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朗的几笔墨痕构成一幅画图：薄暮时分，苍天如黛，芦帘低卷，廊边小桌，桌上杯壶散置，一弯新月遥挂天幕，气氛静谧漫然，图题：“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就是丰子恺那幅名作，内中透出的空灵与文人气，注定了他以漫画美文为寄托的生涯，也因之与众多文化人结缘，其中，便有鲁迅、周作人兄弟。他数次为鲁迅小说绘插图，还应约为周作人诗集配画。青年丰子恺曾因与鲁迅同时翻译《苦闷的象征》发生“撞车” 而登门“致歉”， 晚年又因翻译《源氏物语》与周作人发生关联。
同属浙东水乡，又相继留学扶桑，丰子恺和周氏兄弟有着近乎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虽年龄、志业不同，却均为“五四”前后脱颖而出的文化人。当然，丰钦仰二周的文学成就，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丰氏漫画、随笔和翻译三项“笔政”中，以出版结集的先后而论，《缘缘堂随笔》最晚（1931年），《子恺漫画》次之（1925年底），而翻译集最先，这便是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苦闷的象征》。该书原著者乃日人橱川白村，其文艺理论当时颇受推重。同时，鲁迅亦翻译了该书，作为“未名丛刊”之一于1924年底由新潮社出版。在《关于〈苦闷的象征〉》通信中鲁迅提及：“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
闻知与鲁迅“撞车”，丰子恺深感不安，他认为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此后便通过与鲁迅素稔的学生陶元庆介绍，于1927年11月27日拜访了鲁迅，其时丰29岁，鲁迅47岁。此次会面加深了丰对鲁迅的敬重。鲁迅一向主张“硬译”(直译)，与丰氏通俗流畅的风格明显不同，一些青年对照《苦闷的象征》两个译本，感觉鲁译诘屈聱牙，有的句子长近百字，而丰译则易懂又有文采。与两译者均有交往的学生季小波写信给鲁迅，直言上述感受，请教直译意译问题。鲁迅回信，坦言他译的不如丰译“易读”，并自嘲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丰子恺作阿Q漫画，鲁迅在世时已有单页见诸报刊。1934年10月《中华日报》“戏”周刊发表鲁迅谈阿Q剧本的专访，其中鲁迅谈到：“绍兴乡下根本没有那么大的酒店，招牌上也不写‘太白遗风’那么文雅的句子，顶多是‘不二价’。劈头看见丰子恺的画—— —个工人靠在柜台上喝酒，旁边也写着‘太白遗风’，莫非外省酒店有这样的句子么？”丰氏系统为鲁迅小说绘画却屡受战争洗礼：1937年春，始作阿Q漫画数十幅，他的学生将画稿汇集成册，制成锌版，于同年夏交上海南市一印刷厂印制。岂料“八·一三”事变骤起，南市顿成火海，画稿付之一炬。翌年春，丰在汉口，钱君 自广州来函为《文丛》杂志索漫画阿Q稿，遂重绘八幅寄去，仅刊出两幅，便遭遇日军对广州的大轰炸，余稿再次化为灰烬。1939年春，迁至广西的丰子恺第三次绘成《漫画阿Q正传》，并请绍兴友人订正民俗缺漏，力求无误，该书终由开明书店出版。他自称：“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毁吾之志”，其豪情令人感奋。1949年丰又为《祝福》等八篇小说作画140幅，辑成《绘画鲁迅小说》由上海万叶书店印行，自序谓：将小说改为绘画，“这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
早在1925年冬，北京朴社印行俞平伯新诗集《忆》时，周作人就注意到丰子恺为此书所绘的彩色插图，周其后在《〈忆〉的装订》一文中称，此插图的漫画风格着实有趣。当时周对丰的漫画尚能认可。丰子恺写作缘缘堂随笔，对知堂这位散文大家该是心仪叹服的。抗战初，丰氏辛苦用“笔”筑成的缘缘堂宅舍毁于战火，他是感受日军侵略之苦最深切的中国文化人之一。故对于变节事敌的汉奸甚为鄙视，1938年8月他在《大公报》撰发《志士与汉奸》一文，痛斥汉奸乃精神上之行尸走肉。不久，周作人“下水”的消息传至大后方，丰却认为“周先生附逆不见得确实，不过因为他是文人，易受攻击罢了”（见《宇宙风》乙刊第九期）。在此，丰居士抱持了某种“恕道”。
十年后上海《亦报》决定刊出周作人狱中所作儿童诗，约请丰子恺为其配画，他随即应允。周氏《儿童杂事诗》，乃七言打油诗，计72首，反映光绪年间绍兴一带的儿童生活及风物民俗，虽属囹圄中排遣之作，却也活脱脱吟咏出一个童稚的世界。而这正是丰的兴趣和特长所在，他对照原诗揣摩其意，绘出配图69幅。诗画于1950年刊载，画署“子恺书”，而诗作者则署“东郭生”。即令如此，这对于出狱之初的周作人来说，可谓一种精神兼物质的“救急”。六十年代前期，丰子恺承担起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出版社为他物色的“审校”正是周作人。据传，丰曾借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之便，造访周氏，研讨译事。几易寒暑，“文革”前夕，丰完成并交出了近百万字的译稿。
周作人日记显示，他确曾“鉴定”丰的译稿，从后来该书得以出版推断，周的审读意见应是“通过”。但私下里他对丰的漫画和译作均另有评论。在鉴定译稿前后，他函复香港友人的询问谓：儿童诗“上边丰子恺的插画，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日本漫画家——引注）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他在另函中又议及：“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周的学术眼光一向很高，然子恺漫画自有其受众和价值，见仁见智容或有之，然一概骂倒，便有失敦厚。周不欣赏“说书人”式的译述可以理解，但说译者不解译本为何书，未免有点故作高深。丰氏解读《源氏物语》甚久，对该书版本了如指掌，其“译后记”可证。丰写道：“今此中译本乃参考各家译注而成。原本文字古雅简朴，因此不宜全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今试用此种笔调译出，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态度认真且谦虚。比照周作人的“酷评”和前述鲁迅的“自嘲”，令人感到纵然是兄弟，其性情和待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