分明确的表述。对一切敌人破坏新政权的行动采取坚决的"社会主义措施"即实行专政，对持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又允许他们享有出版自由和结社、集会等权利，在卢森堡看来，这就是专政和民主的统一。
卢森堡以她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热忱忠诚，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不发动群众通过报刊等渠道对领导层实行舆论监督，那么，政权将会得而复失，资产阶级定然卷土重来。她认为，没有普选和广泛的出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公共生活就会变成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卢森堡尖锐地设想了这样一幅没有民主的未来社会图景："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讲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15)
卢森堡最警惕、最担心的，是批评社会公仆的自由权利遭到压制，她一再呼吁：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自由。她强调，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唯一可行的途径。她在《论俄国革命》中描绘的压制民主所出现的社会图景，并没有耸人听闻。她这一图景成了斯大林在苏联压制民主、执行肃反扩大化后出现的政治冷淡局面的预言。这一不幸而言中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她所揭示的"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并使人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报刊肩负的民主监督职责的重大意义。
"人民参与"是卢森堡的一个重要观念。她非常尊重群众的力量与作用。她说，任何一种斗争的新形式都来自群众的首创精神。卢森堡把报刊看作人民参与、防止过分的中央集权主义的重要渠道。她认为，人民通过报刊参加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他们通过报刊发表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不同意见展开自由的争论，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仆通过报刊向人民报告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接受公开的监督和批评。卢森堡对于出版自由--人民广泛而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特别重视，特别关注，并同一切对此有不同看法的人展开论战。
根据党内民主和出版自由的原则，卢森堡主张党的报刊应当在自己的版面上为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提供最自由的天地"。她举例说，被恩格斯称赞的《新时代》杂志就是这样做的。但她又指出，《新时代》当然不能由于殷勤好客而不再维护一定的方针，即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爱尔福特纲领的方针，而单纯从各种政治风向拼凑和捡拾的文章，则是大大小小的奇才们的"多方面的"垃圾堆。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直是党内大多数人的决定性的方针，而如果党的机关刊物采取"多方面的观点"，它就会遭人厌恶，因为它违背了全党的意愿，丧失了党的立场，破坏了全党真正的思想原则上的团结一致。(16)
同新闻自由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谁？葛兰西的人民文化理论和文化的人民性理论，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葛兰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行列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他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典范，是批判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的伟大战士。
葛兰西对包括报刊在内的新文学的人民性作了全面的阐述，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在1842年－1843年提出而为后人长期忽视的自由报刊的人民性思想。他是从新文学产生的渊源提出新文学的人民性的。他认为，新文学的前提不能不是历史的、政治的和人民的前提。新文学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humus（沃土）之中，而人民文化有着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倾向和传统的道德与精神世界。
葛兰西把党是民主地发挥作用还是官僚地发挥作用上升到党是民主的、进步的，还是独裁的、后退的高度。他指出，"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官僚主义集中制意义上的官僚）。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17) 葛兰西对社会主义执政党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法治的观点，对于推进今天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南斯拉夫同苏联特殊的历史关系以及南斯拉夫在国际共运中所执行的独立路线，铁托的报刊思想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启迪作用。铁托强调，各国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条件不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则也应有所不同。不同的国家如何确定和应用这些原则，只能由那些在该国人民中成长起来、熟悉该国情况、能够警觉地注视在国内发生的一切现象、同时又懂得马克思主义科学并善于以这一科学为指针的人们去做。铁托认为，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使南斯拉夫成为某个"社会主义新模式"，这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条件和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结果而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南斯拉夫，铁托特别强调民主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他说，在西方，只有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赚得的钱只够糊口的劳动人民或失业的工人和职员从这种民主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但在南斯拉夫，"我们是在努力使所有劳动的人能享受自己的果实，这就是我们民主的物质实质所在。"(18) 他还指出，技术和文化的落后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最肥沃的土地。这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找官僚主义的根子。他说，正因为这样，他总是把提高文化水平、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同时把工人真正培养成社会和工业的管理者。有了物质基础，有了劳动人民管理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实现。
铁托强调，组织人民参政议政，就应赋予他们充分的民主权利，让他们"自由地和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以及提出原则性批评意见"。他指出，"自由地对每个问题发表意见的人们的关系是民主的和同志式的，只有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才有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对话，以便共同确定立场，共同采取行动。"(19)
在铁托的支持下制定的南斯拉夫新闻法体现了铁托的上述观点。该新闻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实现公民民主权利的目标，加强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随时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充分报道来自国内外生活各个领域的事件和现象，必须保证新闻自由。但铁托又强调，宣传工具在进一步实现社会化、作为社会主义联盟和劳动人民及公民自治行动的内部民主力量而不断发展的同时，要反对对自由的滥用和对宣传工具的滥用。他指出，在报刊出版方面，让市场规律绝对化和自发地起作用，以及把发行量当作目的本身，不惜一切代价为发行量而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发势力、盲目的商业主义、小市民的追求耸人听闻的行为，让低劣的作品、枯燥无味的作品、不文明和迎合低级趣味等现象泛滥。对此，新闻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努力加以防范。
铁托顶着巨大的压力，对共产国际后期的非民主倾向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评。他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按期举行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是真正的讲坛，各国共产党的发言人可以在那里畅所欲言，各支部的代表也可以站出来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甚至可以批评列宁。但是共产国际的后期，它不再是民主的机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的发言人的意见和政策，日益成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强加于各党，而一些党的领导和代表又对这种情况推波助澜。他们认为，对于各国革命运动来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和立场，应该当作唯一正确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相反，他们对按照本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点独立思考的党却大加鞭挞。铁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产生和形成的。"(20) 他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个人迷信"，而且是同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相对立的路线必然的结果。
历史证明，这些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新闻主张，无不具有相当的真理性。
三、比较和启迪
本文前两部分围绕新闻自由问题，就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不同视角，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对他们不同时期的新闻自由观念的重点与特点作了粗线条的分析。以此为基础，现在可以对这两种视角所进行的对于新闻自由理念的考察，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和讨论。
首先，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都高度重视新闻自由权利在公共生活和党的生存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看作各种民主权利的基础，认为一旦失去新闻出版自由，其他自由就成了泡影。列宁指出，出版自由实质上就是组织政党的自由。卢森堡视出版自由为维护公共生活和党的机体健康的基础。铁托把利用报刊监督党的机构和党的官员作为维持党的革命化的最重要保证。总之，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出版自由是现代政治生活和无产阶级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公民及党员的基本权利，是净化社会风气和治疗党的"疾病"的重要武器。
其次，"新闻自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都将对政府、党的机构和广大官员的监督视作"新闻自由"最重要的使命和最有力的功能。恩格斯曾经动情地回忆他与马克思编辑《新莱茵报》时充分享受新闻出版自由的快乐，他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21) 卢森堡指出，党报是指导性的报刊，它的含糊不清的观点，将使党的机关和党员无所适从，以致丧失机关报应有的指导作用。所以，党的报刊一定要采取极其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她说，谁强调观点的分歧并为之斗争，谁就是促进党的统一；谁掩饰观点的分歧，谁就是促进党的分裂。所以，卢森堡一再呼吁，要求党的机关和党的报刊为"多方面观点"的表达与论争，"提供最自由的天地"。
然而，毕竟传统马克思主义不是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处于在野状态的政党和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以官员（尤其是所谓的领袖们）身份出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学者角色活动的非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就有了对同一个"新闻自由"主题有不同的视角，并因此有不同的考察和不同的结论。此外，二战之后全球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彼此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深度。
从本文前两部分梳理的史实分析，可以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自由的考察，主要的相异之处在于：
第一，评价"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党的生活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高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为公民获取新闻出版自由为目标而踏上政治斗争和新闻工作之路的。从把新闻出版自由看作公民一切自由权利之核心，到把"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视作办好革命日报的条件之一，成为他们人生事业的光辉点。与他们相比，列宁有所不同。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物质配置--印刷劳动和纸张--的主张中，把享有出版自由权利的主要机会给了国家和执政大党，而忽略了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毛泽东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几乎没有议及"新闻自由"，而代之以"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而且，还很少谈论实现新闻自由的物质条件。相反，我们在卢森堡、葛兰西、铁托等代表人物那儿，多次读到保障普通民众新闻自由，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满足民众为实现新闻自由所需要的种种条件等论述。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令人动情。在这些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让每个普通民众、每家大众传媒最充分地享受新闻自由，让民众和传媒通过新闻自由权利去谋取利益，享受人权，监督政府，是新闻自由的根本，也是他们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和理想。
第二，保障"新闻自由"权利，实现舆论监督的"深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要利用新闻出版自由去具体地揭露和抨击每一个行政长官、警察、密探、税务官，后来又提出党报要同每一个危害工人阶级利益的议会党团成员作不调和的斗争。这种传统在列宁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但到斯大林时代几乎被破坏得所剩无几。新中国成立最初7年，利用报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曾一时成为风气，但反右扩大化之后，几乎20年中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批评和监督，至今仍是中国新闻传媒一大难事，"打苍蝇不打老虎"几成"经验"。但纵观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论述与行动，则完全不同。卢森堡在热情肯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建设成就的同时，曾长期十分尖锐地揭露与批评俄国党和政府的缺点与错误，并直呼其名地批评列宁的理论与执政中的不足与失误。她主张，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应当采取掩盖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态度。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葛兰西指出，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党是进步的政党而不是退步的政党。铁托更是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公民民主权利的目标，必须保证新闻自由，而为此又必须保证让每个公民有权利参政议政，进行创造性的对话，自由地批评每一个官员，包括对列宁和共产国际每一个官员的批评。由此可见，这些代表人物对利用新闻自由权利实施对执政党与执政者的监督批评是无情的，尖锐的。
最后，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许多人对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新闻理念是理解的、欢迎的、乐意接纳的。列宁曾经毫不掩饰自己对卢森堡有些观点的不满和气愤，也公开撰文与之论战，但他仍十分敬佩这位卓越的理论家和无畏战士。列宁将卢森堡比喻为展翅高飞的雄鹰，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22) 也许正是像列宁那样评价非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与实践，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一些根本目标和信念上建立共识，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⑥⑦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8、158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
⑩ 参见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8页。
(11) 参见黄文扬《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页。
(12)(13)(14)(15) 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90、89-90、87、90页。
(16) 参见《卢森堡文选》（上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2-363页。
(17) 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8) 参见《铁托选集》（1926－195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页。
(19) 参见《铁托选集》（1974－1980），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20) 参见《铁托选集》（1961－1973），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8页。
(2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