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翻译有那么多种类，比如科技翻译、社科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商务翻译、文学翻译，但从语言角度来说，文学翻译是最难的。这是因为，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是语言的最高层次。最高层次是什么层次？审美层次、艺术层次。也就是说，语言的艺术审美形式是文学。反过来说，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审美艺术。我以为，文学概论中说的文学三大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之中，唯独审美功能，通过语言艺术给人以审美愉悦这一功能是其他学科门类和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遗憾的是，由于一言难尽的原因，很长时间里我们忽略了文学作品的这一功能。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对此有多么重视。包括文学翻译在内，人们只顾说说说，而忘了怎么说。其实怎么说才是艺术，才是美，才是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或者审美信息。老一辈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翻译美学”这个术语，认为“翻译绕不开美学”，这是完全符合翻译这一“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活动”（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语）的自身规律的。

说到美，最日常性的联想往往和女性有关。文艺复兴（不妨说是审美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一句流行语就曾把翻译比喻成女性：“翻译如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这句话我最初是从日文书中得知的：“翻訳は女に似ている。忠実なときには糠味噌くさく、美しいときには不実である。”根据日文，也可译为：“翻译和女人相似，漂亮的时候不贞洁，贞洁的时候不漂亮。”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有歧视女性的意味，但作为引用者的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翻译、文学翻译必须美，必须漂亮。却又不能仅仅漂亮，必须漂亮与忠实兼而得之。换言之，理想的翻译就是要既忠实又漂亮。那么这样的翻译，这样的译者有没有呢？不多，绝对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但有还是有的。

英文汉译我固然不太熟悉，但至少王佐良译的培根读书名言是为其一：“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你看，英汉之间，妙而化之，天衣无缝。可谓美而不妖，贞而不俗。汉译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最服傅雷。他举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头一句为例：“Le grondement du fleuvemonte derrière lamaison”直译为“大江的轰隆轰隆声，从屋子后面升上来”。而傅雷译为“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化人为己，水乳交融，既顾盼生辉又守身如玉，斐然而成名译。日本文学翻译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窃以为是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鬼斧神工，出神入化，信手拈来，绝尘而去。个别理解或有不足，原意传达或有不逮，但在整体审美意韵的捕捉和重构上，无人可出其右。读之可知译事之难，可叹译笔之工，可生敬畏之情。

忠实与漂亮如何兼而得之的问题，其实也是学翻译搞翻译的人尽人皆知的“信达雅”如何认识和实践的问题。“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达雅三个字，解释起来也够难的，“雅”尤其众说纷纭，质疑也最多。听起来最为理直气壮的质疑是：原文是俗的难道也非要译成雅的不可？

“信”，其实也有任性、随意的意思：信手拈来、信步前行、信口开河、信马由缰。这里当然是真实、确实、诚实、忠实，忠实于原文之意。不偏不倚，不即不离，不增不减。一言以蔽之，不伪—信哉斯言。“达”，达意。孔子说“辞，达意而已”，词不达意是不成的。一般理解为通达、畅达、顺达—达哉斯言。“雅”，古人说“辞令就得谓之雅”，大意是，话说得恰到好处、说得得体就是雅—雅哉斯言。也不仅是说话，穿戴也好，化妆也好，礼节也好，房子装修也好，得体都是最不容易的。稍有疏忽就弄巧成拙，走向反面：庸俗、粗俗、恶俗或者显摆、浅薄、浅陋。用东北话说，就是嘚瑟、臭美，穿上龙袍不像太子，扎上孔雀尾巴也还是黑乌鸦。

在这个意义上，雅乃是一种层次极高的审美追求、审美理想。诸如雅致、雅度、雅量、雅望，又如高雅、优雅、风雅、古雅、典雅（二十四诗品之一）等等。简言之，得体是一种艺术，雅是一种艺术，艺术审美，审美艺术。表现在文学翻译上，即是译文的艺术性（Art）、文学性，即是原作的文学审美功能的重构和忠实再现。是的，我认为达、雅，其实也是个信的问题，也是信的表现。就侧重面来说，信，侧重于语义忠实或内容忠实，属于文学翻译的形式层;达，侧重于行文忠实或文体忠实，属其风格层;雅，侧重于艺术忠实或美感忠实，属于审美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法语有句话说“翻译即背叛”（Traduirec’esttrahir），即使“背叛”，也要形式层的背叛服从风格层，风格层的背叛服从审美层，而审美层是不可背叛的文学翻译之重。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所谓翻译观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审美忠实。

下面看一下村上春树的翻译观—“捧金鱼”、“捧金鱼”节奏。先交待一句，村上翻译观是我擅自总结的，人家自己没说。说这个之前，先考察一下村上對别人翻译自己作品的态度。

村上二00六年在《远近》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翻译与被翻译》的随笔，其中写道：“对于用英文翻译的我的小说，我大体是啪啪啦啦翻看一下的，看上去还蛮有意思（这是因为自己早已忘了梗概），激动着笑着一口气看到最后。因此，若事后译者问我译得如何，我也只能回答：‘啊，看得一路畅通，还是很不错的嘛！’几乎完全提不出这里如何那里怎样的技术性意见。……既然能让人看得一路畅通心情愉快，那么翻译想必完全尽到了作为翻译的义务—这是我作为原作者的基本态度。因为我所考虑的故事、所设定的故事就是那个样子的。”他还说，“我本身搞翻译（英文→日文）搞了相当长时间，相应晓得翻译这东西是何等艰苦而又何等愉快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知晓一个个翻译家使得文本固有的滋味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村上在文章最后表示：“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至爱。”

概括一下，较之一词一句的技术性得失，村上看重的更是“一路畅通”的整体性审美效果。为此必须对翻译本身怀有爱—翻译是爱的行为。而不是功利性行为，与养家糊口无关，与课题研究无关，与外译项目无关。其实，这已透露了村上的翻译观信息。

话说回来，对译者持有这种态度的原作者肯定不止村上一人。所以这些话也可以看作多数作者对译者的希望和要求：一、怀有爱、偏爱、充满偏见的爱;二、读起来要一路畅通、一气呵成，而不是读起来磕磕绊绊别别扭扭;三、要知道你的翻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改变“文本固有的滋味”，不可能百分之百原汁原味，也就是说译文在客观上必然带有译者的主体性以至癖好（bias）。其实村上早在一九八九年就表达了对译者主体性的认可。他说一个让他比什么都感到欣喜的事实，就是同以往相比，译者能够更有弹性地弹出自己的主体性（identity）了，可以拥有译者本人的面目而不受非议了（参阅《新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号《上のくせ玉》）。不难看出，这也是村上翻译观的一个方面。

对于译者，上面三点的第一点第三点都不难，难的是第二点：读起来“一路畅通”或一气呵成。好在村上就此提出了对策。那就是修炼文体，尤其修炼文体的节奏。村上在四十多年前刚出道的时候就几次强调“文体就是一切”（文体はすべてである），在二0一七年四月出版的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又一次强调文体的重要性：“我大体作为专业作家写了近四十年小说，可是若说自己至今干了什么，那就是修炼文体，几乎仅此而已。”

既然原作者修炼文体并且修炼了四十年，那么不用说，作为译者也必须跟着修炼文体。如何修炼呢？重点修炼什么呢？节奏！村上指出：“对于我，节奏比什么都宝贵。比如翻译的时候，把原文照原样准确译过来固然重要，但有时候必须调整节奏。这是因为，英语的节奏和日语的节奏，结构本来就有区别。这就需要把英语的节奏因势利导地转换成日语节奏，文章因此活了起来。”“没有节奏，事物就无从谈起。”这是他始终一贯的主张，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曾这样说道：“创作也好翻译也好，大凡文章，最重要的都是节奏……文章这东西，必须把人推向前去，让人弓着身子一路奔走。而这就是节奏，和音乐是同一回事。”（《翻译夜话》）“一路奔走”，同前面說的“一路畅通”可谓异曲同工，靠的都是节奏。他曾如此描述翻译塞林格《麦田守望者》时的感觉：此人文章的节奏简直是魔术。“无论其魔术性是什么，都不能用翻译扼杀。这点至关重要。就好像双手捧起活蹦乱跳的金鱼刻不容缓地放进另一个鱼缸。”我把村上的翻译观戏称为“捧金鱼”，即由此而来。不言而喻，“捧金鱼”，就是紧跟原作的节奏—“捧金鱼”节奏。

也许读者有疑问：你说自己的翻译观是“审美忠实”，村上的翻译观则是“捧金鱼”，这是不一样的吧？既然翻译观不一样，那么你能翻译好村上吗？村上能认可你的翻译吗？而我要说，不一样中有一样的。“捧金鱼”指的是节奏之美，而节奏之美自然包括在审美要素之中。节奏之美，也可以说是韵律之美。而韵律是中国古典文学最为显而易见的审美形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尤其绝句、律诗和楹联，对平仄韵律的追求简直到了刻不容缓、间不容发的地步。而这样的文学基因、文化基因，虽然几经狂风暴雨的摧残，但仍然多少遗留在国人的血脉中。这也是我的译文节奏感的由来。村上的文体节奏感则主要来自爵士乐。但本质上二者讲究的都是语言的音乐性。完全不懂爵士乐节奏的我在翻译过程中之所以每有得心应手之感，原由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