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阿Q正传》发表迄今已80余年，这篇被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历经风雨，却魅力不减，如今在人们生活中“阿Q心理”之类词汇已成为常见用语。同时，与阿Q有关的趣闻、评论和解读层出不穷，几乎构成鲁迅研究中的“显学”。人们就该作品属喜剧抑或悲剧、人物典型性等问题，长期论辩，当年胡风、周扬、冯雪峰、何其芳等人相互间还曾有过争论。其实，《阿Q正传》发表之初，社会反响即非同寻常。
阿Q是谁？作者何人？人们猜测纷纷。小说陆续发表于《晨报副刊》时，署名“巴人”，《晨报》主笔蒲伯英籍属巴蜀，疑为作者，而此前胡适曾以“Q·V”笔名撰文，小说序末又明文提及胡，有人推断：此乃蒲氏讽刺胡适之作。更有敏感者觉得小说某情节与自己一段隐私暗合，以至内心“栗栗危惧”，待弄清作者原委，方如释重负。当时教育部的同事们办公时热烈议论阿Q，鲁迅在旁默然听之，内心的幽默殆可想见。
鲁迅的“巴人”笔名取自“下里巴人”，意在通俗。小说最初刊载于“开心话”一栏，属轻松调侃，后来情节展开，渐入主题，编者遂将之移出此栏。鲁迅自述：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已有好几年，其原型没有专用过一个人，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可是，后来《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鲁迅不得不作若干认同性表态：未庄在绍兴，阿Q说绍兴话，其外貌“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还对叶灵凤所作阿Q画像予以纠正：“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显然，鲁迅塑造阿Q这一人物，较多借重了故乡的风物背景。
首先向外界披露“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的周作人追述说：Q字像是无特点的脸后面加一根小辫儿，此乃鲁迅选该字命名的用意，阿Q的蓝本是谢阿桂，靠做短工为生，不能吃苦，时常贩卖旧货，但来路不正，渐渐流于“半工半偷的生活了”。然而《阿Q正传》一问世，其锋芒便触痛社会神经，小说仅刊出一半，茅盾即判定：阿Q实乃“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他就在芸芸众生之中。评论界认为，与其说这是讽刺小说，不如说是“问题小说”。侯外庐便解读出：Q即英文Question（问题）的第一个字母，鲁迅选用它，意在反映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
即使鲁迅的“宿敌”对他的深刻笔法也不得不折服。女作家苏雪林曾激烈诋毁鲁迅人格，可是此前对《阿Q正传》却倍加推重。她认为“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Q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其打动人心、倾倒一世的力量，全在于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实包蕴一种严肃意义。”“正人君子”陈西滢也承认，“阿Q不但是一个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
世界文学界也很快注意到这篇中国小说，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罢《阿Q正传》法译稿，即向巴黎《欧罗巴》杂志大力推荐，称这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具有“一种了不起的幽默”。此后英、法、日及世界语等译本相继问世。有评论称阿Q颇似俄国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也有人认为鲁迅的“冷嘲”笔法显然受到果戈理、夏目漱石等人的影响。外界赞誉鲁迅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如同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而将《阿Q正传》比作伏尔泰的作品《老实人》。
《阿Q正传》受到盛赞的同时，也招致许多批评。创造社的成仿吾评论它为浅薄的纪实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文人张定璜认为，该小说作者观察人生“带点病态，实在的人生并非如此”；激进的文学青年甚至指斥《阿Q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阿Q正传》大概是鲁迅小说中篇幅较长的一部，然而在“长短”之间也有不同评论：1926年冬，郑振铎在《文学周报》撰文说：“作者对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地给他以一个‘大团圆’。”似乎是说结尾欠佳，尚嫌其短；而钱钟书1979年评论道：“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阿Q便写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两说适成参商。鲁迅本人似乎并不认为《阿Q正传》是最得意之作，他说“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他也不主张将这篇小说编入中学国文教科书。
钱钟书所谓鲁迅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之说，引发讨论。还在鲁迅在世时，李长之即撰文论及此一问题，他认为性格孤独“内倾”和“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是鲁迅不能写长篇小说的两个根由。近年亦有以鲁迅未留下长篇而引为憾事者。不过，为鲁迅辩护者大有人在，他们认定，仅以短篇的小说散文便显示出卓越的创造力，实在是一种令人惊异的魅力，能把短篇写到如此程度，已足够伟大，何憾之有？引人注意的是，鲁迅曾对外国友人说，“我是散文式的人”；每当有人问他《呐喊》中最喜欢哪一篇？他笑答：《孔乙己》。
世人对阿Q的具体解读也因时代不同呈现多种话语：四十年代后，阶级分析日趋流行，阿Q无疑属农村无产者，但他自称“先前很阔”，论者据此推断其祖上似是地主或自耕农。毛泽东说：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其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而周扬则谈道：我们所“批评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等阿Q（身上）都有，还有一点，轻视妇女”。作家孙犁显得平实，他说：写绍兴一地就体现出全国的农村，“写了一个秃头阿Q，就使人人得到一面镜子”。确实，当年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塑造的阿Q形象，无异于一剂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珍贵遗产，也构成揭示人性弱点的一种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精神典型。有趣的是，与鲁迅颇有些交谊，且力求“既不仰视也不俯瞰”地编撰鲁迅评传和年谱的曹聚仁，曾发过这样一番议论：“我们中国人谁都有点阿Q相，连鲁迅自己也在内”，这样说，“并不损失鲁迅的光辉，他毕竟是创造阿Q的人。”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