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的《思痛录·露沙的路》最新修订本出版，封面左下方标榜说，“这本书是继巴金《真话集》后又一说真话的回忆录。”
是这样么？
坊间流行回忆录，尤其流行藉回忆录粉刷历史、揽功推过、自塑英姿。真话么，回忆录自然是要讲一点的；通盘造假，哄骗谁去？然而，通盘真话却又如何使得？高明的手法是真中掺假；假固然可以乱真，真何尝不能乱假，特别是在历史细节上？韦君宜回忆作假，自有不得已之处。而我如今出来戳破窗户纸，尤其不得不然，因为事涉历史，也涉及我本人。
几年之前，韦君宜的书一出版，就以当年清华同学的身份给我老伴李昌寄来一册。他不看，我捡起来放入书房内的书柜里，然而也没有看；原来就忙，加之对这位昔日的第三者原就印象欠佳。前不久一位年轻朋友从上海来电话谈事，就中却提到这本书，并谓书中说起了我。这自然引起了一点好奇心，说起了我？怎么说的？那就看看罢，总不好以人废言，虽然仍旧拖了一段时间、手头的事告一段落之后才去翻检书柜，不料那本韦著几年前出版的已经不知道哪儿去了，只得另买新版书。一看果然，如朋友告知的那样，《思痛录》把我回忆进去了。年轻朋友未曾（也无从知道，更不可能）言及的是，书中对当年三对夫妇婚变的叙说失实，谎言而且也编到了我头上，于是有这篇不得已的文章。
三对夫妇何以离异?——韦君宜的说法
韦君宜的两本书，《露沙》属自传体小说，《思痛录》则是回忆。回忆指名道姓，毫不含糊。小说虽隐去真名实姓，却演说真事、影射真人，与回忆录互相参照互为补充，作者的用意于是一目了然。两书重点相同，都是1943年延安整风过程中冤狱遍地的“抢救运动”。康生放手作孽、毛泽东赔礼作结的这场运动受害者无数，要说因此造就若干家庭变故，恐怕也是有的。问题在于《思痛录》所举的例子。韦君宜说，当时有好几对夫妇都因这场运动而离异——都是因为其中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全是如此。”——但事实偏偏全不是如此
李锐范元甄何以离异？——邓力群所作所为。
黄华和王龙宝夫妇的离异与“抢救运动”并无关联。这我知道，别的人也知道，但既属于他人隐私，我不多说。
李锐和范元甄的事却有李锐本人的文字可以引证。一言以蔽之，这场婚变完全是由于邓力群“利用职权、奸占审查对象”——挟权势插入李、范两人之间，成功地当上第三者，终于成就1944－1945年间沸沸扬扬，延安尽人皆知的邓、范丑闻。（详见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转引自1999年6月30日《中华读书报》原载《书屋》杂志1998年第4期）四十载之后的1987年7月10日，李锐曾致函赵紫阳和邓小平，函中把这件丑闻的经过和当时党组织对该负责人的处理情况说得清清楚楚：
一九四三年四月，审干时我因诬告被捕后，我的爱人范元甄（一九六一年我们离了婚）也被怀疑，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邓力群是机关学委负责人，受命审查范。他乘人之危，向范讨好泄密，花言巧语，勾引通奸。（他的爱人同在一个机关，有两个孩子。）事发后，不仅不听党的多次劝阻，且顽固坚持。由于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我于一九四四年六月释放，他还是狂妄地继续进行破坏。直到四五年一月，党不得不召开大会批判，指出他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来的恶劣品质：“严重的政治错误，玷污审干”，“目无组织，破坏纪律，有恃无恐”，还钻党的空子；若干很坏的思想，“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导致明知故犯”。在会议上还充分暴露了他为人的言行不一，满口仁义，一肚盗娼（范后来同我谈过很多）。这五天大会的结论是杨尚昆同志做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摘自1987年7月10日《李锐致赵紫阳邓小平函》）
可见李范离异是由于邓力群的破坏，而不是由于一方以另一方为特务、划清界限所致。邓力群个人的恶劣不应当归到运动头上去，尽管运动本身就恶劣。
我与魏东明何以离异？——韦君宜所言，以及所作所为
先看看她文中所言。我与魏东明的离异，韦君宜的两本书都提到了。按照《思痛录》亦即她本人的回忆，魏东明之所以与我感情破裂，是由于在“抢救运动”中——
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去说服魏东明：“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魏东明只能苦笑······（摘自《思痛录》，载《思痛录·露沙的路》新版，16页）
如果我自己承认是特务、自毁人格已经令魏东明难以忍受，我竟然还去劝说他也承认是特务，自毁人格，当然更加伤了他的心，离异也就水到渠成。小说《露沙的路》中有关文字其实也就是韦君宜本人的回忆，而且同样直白；所不同者，小童（指我）的劝说以及被劝说的杨明（指魏东明）的反应都更为具体：
据传是：小童（指我）已经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又说自己的特务上级是崔次英（指杨述），后把自己的特务关系交给了姓许的（许立群），姓许的又把这特务关系交给了杨明。她和杨明谈，要（向党组织）交代这些关系，杨明死也不肯承认。（同上书，《306页》）
以上所引，韦君宜直接下笔也好，托身露沙出面说事也罢，无非一派胡言。
魏东明的托派嫌疑
第一，抢救运动中，魏东明根本没有打成特务，而是直到后期被怀疑有托派之嫌。当时我和他的家庭关系虽然已经破裂，两人都还在中央党校三部；他在第三支部，我在第七支部（“妈妈支部”，成员都是带孩子的女同志）。三部开大会揭发批判他，主持人会上点名要我揭发他的托派关系，我只得起立发言，但没有说他是、而是说他不是托派。我说，我与老魏一起工作生活了六年多（从在育才同事时算起），并没有见到他和什么托派人物往来，也没有听到他谈过什么托派的事，“魏东明不是托派。”我这些话遭到严厉批评，一位年岁较长的女同学（苏静）指责我犯了立场错误。这次大会，有我们七支部的书记曾克在场。
第二，我从来没有听说、更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什么“不自觉的特务”。谁主张？谁举证？韦君宜已经作古，同意她观点的人请举证。
第三，我从未劝说过魏东明以特务自污。抢救期间我既然根本没有和他接触——前面说过，这时我和他的家庭关系已经破裂—两人分居，根本不见面，要劝也无从劝起。韦君宜《思痛录》中说，这些情况她得自魏东明，这话我不相信。魏东明人品虽有不堪之处——提到我与他的离异，廖梦醒大姐曾评论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可见旁人的观感——也还不至于自认特务，自毁人格，在政治问题上无中生有侮辱自己。可惜他也已辞世，无法自白了。所幸的是，运动全程，魏东明一直没有被打成特务，直到运动结束也终于没有承认是托派，当年三部的同学都是知道的。
“抢救”嘎然而止。我幸而得救
第四，运动末期我确实被“抢救”。过程见我的传记《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袁晞著），压缩摘录如下：
“抢救运动”初起，“抢救”的是年龄稍大、经历比较复杂的同志，后来越搞范围越大，一时间延安“特务”如麻，终于也“抢救”到冯兰瑞头上。
有一天子夜时分，第三支部书记汪琦到冯兰瑞住的窑洞来找她，带着她走过很长的山路、经过许多个窑洞，到了三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阎达开的窑洞。阎达开在那里正等着，他请冯兰瑞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汪琦随即离开之后，阎在窑洞里慢慢踱步，提出第一个问题：“你在重庆都做什么事啦？”
冯：“我是‘自强读书会’的党团书记，是川东青委的委员，还担任川东特委的油印工作。”
“你都印了些什么呀？”阎达开又问。
冯兰瑞告诉他印过党员登记表、入党申请书，还有《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等等文件以及党训班的教材，印过许多东西。
“那么，你这些东西都交给谁了？”
冯兰瑞说，印好的东西都是交给了杨述，有时是他来取，有时是按他指定的地点给他送去。阎达开马上说：“你印的这些东西都交给了特务——杨述是个大特务，他自己已经承认了。”冯兰瑞一听大为诧异，心想，“这是不可能的！”杨述是她入党后的第一位领导人，为人很实在，工作勤勤恳恳，对党无限忠诚。他怎么会承认自己是特务？但是，尽管根本不相信，冯兰瑞知道是不能跟领导理论的，何况自己并没有什么根据说杨述不是特务。冯兰瑞想了想，说：“这我不知道。你说他是特务，但我不知道。我入党时，是党组织派他来领导我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问一答，十来分钟，阎达开说，“你先回去吧。”
第二天，支部书记汪琦再次登门，要冯兰瑞写材料，把头天谈的问题好好做个交代。冯兰瑞觉得委屈极了，眼泪差点掉了出来。不写是不行的，那就按照头天晚上的谈话内容来写，一直写了好几天，然后交给了汪琦。一连几天惴惴不安。不料几天之后党校三部召集全体学员去党校一部开会，党校校长毛泽东竟在会上宣布：“抢救运动”搞错了，90%是错的，跟同志们赔个不是。他还当场举起手来给全场的教员和学员敬了个礼。运动嘎然而止，冯兰瑞也就和别人一样，没有被继续抢救下去。
我被“抢救”的经过就是如此，事情发生在运动后期，来势汹汹,幸而运动已经穷途末路，无法继续，随着校长毛泽东一声道歉而成为历史。我因此不但没有机会自己承认、进而劝说魏东明也承认特务身份，而且因此得以亲眼见证毛泽东那次历史性的道歉，据以纠正《思痛录》第19页有关细节的失误：毛泽东在党校全校大会上道歉、举手敬礼时说的是“跟同志们赔个不是”，并无“我赔了礼，你们要还礼”的说法。细节出入，原来未必值得关注，我却偏偏记得，是因为韦君宜当时不在延安而在绥德，不可能目击此事，而她那时其所以在绥德，与她在我和魏东明之间充当的第三者角色直接相关。
当年的第三者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和魏东明于1940年元旦在重庆结婚。魏原名杨戊生，1930年代初从天津北洋工学院转学清华，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一年后入党。与韦君宜同学。韦原名魏蓁一，蒋南翔以及原名杨德基的杨述等同学都叫她小魏。杨戊生追求小魏，改姓魏，称为老魏。老魏能说会写，与陶行知熟识，同生活教育社关系密切。抗战军兴，陶行知到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聘请他任文学组主任。我去育才避难就是经他介绍的。婚后不久，韦寄诗祝贺，语义缠绵，恋恋不舍。魏东明解释说，两人虽曾恋爱，事情已经过去，我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想起我曾见到韦君宜在《新华日报》发表过文章，悼念她遭日机轰炸遇难的爱人孙世实，以为这事确已过去，可以不必在意了。
这年三月一天的黄昏，中共北碚区委书记王士槐紧急通知我转移，说国民党特务要到育才来抓我。我与老魏谈好在延安相聚，遂告别独自回到重庆。在家中住了一晚，第二天去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一月后去了延安，分配到中央青委参加编写青年运动史。不久，老魏也到了延安，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间稍久，周围的人熟悉起来，听说了一些新鲜事，包括1940年初青委书记陈云主婚、青委四对恋人的集体婚礼，其中有苏展和韦君宜。还听说集体婚礼过后不久，苏展和小魏（韦君宜）先后派去了晋西北。
这年秋冬，小魏从晋西北给老魏来信，说她要到晋东南，上前方，如果她牺牲了，要“借他的生花之笔为她写传”。老魏把信念给我听。但不久之后小魏却同康琳（冯直的妻子）一起从晋西北回到了延安。两人仍回中央青委工作，康琳说小魏已同苏展离婚。
既在同一单位，也就认识，但没有什么接触，并不熟。出乎意外的是，有一天韦君宜忽然推门进入我的宿舍，在窗前一只凳子上坐下，开口就说她同魏东明是清华同学，老魏是她初恋的爱人，现在还是爱她的。我大吃一惊，反驳说，不对，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为什么同我结婚？她辩解说，老魏更爱她。他们应当结合，我应当离开老魏…… 。事情突如其来，而我十分幼稚（二十岁），没有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故的经验，只觉得受到欺负，受到委屈，面对这样一位年长者滔滔不绝的说辞，除了哭泣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大概她觉得谈不下去，就站起来走了。
此事当天我想了一晚，竟毫无办法。老魏既然更爱她，我恋栈不会有什么结果。无奈那时已经怀孕，孩子怎么办？我们是在育才学校正式结婚的，结婚启示登在《新华日报》上。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反复考虑，这事只有同老魏谈谈，看他怎么说。第二天老魏来到，我就对他说了小魏昨天同我谈话的情况。老魏说，“她胡说，你不要理她。”然后对我百般安慰。我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权当着没有这回事，硬把它压在心底。情绪低落，健康每况愈下，待产的婴儿也因此受到影响。
几个月后，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生了一个女孩。产后第三天老魏前来探视，不是独自来而是带着小魏双双同来。两人满面春风，小魏穿着时髦，更是得意非凡。我不禁寻思她此来是探病，还是特为显示她的成功和我的失败？当面我尽量克制，两人走后心力交悴，旋即休克。
远调绥德，小魏别嫁
醒来后我躺在病床上反复思量，他们这样欺负，我怎么办？心乱如麻。夫妻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只有一刀两断，离婚是上策。但孩子呢？她不能刚刚出生就没有父亲。和许多无奈的母亲一样，为了孩子，我选择委屈，争取和老魏维持家庭关系。我因此给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蒋南翔写了封信，向组织求助。蒋1938年曾任中央南方局青委书记，是我们的领导。老熟人，我与老魏结婚他是知道的。信中我简要讲了两魏的事，说了我的困难，请他帮助解决。蒋很快给我回信说，这些情况他已有所闻。青委决定将小魏调开，让她去绥德。蒋南翔与老魏是清华同学、好朋友。大约考虑如果老魏看到信会有伤友谊，此信没有署名，用了“知名不具”四个字。我认得他的字，一看便知。
后来我才从好友江帆那儿得知，韦君宜这段时间常常大白天跑到中宣部去和魏东明幽会，她还曾为魏东明堕胎——“为魏东明”属于推测；但如若不是，事情就更加难解；堕胎一事却是确切的，不但帮小魏去请校医（当时她们在青干校住隔壁）的江帆、其他一些女同志也都知道，她们并曾因此得知藏红花的药用功能。蒋南翔说两魏的事他已有所闻，指的当是这些情况。但我当时还未得知，只是奇怪韦君宜何以那么勇敢。
韦君宜这时原在延安中央青委办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书，一旦调去绥德，和魏东明的往来中断，之后立即同杨述（《露沙的路》中的崔次英）结了婚。老魏因此对我非常不满，说我破坏了他同小魏的关系，跟我大吵大闹，从此撕破脸皮，家庭破裂。只因老魏倒打一耙胡搅蛮缠，我终于悟到委屈难以求全，这才给党组织打报告，请求批准离婚。但这时延安已经开始整风抢救运动，个人问题须等运动结束才能处理。所以，离婚报告1943年春天交去，第二年才得批准。1944年春三岁的女儿不幸患百日咳夭折，给我留下最为难以愈合的唯一伤痛。
整风运动期间，我们家庭破裂。个人无法独力照顾孩子，只好转到七支（妈妈支部），与同志们轮流值班管孩子，腾出时间参加学习。孩子过集体生活，传染上了百日咳。这是小生命夭亡的根本原因。
我还有一问
人会变化，人的感情也会变化。变乃人情之常，未必都要厚责。但小魏/韦君宜的情变似有几分异于常人：1940年之前，她先是与魏东明初恋，随后则移情别恋孙世实；孙不幸牺牲，1940年她嫁苏展；去晋西北途中经过绥德时与杨述关系不正常，又记在日记上，不慎让苏看见，提出与她离婚，自己去了晋东南；离婚后小魏同康琳回到延安，旋即致力与魏东明的婚外情；因之被党组织调往绥德，却又立刻嫁了杨述（1941年）。结婚、离婚、婚外恋统统放到一起，前后不过五六年工夫，如此的感情变化是否稍嫌频繁、高速，也稍呈混乱? 对这位第三者我当年固然怨恨，但即使是对第三者，如今也未必定要低看——上文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欠佳，原因也在于这种频率、速度和混乱。虽然如此，陈年往事、个人恩怨，似也不必耄耋之年还来絮絮叨叨。无奈她偏偏要来揭过去的伤疤，要把事情扯到政治和历史问题上。抢救运动来不及做到的，她却要诬蔑我做到，不但说我自己承认是特务、而且要去劝说魏东明也承认是特务。谎话编到了政治问题上，事情就不止于个人恩怨，我应有责任澄清，而且必须赶快。这些事我不说，就等于默认。现在不说，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已耄耋，有的已经作古，再拖下去，又有谁还可以站出来作证？任谎言流传、广大读者包括我的年轻朋友受骗，是对历史对自己不负责任，实非我所愿为。
最后，还有一个剩下的问题是：韦君宜何以如此解说上举的三桩家庭变故？一方面，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结束前（1942-1944年），韦君宜根本不在延安而在绥德，延安当地的事她从何得知？她固然可以听人传言，但传言要笔录于书，公诸于世，是否需要核实？小说（哪怕是自传式样的）与报告文学、与回忆录这三者之间有否区别？可否混淆？我们同是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诸如此类的常识都是有的，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的韦君宜不可能、尤其不应当不知道。而既然凡此种种浅近的做人和著书的道理她都应该心中有数，为什么还要胡编乱写？另一个方面，我与魏东明家庭关系何以破裂，我何以终于被迫提出离婚，其间的原因她不能不清楚，那她为何还要把事情推到抢救运动上去？
一问足矣，谨以此作结。
倚竹斋 2006年7月
（原名《“真话”中的谎言》，载《开放》2006年第十一期。2006年11月2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