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取消了中欧领导人年度峰会之后，法国总统萨科齐还是在12月6日会见了达赖，导致中法、中欧关系再次严重紧张。虽然中国方面至今没有公布对法国的制裁措施，但从外交部官员周日晚上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一事，以及之后中国舆论的群情激昂来看，中法和中欧关系再次受到重创，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了。

问题是：中欧之间发生这一切风波的真实和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简单不过的问题是：为什么与中国素来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欧洲，近来会与中国发生如此激烈的交锋？到底是中欧关系的实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还是由于其中有人为的因素？若是前者，中欧关系到底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若是后者，则这些人为因素在未来的中欧关系乃至中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究竟可能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如何研判中欧关系变化？

中欧关系近年发生的变化，有中西关系态势发生整体变化的原因，也有欧洲新一代领导人的成长背景及其个人风格的原因，同时更有中欧原先被掩盖的双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在新态势之下的重新显现等多种原因。但中欧双方如何研判双方关系的这些变化，如何研判中欧关系的本质及其在双方外交战略中的定位，如何从战略角度展开彼此关系的调适，十分考验双方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

首先，中国崛起给西方世界造成的心理冲击有相同和不同的两面。就相同一面而言，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感受到，中国崛起引起能源、市场和劳动力方面的冲击；但美欧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政治精英更多是从中国未来能否或如何挑战美国的角度来评估中国崛起，因此美国（无论是政界还是社会）对华思维中必然揉合着相同程度的政治和战略成分，而欧洲则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

美欧之间的这一差异来自于双方国际定位的不同及其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欧洲则早已跨越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国角逐阶段，改为以地区整合和融合来替代民族国家间的利益争斗。而从中国未来的发展雄心和逻辑而言，中国的发展绝不仅止于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而是成为全球大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之间的潜在战略冲突是必然的（当然，如何掌控这种潜在战略冲突的形式和程度，是中美政治家在未来几十年里需要磨合的课题），而中欧之间则不存在产生根本冲突的前提和前景。

但与此同时，美欧之间无论在历史文化还是民族性格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欧洲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未来将是导致中欧之间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只不过，这层差异在过去的岁月里，或是为冷战框架以及中欧在这一框架之下的互需所忽略，或是为中国尚未崛起之时中欧之间的互相欣赏所掩盖。如今，当中国崛起给西方世界带来整体冲击时，欧洲的这一层理想主义色彩就可能经由一些原本不为人重视的途径，从深层浮上表层，并在连欧洲人自己也无法理清的情绪之下得以爆发。

另外，除萨科齐和默克尔等人的个人因素外（如默克尔曾成长于前东德，并曾是前东德的民主运动积极成员等），这一代欧洲新领导人的成长环境也与其前任们有相当的不同。老一代欧洲领导人登上政坛及其中国观形成之时，正是冷战时期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战略蜜月期，当时中国在西方眼中是“最好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冷战结束后这一态势产生逆转，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先后出现“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而这时恰好是新一代欧洲领导人登上政坛及其中国观成型之时。

欧洲是中国战略争取对象

因此，中欧关系的变化有其复杂而深层的原因。就默克尔和萨科齐两人的个人风格而言，十分类似于布什八年前刚上任时的牛仔风格，其根源是既缺乏外交经验，又对中国缺乏认知和兴趣；而这两个特征在中国崛起给西方造成整体心理冲击的基础上，就很容易转化成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中国。

从这个角度看，面对欧洲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方面的回应是应该的，但同时也不应由此而模糊了对欧美本质差异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崛起期整体战略需求的研判。

中国崛起期的整体战略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美中欧三足鼎立的格局之下，为中国长远发展寻找合理的支撑点和环境。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结构来看，欧洲不但不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战略对手，而且可能成为中国积极争取的对象；但另一方面，现任（也许以后也会如此）的欧洲领导人则出于理想主义及其自己也无法理清的情绪，频频做出触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因此，中国对欧洲的回应如何掌握尺度，就显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美中欧三足鼎立关系已经越来越多地从政治战略层面延伸到经济和金融领域；尤其是随着此次国际金融风暴的蔓延，美中欧三足鼎立关系在维持全球金融和经济形势的稳定方面的作用，已经显得日益重要。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金融峰会上，美中欧三方围绕拯救世界金融和经济形势，以及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而展开的微妙互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美中欧三足鼎立的格局，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意义既体现于中欧双方在这一战略格局中的互相探索，也体现于双方的互相依赖。从欧洲来说，美欧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欧洲在包括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依然有着与美国不同的利益；恰恰在这方面，欧洲迫切需要来自另一个重要经济体——中国的协助和协调。

从中国来说，如果美国由于其国家定位，而必将在本世界与中国存在十分微妙的战略竞争关系，那么中国在美中欧三足鼎立的战略格局中，就必须尝试争取另外一个战略伙伴，而非树立一个新的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既可以被中国潜在争取，也可以由于中国的战略失误被认为推开的另一方，无疑就是欧洲。

当然，由于欧美之间的同质性大大超过中欧之间，尤其是面临中国崛起，欧美之间的协调大大增加，其各种针对中国的反应从表面上看，也有日趋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十分容易造成战略错判，即由于欧美之间的同质性，抑或由于其对华反应的相似性，而对欧美采取实质相同的战略举措。

对中国方面来说，需要准确研判的是：一、中欧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中欧关系持续受损，最终受损的到底是什么？三、如何在坚持自己立场底线的基础上，维持一个基本平稳、对中国具有战略建设意义的中欧关系？

中国今天面对的欧洲是一个理想色彩浓重，但与中国没有本质战略利益冲突的大陆；而中国面临的美国，则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但却可能与中国存在实质性战略冲突的国家。在这一研判的基础上，中国如何与欧洲展开巧妙的战略互动？如何既维护自身立场底线，同时又不失去战略回旋的空间？这些都是考验中国对欧和全球外交战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