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稍后，正当梁启超因欧战的残酷而对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提出质疑之时，梁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写于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此书承郭熹微教授提示，特此致谢！)正式刊印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许多过去的趋新派如严复等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失望，梁启超便因此而更注重与之对应的东方"精神文明"。康有为那时所见却相反，他特别在1919年的"后序"中说:当年成书后即"欲布发此书，时吾门人梁启超以为自由、革命、立宪足以为国，深不然之；阁置久不印刻"。而"欧战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遂刊印此书以为医国之药方。
近代以"学战"为表征的中西文化竞争到1905年时胜负已分，西方文化优越观已大体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尊西趋新乃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其结果，反西方者也多采用西方的方式或以西来观念为思想资源。康有为那时强调从事西人所长的物质学，所针对的主要已不是中国的守旧观念，而是西来的自由、平等、立宪、革命等政治观念(用新文化人的术语就是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反其"精神文明")，这是全书的一大宗旨(由此益可见康的"后序"对梁启超的贬斥态度)。不过1919年的康有为久已退居中国思想言说的边缘，所以后来攻击梁启超"反科学"的胡适等新文化人便未曾注意到他们竟然有这样一个守旧的同盟者(当然也可能因康已名声不佳而不欲利用)。
《物质救国论》是康有为自戊戌出亡后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带总结性的反思，非常值得关注(并参看康当时所著的《列国游记》）。如果可以通过"关键词"来看康的主张，则他是以"物质"(物质学、新物质学)为手段以达"救国"之目的；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近于法家)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物质学。
在康有为眼中，当时世界分为"新世"与"旧世"两部分，而前者是主流。所以他虽然以"物质学"(略同于今日所说的"科技"而稍异)为判断标准区分两个世界:"有此者为新世界，则日生强；无此者为旧世界，则日渐灭"；并注意到具体以"蒸汽电化之机"为表征的"机工之世界"和"劳手足"的"农世界"之两分，但他通常使用"新世"来概括整个世界，或者可说他认为"新世"的方向代表了整个"大地"发展的方向，与后来新文化人的观念其实相当接近。
他给"新世"下的定义是:"方今竞争之世何世哉?吾敢谓为军兵炮舰工商之世也。此数者皆不外物质而已，故军兵炮舰者以之强国，在物质；工商者以之足民，亦在物质。"在这样的"新世"中,"军国民(康全书皆将"军国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很值得注意)百业之待用，无一不资于物质之学"。故"物质学尤精、机器改良尤妙者，其国之强、民之富、士之智，亦因以进。军国之力与物质之学，相比较为升降之率焉，万国皆然"。一言以蔽之,"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且是否了解强弱概念的转变对国家的兴亡有直接的关系，俄帝彼得"知强弱之故，不在人民之多寡、土地之大小，而在物质工艺之兴盛与否"，故能兴盛；印度朝野"不知国之强弱在物质学，而但欲革命自立"，结果是亡国。
中国古代专意农桑，固因"人道之始，惟需衣食，圣人因人道而为治"。然而所谓五口之家田百亩的农耕生活基础上那种衣食足而教化兴的"治化"之境，不过是"士人数千年所想望而未得之者，徒令千年八股家赞叹想慕如神山楼阁而已"。实际上，当时欧美山野僻氓的日常生活已是中国"公卿之所不及"，而其工作之馀的休闲享受更有"古天子之奉"。中西之间"劳逸美苦恶乐之殊科悬绝"若此，都因中国以农立国而物质学未开，故即使尧舜再生、伊周执政，也"不得不止于此"。但似此"民生之劳苦俭觳，国体之不壮美丽都，今欧美人必极笑之，或且以为朴陋近野蛮矣"。
本来康认为"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而且他游欧之后，也亲见乞丐穷困之人，其"贪诈淫盗杀掠之风，苦恼之情，饥寒污秽之状，压制等别之事，及宫室之古陋卑小，道路狭隘不洁，政治之机巧变诈，专制压抑隔绝，不完不备，一切人情风俗事势，乃皆与中国全同合化，而无有少异。"故"文明者，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可以说,"鄙陋之区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如美国"所谓富强者，则诚富强矣。若所谓道德教化乎，则吾未之知也。是其所谓文明者，人观其外之物质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风俗言之，则忠信已浇，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若"以欧美人与中国比较，风俗之美恶，吾未知其孰优也"；但"如以物质论文明，则[欧美]诚胜中国矣"。
关键在于，近代中国所处的正是以物质论文明的"新世"，而且还落实在军事竞争之上。"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故"日本胜俄，则欧人大敬之"。兵乎兵乎！"文明之标志也"。实际上,"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学论之有助，而实皆藉工艺兵炮以致之也"。而工艺兵炮本物质学之体现,"势由力生，故欧美之能以小为大、以弱为强者，能以物质学日增其力也。力增则势增，故吾国之见弱于欧美、吾民之见贱辱于欧美，力之多寡为之"也。中国不如西方者,"但在物质而已"。
如果"欲人性之善，家敦廉让"，中国传统教化"尚有以致之。若欲易滇黔山间之俭陋，为欧美之文明，则先圣无术以致之也"。盖东方"道德之文明，可以教化至"；而西方"文明在物质，非教化可至"。虽然可说"此非文明与不文明，实有物质学与无物质学之殊"，但近代中国之百事败坏，即使在民俗方面，也呈现出"文明之不进，民智之不开"。此"固由教之未尽，亦由道路未通，民富未充之故"。其根原仍因"物质不讲致然"。反之，物质可致富，而民富也可致"文明"(如美国巨富多肯捐款兴学),"两者相生无已。全国之学既设，道路开，百机日新而并作，而军国民之日富以强，遂不求而自致矣。于是丽其宫室、美其服食、善其仪容。盖富既至矣,则以礼法相尚，言语坐立，自有规式。其不能者则笑之。自谓文明，而谓异此者为野蛮。"
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富强基础上的"文物之文明"已"非欧美之特俗"，而成为"万国之通俗"，则这一文明的评判标准自然也随之普世化。故中国"滇黔山谷之民，服食之陋，如鸟如豕,焉得而不为欧美人轻也。岂惟滇黔山谷之民，以欧美人视举中国人之俭陋，亦犹是也"。而一切"新世界政俗之源本"，即为物质之学。不从此措手,"徒用中学之旧学，固不能与之竞；即用欧美民权自由立宪公议之新说及一切法律章程，亦不能成彼之政俗也"。不知不觉间,"彼之政俗"已成康有为努力的目标了。
"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可惜同光以来中国数十年变法，一误于仅得空名之学校，再误于自由革命之说。新学堂所得"不过语言文字之微，堂室窗户台椅之式；欧美政俗之粗略，分毫未得其实用"。以当时"中国之散漫无纪"，正宜仿行德国整齐严肃之治,而欲以自由救之，适得其反。故康反复"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惟在物质，且需落实在"工艺汽电炮舰与兵"之上。整个世界"已变为大列国之势"，在"霸义大出竞争最烈之时"，双方交战"苟械有不敌，胜负立决，无可为言"。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若对比柏拉图的"哲学王"和曾静以为皇帝合该儒生作的中西观念，曾有心作"教主"的康有为在物质救国的路上走得可谓远矣。
本来康以为"恶心之轻重大小，视其求争之风之轻重大小以为差"。富强之国,"其所挟避求争之势最甚，则其相迫而为贪伪盗杀机巧变诈压制苦恼之风亦最甚"。但在欧美"政俗"成为努力目标之后，康进而主张"在今日竞争之世，真欲保守，必先扩张"，故中国应大兴海军,"不止防内，且可以拓外"，海外殖民"实有国者之天职"。主张大同的康有为此时显然认为不到大同之时便可以先行非大同之道；但他视殖民扩张为"有国者之天职"，与"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其思想转变诚可谓根本的质变。
王先谦在研究日本近代史时发现，当初日本在西力冲击下"捐弃故技，师法泰西"的过程中，对于怎样学西方也曾有内部的争论。但因甲午战胜中国得到战争赔款，于是"彼国之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王注意到日本的内部问题已导致学西方之改革是否正确的疑问，后因战胜中国而获得肯定的解答。惟正因西式改革的正当性得自对外战争，就同时提高了对外征战的地位，从而隐伏了走向军国主义之路。这样一种重"力"的倾向当然会影响到甲午后大量涌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康有为上述观念恐怕也与他戊戌变法后游历日本相关。一般研究者多谓近代中国文化抵御西潮至为"顽固"，所以维新变法远不如近邻日本。然而，若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即像康有为这样走向西方的"文明"，则东亚或早已无日本立足之地了。
（原刊《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