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的《思痛录》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近来闲暇，又读了一遍，感触比上次更深。

读着这位知识分子老干部的回忆录，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相当压抑。书一开篇，作者就明确指出：“我是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为什么当共产党？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里穷苦，反对富豪，而是为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作为一位1934年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好学生，韦君宜进校不久，就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之后，韦君宜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是延安整风特别是后期的“抢救失足者”。在那场运动中，她不仅亲眼看到自己身边众多的同事、朋友被打成“叛徒”、“特务”，被残酷斗争、被“抢救”；更是日日夜夜为自己身陷囹圄的丈夫杨述担惊受怕，为无辜的杨述争取“脱罪”而殚精竭虑，以致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不幸夭折……

解放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批《武训传》”、“批胡风”、“批俞平伯”、“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韦君宜就职的文化出版界处在风口浪尖，每场运动都有一批人“落马”，直至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在这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韦君宜亲眼目睹了大量冤假错案，自己也难逃干系，受了不少冤屈；然而最使她感到痛苦的，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有些明明看清楚了的错案，自己却无能为力或是没有勇气去抵制……

在这本书中，韦君宜专门用了一节——“当代人的悲剧”——的篇幅，写她的丈夫杨述。杨述是她在清华读书时的同学，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杨述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吃尽了苦头；“十年动乱”中受到更大的冲击，遭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皮肉之苦……直到去世前一年多，杨述才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获得平反——这时他梦想多日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已经没有可能实现了。

杨述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入党之后，在杨述的说服下，母亲和自己的5个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还动员母亲变卖了家中的全部细软，用作中共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对杨述的后来的“悲剧”，韦君宜这样写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党指到那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的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回到家里见到造他反的17岁的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会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党走’”……到了1973年，他们全家团聚在永定门外的两间小屋里，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家庭政治小组会”，一般总要开到10点钟。“这时候，我们自己做过‘政治排队’，最‘左’的是他（杨述），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最‘右’的是我……”

要说杨述是“当代人的悲剧”，的确名副其实。前些年，社会上用“两头真”来描述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在我看来，直到1980年去世，杨述这位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对涉及自身、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的许多最关键的问题，也没有想明白——当然，他走得也的确早了一点，许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和认识。

说起韦君宜一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些关系，只是我父亲比较木讷、过去跟他们联系不多。韦君宜的一个弟弟魏鸣一，和我父亲是抗战时期成都燕京大学的同学，父亲在新闻系，魏鸣一好像是物理系的，改革开放后魏还和几个老同学一起来我家聚会过；解放初期，父亲从中央马列学院毕业，分配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领导正是杨述；后来杨述调去北京市委工作，想带父亲一起过去，但是父亲另有所思，没有跟他去。韦君宜的女儿杨团我30多年前就认识，他的女婿李久源和我也曾有几面之识……

母亲总说我父亲这个人“书生气十足”、“不食人间烟火”，从“反胡风”开始，父亲在各种运动中屡屡挨整，与此不无关系。从《思痛录》书中的描述看，杨述这位父亲曾经的老领导，在“书生气”方面似乎比我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他们俩一个偏“左”、一个偏“右”，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这恐怕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比较常见的“弱点”——当然，如果是生活在一个文明健康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这些“弱点”，可能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人性格上的一个瑕疵而已，绝对不至于给他们带来如此可怕的“灭顶之灾”……

2018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