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新中国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一场涉及面极广、历时最长的特大举措。其显著动机在于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对教师队伍进行清理加强思想改造的政治需要。其结果是对旧中国的大学大规模的改造重建，全面移植模仿苏联教育模式。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对那场大调整记忆犹新，不妨带上几笔。
北京大学原是沿袭建国前大学模式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包括文、法、理、工、医、农学院），调整后改为文理科综合大学（一般称综合大学），其他几个院的命运不外停办、肢解合并到其他多科性工科院校或独立办单科学院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经院系调整后，全国综合大学只留存北京大学独个哲学系，其他综合大学的哲学系师生全部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师资阵营——如汤用彤、贺麟、郑昕、任继愈、齐良骥、汪子嵩、黄枬森、王太庆以及原燕京大学的吴允曾等名家、教授、讲师，我是唯一的助教。我也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具体的接待任务，组织高年级学生成天奔波忙碌，穿梭于火车站与燕园之间。令我难忘的是，这倒使我有机会目睹久闻其名、初见其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哲学专家教授的风采。全国仅此一家的北大哲学系当时是名家荟萃，盛况空前。有来自北大邻居清华大学的哲学系的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我上过金先生的逻辑学）、冯友兰、任华、王宪钧、张岱年、沈有鼎、周礼全、朱伯崑诸先生 ；来自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宗白华、熊伟、苗力田诸先生；来自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洪谦、周辅成、黄子通、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诸先生；来自中山大学的朱谦之、方书春、李曰华、马采、容汝涅诸先生等等。这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集中在一起办一个独一无二的哲学系，这在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道难以铭状的风景线。它显然并不是为了发展哲学学术事业的需要，因为很多课不开了，老教授的当务之急是思想改造，高举批判、自我批判的旗帜，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当时学习苏联按专业划分为教研室，我在以洪谦先生为教研室主任的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不久我就被调到直属校方的新建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除主讲联共党史外，起初还担任黄枬森主持的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生班的辅导工作，后来突击学了俄语又担任苏联专家助手主持研究生班。我虽身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但仍然与哲学系、特别是外国哲学教研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洪谦先生是享有盛誉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和该学派的唯一来自东方国家的代表，是我国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先驱。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哲学》，我在联大时就买了这本书，对先生仰慕不已，但一直没有机会聆听他讲这门课。院系调整后，以为有机会了，结果是洪先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课都不能上了，他作为教研室主任就组织教研室的成员搞翻译，他以极大的热情主持编译影响深远的功德无量的多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1.古希腊罗马哲学；2.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4.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并把最后的编辑定稿工作交给王太庆先生。他们也邀请我参加这项工作，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的翻译工作。这样我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几年里，也就有幸在教学之余继续做一些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工作了。
我清晰地记得，一天，太庆找到我，要我翻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说这是洪先生的意思，见我有点迟疑，太庆又说，你别急，洪先生说“你译我校”，你先看看这篇序言是怎么回事再说。有了太庆作后盾，我就增添了勇气。黑格尔这篇序有人称之为“黑格尔全哲学体系的宣言”，它的全名是“序言：关于科学的认识”，读了这篇全文近四万多字的序言，我才了解到，原来《小逻辑》中的概念认识和概念辩证法的源头就在这里！这样，我就怀着极大的喜悦和强烈的渴望，欣然接下了这项翻译任务。但当着手进行翻译时，我却感受到了在译“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时所没有遇到过的困难，主要是句子冗长，意义晦涩。我常就一些长句和词的译法向太庆请教。写到这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太庆的缅怀与敬意。他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的独到的翻译理念与严谨的翻译态度和典范式的翻译成果永远是我国哲学界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心中追求的目标，在这位谌称翻译大家谢世后，“谁来接过这幅重担？”成为大家心中的不解之痛。回想在那个年代能搞点翻译就很不容易了，说起来都是托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福。虽然如此，还是如履薄冰，今天在埋头工作，明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像太庆这样纯粹的、作用无可替代的学者还是在劫难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被遣往宁夏进行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三十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平反，在黄枬森任系主任、朱德生任总支书记时，朱德生前往宁夏才将他接回北大，历史将记住这无可挽回的一切！
太庆对我翻译工作的细致的帮助与亲切的勉励我永远铭记在心。如对于长句的处理，我觉得可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弄清楚长句的语法结构，这不算太难；第二步比较难，就是弄清楚句子所包含的真实意义；第三步才是下功夫用恰当的汉语形式（语法结构和词汇）将所理解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太庆肯定了这样的三步走，强调关键在第二步，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理解句子的真实意义，他进一步提出了要弄清楚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形式中所包含的逻辑结构的问题，并说只有通过对概念的逻辑分析、逻辑推理、逻辑论证来把握句子的语言结构中的逻辑结构，才能真正理解句子的真实意义，这使我如获至宝。在这里，我就用一个例句来说明：
Sie ist als Subjekt die reine einfache Negativität ,eben dadurch die Entzweiung des Einfachen , order die entgegensetzende Verdopplung, welche wieder die Nagation dieser gleichgültigen Verschiedenheit und ihres Gegensatzes ist: nur diese sich wiederherstellende Gleichheit oder die Reflexion im Anderssein in sich selbst――nicht eine ursprüngliche Einheit als solche, oder unmittelbare als solche, ist das Wahre.
这个句子相当长，语法结构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把握其逻辑结构，为此就要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它的上句所说的“活的实体”是“建立自己本身的运动”，这是本句内容的逻辑上的前提和出发点；而它的下句中所说的“实体”作为主体是“一个园圈”式的生成过程，则是本句内容的逻辑上的结论。根据这样的理解，我将这个句子译为：“作为主体的实体，是纯粹的、单纯的否定性，正因为如此，它是单纯的东西一分为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树立对立面的二重化过程，这个过程又是对于这种无关紧要的差异性及其对立面的否定：真实的东西只是这种恢复自己的同一性，或者在对方中回到自己的反思，而不是一种原始的统一体本身，或直接的统一性本身。”太庆对我的理解和译文表示了赞同和首肯，认为由于对上下文逻辑关系的掌握，译文就非常流畅和有力。又如，黑格尔批评谢林的形式主义、图式主义的那些段落里出现的Manier 这个词究竟如何译才好？我经过好些试译和比较，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才确定译为“作风”。太庆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这段经过，他考虑斟酌后也肯定了这个译法并表示赞赏。这件事也许在他那里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二十多年后的一次通信中他还有意提到这件往事。
在北大时，我和太庆都住在才斋，彼此过往甚密。当时《哲学译丛》杂志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向他咨询民主德国“哲学杂志”的情况和动态，请他推荐和翻译一些有关的通讯和报导，他有时忙不过来就要我翻译一点。当时我已经完成了《精神现象学》序言的翻译。我记得《哲学译丛》1957年第3期就刊登了我译他校的两篇文章：“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德国哲学的状况”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状况”。与此同时，太庆也在着手校阅我的译稿。在一次交谈中，他对我说：“事太多了，你的译稿还没校完，但已可以肯定，译文在“信”字上下了很大功夫，这方面是过得硬的”。 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我心中就踏实了，但我也明白，我还要在“达”字上更加努力。
太庆对我的译稿进行了仔细的校阅，无论是他严肃认真的、一丝不苟的校阅态度和使译稿更完善的学术水平，还是他校阅的具体操作方法都使我受用终生，永志不忘。他的校改都用铅笔，将改动处写在原稿的两侧。我当时问他为什么要用铅笔写，他回答说用铅笔写是为了方便译者对校改意见是否采纳或如何采纳作最后的决定；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排版时，凡铅笔字排版者都不会照排。洪先生交给我的首译《精神现象学》序言的任务在太庆的帮助下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这篇长的译序被刊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0年1月）；署名：北京大学哲学系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后记列出了担任本卷译校工作的同志，其中“精神现象学”序言——杨祖陶译，王复（即王太庆）校。这个“译序”使我国的黑格尔哲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能够比《精神现象学》全译本问世更早一些读到，这是令人高兴的！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上，我和王树人同志初次见面互相自我介绍，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他立即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精神现象学》序言的最早译者！”
通过“译序”难忘洪先生对我的信任与提携。一些很小的往事也会涌上心头。洪先生对后学十分亲切，总是把年轻人当作朋友交往，我常到洪先生家去切磋学问，讨论问题。有一天他突然从燕东园家中来到我在未名湖畔的才斋集体宿舍的筒子楼，肖静宁也在，我与她正在谈对象，她从我四姐那里学会做沙拉，想试一试，那时没有沙拉酱，自己用麻油蛋黄来调制，也没有别的材料，只有土豆，也不知道掌握分量，做了好大一盘，刚巧被洪先生看到，他很吃惊，说你们的胃口真大呀！洪先生个子很高，我跟他站在一起反差很大。他总戴着金边眼镜，清瘦的学者面庞，非常平易近人，很有亲和力。有一天，他要我陪他一起到城里去，说好久没去过了，想去书店逛一逛。我以为他是要到王府井外文书店，到了王府井站下车后，他却带我往反方向走，拐了几个弯，走进远离闹市的一处专供高级知识分子购买进口外文书藉的小书店，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选购了一两本书，又带我回到王府井东安市场，要我陪他喝咖啡，他边喝咖啡，边向我讲了一点在德国、奥地利游学期间坐咖啡馆的休闲轶事，还提到了他的老师石里克。可惜我那时并不懂得老一辈学者对自由的学术空气和学术师友的怀念，这就是一种极其淡淡的和有限的寄托吧。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机会与洪先生在一起实在是太“奢侈”了。
由于洪先生的信任，在太庆的帮助下我才刚刚作了一点翻译工作，《精神现象学》序的译事还没有完，洪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要我校阅方书春先生选译的洛克《人类理智论》约四万五千字的译文。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怎么行？”方先生是留美的著名学者，懂几门外语，译有烩灸人口的如《物性论》等多部译著的著名翻译家。心中无数，自然就向太庆求教。他说的倒是痛快，洪先生要你校你就校，搞校的的工作，首要的一条就是不要去管译者是谁，而是负起校的责任，当校改的就校改，我校你的译文就是这么做的。我平生的第一次校译就这样开始了。我深深地体会到，校译和译一样，在着手之前必须对原著的总体有一通盘的把握，明了其原旨原意所在，以便在具体工作进行时心中有数。校者必须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认真的把握和审视，判明有无误译、漏译或不当之处，并努力找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认为翻译难，校译也不易，有时甚至更难。因为校者负有把关和保证质量的重大责任。校译之难还表现在，译者都各有其特殊的译法与风格，对此校者必须有充分理解，以便在校改时，那怕是推翻重译的，也应与之保持一致。这决不是仓促行事所能凑效的，我只有百倍的努力不负重托。在校毕方书春先生的译文后，洪先生又交给我两个校译的任务。当时洪先生与太庆在主持这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的工作时，每一选译部分都要经过译和校这样两个程序，这样可以更好地对读者负责。我当时是班子中最年轻的，办事严肃认真，深得洪先生的信任，也便于他调配。接下来又要我与他共同校阅宗白华先生关于费希特的《‘知识学’引论第一篇》的译文。宗白华先生是我早已仰慕的留学德国归来的大学者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比我年长30岁，只因院系调整，只因洪先生主持这项功德无量的工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有这种协助洪先生校阅宗先生译稿的机会；后又协助洪先生共同校阅王太庆选译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两者总计十万字的校译中都是一种向洪先生学习、向译者学习的绝好的、难得的机会，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无论在知识体系上，翻译能力上都得到了极好的锻炼，是我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6年底我终于得以从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回到了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系主任金岳霖先生为此格外高兴。我原以为这一下可以放手从事我喜爱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了。可是我的这种想法后来完全落空了，接踵而来的是1957 的反右风暴，然后是哲学系一锅端下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多。1959年春刚回到学校，还来不及打开书本，就得到通知，调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理由是陈修斋先生因反右的牵连不让上课，武汉大学十万火急来北大要人。这样，我就不得不告别了我学习工作达十三年（自1946年从西南联大复原起）之久的北京大学，告别了我尊敬的老师和亲密的友人，扶老携幼，南下到我从来未想到过会去的武昌珞珈山！从此，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一切就只有永远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成为一首无言的歌……。
（2008-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