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春，丰子恺从上海搭乘“山城丸”邮轮赴日本。其时他怀着做职业画家的志向，到东京学习西洋美术。“到东京窥见了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丰子恺道出当时的失望和疑虑。在东京居住期间，他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浅草的歌剧馆，神田的旧书店，或银座的夜摊。
2016年春天，樱花盛开之时。我前往日本寻访一代工匠，为供职的杂志做“日本国宝”专题，乘坐新干线从京都到东京，恰好入住在浅草街区的酒店。此行，我的皮箱里带着《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好的阅读是对书籍的体验性浸润，我可以凭藉个人的行迹，回望丰子恺在20世纪前页东渡日本经历的时光，尽可能体验他的漫游，他的行迹，体察他所见的景观与人事。
银座位于东京的中央区，是世界久负盛名的购物区，如今已是国际性商业街。20世纪初的银座也是日本青年文化的聚集地，以时新潮流吸引着年轻一代。浅草是江户时期的下町，即是平民居住之地，整个区域保持着市井气息，有广受欢迎的娱乐区，西方歌剧、滑稽戏、电影院与传统的歌舞伎在这里同生共存，交汇着汹涌的游人。在当年这个地区吸引着中国的文艺青年，游学东京的丰子恺在前五个月学习西洋画，进修日语，后五个月学习小提琴，进修英语，他经常步行到神田的二手书店淘书，观看各种画展，听音乐会，看歌舞伎的演出。
偶然的机会，丰子恺在旧书摊发现明治末期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一册画集，这次发现促成了他的画艺之路的转折。在旅日前，他已在杭州初次接触国画水墨写生，然而到他在神田书店看到梦二的作品，被那些寥寥数笔却意味深长的毛笔速写震动，他开始倾心这种艺术。
旅日的时光里，丰子恺强烈感受到进入异域之后，东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但他还是钟情日本画家。《竹二画集：春之卷》1909年由乐阳堂出版，当时发行后广受欢迎。多年后丰子恺回忆他初见梦二画作时所受到的震撼：“画的简洁的表现法，坚劲流利的笔触，变化而又稳妥的构图，以及立意新奇，笔画雅秀的题字，都令人难忘。”
游学日本的经历，使他找到艺术灵感，也对他醉心的画艺产生全新认识。从日本归国后，丰子恺在恩师李叔同的教导和影响下，深入研究文人水墨画的传统技法，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经年的修炼使他终成一代艺术大师。
艺术家以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被载入史册。但是因为20世纪的灾难性历史，很难有个体生命全然辉煌。中国尤是，现当代中国人经历的灾难更多，战争、饥荒、离乱。
我怀有好奇的是丰子恺如何经历那些浩劫般的时光，他与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有什么异同？像阅读所有值得阅读的书籍一样，《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在我阅读过之后再次挑选重要章节重读。在读过“师自然”、“东渡日本”、“抒情漫画家”等章节，第九章的“解放之后”，是我多次阅读的，我想看到丰子恺先生怎样度过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频仍的时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严峻的时刻，也是考验生命力强韧或脆弱的时刻。传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认知力，它在宏阔的社会背景下叙述了政治运动的状态，上至政治领袖的行为，下至黎明百姓的人生，都有翔实而真切的描述，其中多有笔触精微而深入地叙述传主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记录了丰子恺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二
丰子恺发现，在文化领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清理整顿已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很快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逐步推开，在教育、音乐、出版界，以及众多作家中引起动荡剧变。
这是《丰子恺传：艺术的逃难》中290页写到的情节。“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第一次作为整体被要求积极改造思想。只有经过适当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运动顺理成章地先从大学、出版社和文化机构开始，随着运动的开展，令人不安的全新的政治术语被引进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动进入“被怀疑者的名单”，必须公开宣布与过去的错误决裂，必须经过“洗澡”这一关，脱裤子、割尾巴、丢掉旧的思想和行为，才能被新社会接纳。
在狂飙般席卷的政治运动中，丰子恺与他几乎所有的党外好友，包括俞平伯、朱光潜等都为融入新社会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受到严厉批判，不断有厄运来袭。丰子恺被批判也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判，人格的凌辱，人权的被侵害被剥夺已成常态。是的，难有人能超越时代的限制和现实境遇，被视为隐士的另类艺术家也不能。在诸多章节里，我们看到丰子恺在政治运动中的无奈以及惶惑不安，丰子恺必须像他的同时代文人学者一样做出政治性表达。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指引以及控制。那是那一代人普遍有过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残酷、荒诞而悲凉。
就像我们知道的，“洗澡”，即“思想改造”只是密集运行的政治运动的序曲，连番的政治运动最后演变为历史性的浩劫。1966年，红色飓风狂袭中国大地之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傅雷与夫人选择悬梁自尽，靠近新政权，不断向领袖表忠心的作家老舍在饱受凌辱之后自沉太平湖，一代儒学大家冯友兰放弃对于国家及社会变革的主见，加入“文革”御用写作班子，成为“梁效”一员。生于上世纪前夜的这一代人，注定他们的运命坎坷多折。政治有时是一种激情，也是信仰，当然还是权谋，1949年之后中国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于红色风暴，或者在红色风暴中投机，或者迷失，最后无例外是悲剧性命运。胡风、周扬、丁玲、路翎，巴金，等等，这些在浩劫中受尽摧残者的名录可以开到无限长，它的长度愈延展，愈使我们黯然神伤。
丰子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无数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和他一样，在诱导说服乃至威胁之下，对自己痛加贬损，被迫承认过去所犯的无根无据的错误，宣誓效忠于人民。之后，他们才被允许加入新公民（人民）的行列。
传记作家的慨叹也是读者的慨叹。时代的悲剧性无疑是这代人的共同宿命，回望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这代中国人，无不带有这悲怆的遗迹。那些载入新中国史册的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很少没有被摧残过的。以前我们以为丰子恺先生是中国艺文界的异数，作为诗僧合一的江南才子李叔同先生的亲授弟子，他深受恩师影响，长期浸润儒释道的思想，心性淡泊，窃以为丰子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是独立于时潮世风的。然而事实上丰子恺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知识分子普遍有过的悲剧。没有人能逃离红色风暴狂袭下的悲剧性命运，丰子恺也不能。
三
传记是第一次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完整描写丰子恺，也许因为它的作者是外国人——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也因为他是跨领域的电影制作人，《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在思想上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对历史的呈现真实而中正，不为尊者讳，其中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叙述详尽而深入，对知识分子受到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多有细节描述。
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及命运是我关注的，艺术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脉，他们的心灵史及精神境况映照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展现了丰子恺的成长史，他的出生环境，学养的培植，师承关系，学术成就，艺术造诣。这都是我们通常在艺术家传记中看到的叙述，一代诗僧李叔同与丰子恺的师生关系，已成艺坛佳话。每个艺术家的成长道路都是独特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包括时代背景和社会演进的图景也都是熟悉的。不同的是传记对传主的内心呈现和精神分析。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矛盾，他的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在社会的进退，与权力者的关系，这是隐秘的鏖战。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精神历程，个人智识的觉醒与现实的磨难共生。
传记作者引述匈牙利作家杰克▪哈拉兹提的话说：
艺术家被训练得不能创作任何不得出版的作品……任何形式的公开抵抗都被视为专业不过关的表现。国家是仁慈的，艺术家尽量不去冒犯它，服从者将获得自上而下的慷慨对待。人类个体命运的波动和摧折笼罩在国家在历史和时间的演进中。
阅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前后，我也在阅读苏珊▪桑特格。随笔集《重点所在》、《同时》,谈话录《我幻想着粉碎一切》、《苏珊•桑塔格谈话录》。杰出头脑，卓越心灵，正直人格，这些优良质量集于一身。2004年苏珊去世时我做她的纪念专题，苏珊的友人——诗人杨炼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论及她的逝去是“世界失去了一个评估的尺度。”
除了艺术造诣和学术成就，我更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与公共表现。在阅读《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时，我的注意力不断被吸引到桑塔格那里，以她作标尺衡量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苏珊▪桑塔格是现代的，更符合文明世界，同时也是普世性的，她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关注公共事务，以批判为己任，对权力说真话。
1967年2月28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合发表抗议“文革”的宣言，但很少有中国作家抗议这种极端的文化恐怖主义。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自杀，只有依附和服从可以选择。除了自杀，属于那代知识分子的还有牛棚，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回忆过他们被关在牛棚的经历。劳改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去处，比如甘肃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当年关押过很多人。
阅读丰子恺时候则感受到弥漫在书页间的中国印迹，权力的意志和政治性对人的肆意压迫、改造和摧残，对批评者的整肃使个人精神的独立完全丧失，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在艺术家群落也罕有拥有独立意志，所有在现实中沉浮的个人都必须忠顺于权力的意志，依附于体制和组织。艺术家的人生运行如鸵鸟只能在规定的政治沙漠里逡巡，即使以隐士姿态行世的丰子恺也如是。他在政治运动中写下的那些自我批判，自我检查，无不显现出个人的脆弱以及政治环境的严酷险恶。
晚年的丰子恺除了绘画技艺日臻纯熟，他的人生经验愈益练达。对佛教的皈依使他性情趋于淡泊和出世。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除了作出必要的社会应对，丰子恺选择的基本人生策略是隐逸，尽管做隐士很难。应该说，传记的题名“艺术的逃难”对丰子恺的概述是准确的。比较他的好友们，比起那些罹难者，丰子恺确实是个异数。他在经历过惨烈的浩劫之后幸存下来，即使在政治迫害中也保全着生命的赤诚，保全着人格的尊严。在残酷岁月中太多的人沦为牺牲品，太多的人在历史洪流中遗留可耻的印迹，而丰子恺选择的隐逸般的生活道路使他基本避开了魔鬼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