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理论界的学术活动很多，我主要是参加经济方面。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比较多。这些活动对于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有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有影响，但不都是很直接的。
一、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思想动态
在毛主席去世以前，1975年7月5日，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成立。不过4个月的时间，11月份，就开始批邓了。
政研室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三项指示是毛泽东讲的，不过不是一次讲的，而是在近几年的几次讲话时讲的。邓小平把这三句话摘出来联在一起，称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约16000字的大文章，无疑是对“四人帮”的一发重型炮弹，还没有公开发表，就遭到“四人帮”强烈的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成了“三株大毒草”之一。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仅仅“四人帮”是搞不起来的，主要是毛主席要批邓。为什么毛启用邓小平，然后又打倒他呢？因为邓小平复出后，看到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就着手全面整顿。我认为，那个时候，邓确实是为了把这个国家搞好。他出来以后，先是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要他主持全面工作，党的工作也要管。当然，党政大权还在毛的手里。邓小平要搞全面整顿，他先借毛的话说事。毛主席说过铁路要整顿，他就说军队也要整顿，文化教育要整顿，经济要整顿，总之，各方面都要整顿。这就触到了毛最敏感的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邓一搞全面整顿，毛就怕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毛远新当了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就在毛主席的面前，讲迟群他们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讲邓小平的坏话，说邓小平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听进去了。
这一年的11月份，毛批示要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
11月14日，邓小平和华国锋、纪登奎在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通知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参加，会上宣布他们有错误，要检查。11月16日和17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开“打招呼会”，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谢静宜等和“四人帮”王、张、江、姚都在会上，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这不就等于让邓自己跟自己“打招呼”吗？被指定参加“打招呼”会的有胡耀邦、胡乔木、李昌、周荣鑫，刘冰，这5个人。胡乔木是政研室的负责人，胡耀邦、李昌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周荣鑫是教育部长，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会上，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邓小平就是不抓阶级斗争；说邓小平帮刘冰转信，就是同情刘冰。刘冰写信告迟群和小谢的状，动机不纯，“矛头是针对我的”。邓转信就是要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上，毛远新还传达说，邓小平就是喜欢胡耀邦、胡乔木这些人，所以要跟他们“打招呼”，参加这个会是对他们的帮助。“否则他们要作怪”。江青在这个会上就指责胡乔木，她说，你反对主席，你是主席的秘书啊！江青嗓门很尖，很泼辣。胡乔木灰溜溜的。这个“打招呼会”，不就是发动批邓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邓小平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政研室的运动中，胡乔木首当其冲。造反派斗他，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一开始说记不得了，零零碎碎地揭发了一些。后来吴冷西、王子野在会上揭出了一些材料。特别是吴冷西，他一条一条地系统地抛材料，排时间按顺序地揭批。胡乔木就记下来，也排时间按顺序，在全室大会上揭批邓小平。特别不好的是，胡乔木在1976年3月上书毛主席，送上系统揭批邓小平的材料，据我知道的是18条，也有人说是24条，揭批邓小平。“四人帮”拿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马上印发全国批判。
胡乔木在“文革”后期，1975年，一开始是邓小平班子里的人，是政研室7个负责人里面的第一个，邓小平还说他是党内一支笔，但他生怕失去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所以批邓开始以后没多久，他就给毛主席上书告邓小平了。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时，胡乔木要求去参加毛主席的遗体告别。他写封信给江青，江青不同意。因为毛主席跟胡乔木的关系和跟李昌他们不一样，乔木是在毛主席身边过来的，他是秘书，感情特别深嘛，毛泽东如果不信任他了，他就倍感失落了……
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政研室仍然受到排斥呢？就是因为华国锋还要继续批邓嘛！政研室传达了华的指示：揭批“四人帮”，同时继续批邓。当时我们就对这个指示有不同看法。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们政研室成为批邓的一个重点，“四人帮”说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
我们对继续批邓是很有反感的，是顶住了的。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讲的是1976年几件大事：悲痛的一月，周总理逝世；苦闷的二月；凄凉的三月；壮烈的四月，天安门“四·五”事件；恐怖的五月，查后台；沉默的六月；灾难的七月，朱德同志逝世，唐山大地震；惶恐的八月；忧虑的九月，毛主席逝世；狂喜的十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嘛，万众狂欢；观望的十一月，就是说要看看华主席怎么作为啰……
1979年2月7日，“两报一刊”（“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目叫做《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个时候，这个“纲”就是“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里边，最根本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搞“凡是”，就是怕对自己不利。毛主席不是给华国锋写了“六字真言”吗？要是主席的话都可以推翻，他的位置就不稳了嘛。当时汪东兴不是中央副主席吗？汪东兴执行“两个凡是”比华国锋还厉害。他当时是分管宣传的，他把持着《红旗》杂志，排挤我们政研室。1977年，《红旗》拿去了我们（集体写作的）两篇文章：《“四人帮”为什么砍掉百花齐放》、《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都没有发表。而且汪还让《红旗》通知我们，政研室揭批“四人帮”的文章，不能以“国务院政研室大批判组”署名发表。关于谈知识分子问题的那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1977年5月27日）发表，署了个笔名“向群”。
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主要是在于光远同志的领导下，从理论上面来揭批“四人帮”，因为“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搅得很混乱了。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于光远组织了3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按劳分配。 搞这个题目，是因为1974年的12月，毛主席跟丹麦首相保罗• 哈特宁谈话时讲：“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所有制变了。”“四人帮”抓住毛主席的这个“最新理论指示”，拼命宣传，大肆诋毁按劳分配，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针对“四人帮”和他们写作班子的谬论，进行揭发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指出照“文革”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搞下去，生产就没有了动力，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恢复和发展。第二个方面说起来比较拗口，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1975年“四人帮”把整顿经济，抓生产建设当成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所以我们就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们是对批判的批判，跟他们对着干。于光远说：“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要批判“四人帮”提出的，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谬论。当时就成立了这样3个组。我和苏绍智参加按劳分配组。第二个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主要是林子力、有林。第三组有张显扬和王贵秀，他俩当时在北大，张显扬1979年调到马列所来了，王贵秀去了中央党校。这个组的活动，我不太清楚。
批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成果是，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我很清楚，是于光远布置的，林子力和有林执笔，当时还在人民出版社的戴成，也参加了，书名是《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写书没有地方，就在有林家写。于光远有时候叫我到他家里去取写出的书稿，看了修改以后，我给他们送过去。这样，我经常到有林家。他住在沙滩附近，跟我们国务院政研室是离得很近的。我为什么谈起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看到《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说，这本书，是他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写的（见《邓力群自述》，第116页），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打电话问过戴成，因为子力已经去世了，有林当了个什么官，我也不方便找他。戴成电话说：林子力当时（1975年）就对“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有看法，“四人帮”倒了以后，于光远提出成立揭批“四人帮”谬论的三个组，找了他的老部下林子力，林正好对这个问题有些研究。这时《红旗》干校的有林被借调到政研室，参加了这个组。戴成是以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参加的。以林子力为主，在于光远的指导下开始写这本书。书的指导思想、结构框架、内容安排，都是于光远的思路。写作过程中，于光远看过全部初稿，动手修改过。部分书稿也送邓力群、胡乔木看过，他们也提过一些意见。发稿前，林子力等三人到广州去“统稿”。这个时候邓力群曾经关心、过问。总之，即令邓力群也看过一部分稿子，关心过书的出版，也不能因此就说这本书是他叫林子力写的。戴成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最后审定，出版，都是于光远布置、决定的。先是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本，定稿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和广州人民出版社两家同时出版，然后在电台连续广播。顺便讲一句，这也是件比较能说明邓力群人品的事。我写的《五问邓力群》一文中，曾提到1975年政研室几个人集体写作的《论总纲》，被邓力群收入他的文集第一卷的事例。看来，邓力群啊，往往把一些别人做的事都归到自己的名下，好事都是他做的了。
二、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大约20日，于光远同志找我和董辅礽等去商量，打算召集在北京市的经济学家，开一个按劳分配座谈会。讨论按劳分配，实际上冲击了“两个凡是”。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画过圈的，都不能够改变。1958年，毛主席肯定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必须破除。1974年，毛主席又说按劳分配和旧社会差不多。当时，我们不能批毛主席，我们只能批“四人帮”。1974年，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动了一场对按劳分配的全面系统的批判。攻击按劳分配中会产生资产阶级，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我们讲，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嘛。要是真正地实行按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话，绝对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不劳动不得食，提供多少劳动得到多少报酬，等量劳动相交换嘛。当时我们就是维护按劳分配。现在来看，如果用实践来检验的话，按劳分配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且是实行不了的。这个我以后再说，因为我的观点现在已经变了。从当时来讲，我们就是批判“四人帮”，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很积极。就是那一年，1977年的2月25日，北京开了按劳分配座谈会，为全国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做了准备。4月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6月22日、23日这两天，开了全国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10月底、11月初，又开了第三次的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1977年就搞了3次。
在第二次讨论会前，光远说，要编个资料，把“四人帮”的谬论按专题编出来，作为批判的靶子。他找了几个人让我领着编。大家翻报刊，查资料，编了一个多月，没有编出来。后来我想起来了，从1974年开始，我就把报刊上批按劳分配的文章做了上百张卡片，可以拿来用嘛！那时，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呢？因为1954年以后我已经不做新闻工作，转行搞经济学了呀！1958年，张春桥写文章批资产阶级法权。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闹了一阵子。我不同意张的观点，不过没发表文章。74、75年报刊上又讨论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就收集资料，做卡片。我对光远说，由我自己来编吧，我把这些卡片分别整理以后，按于老的要求编了一本资料，提供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印发给大家。这个题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四人帮”及其喉舌的谬论以及其他有关报刊言论摘录）》的内部资料，1977年4月，收入上海《出版通讯》，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哩。
第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是在1978年10月份开的。会的规模很大，出席的代表除经济理论工作者外，不少实际经济部门和单位也有代表参加。会议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不同意见充分展开交锋，同时也讨论了实际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我同赵履宽提供了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论文，在大会发言，讨论热烈，劳动总局的同志发言也很积极。
这次会议连同前三次会议的论文，1978年，由三联书店先后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书名《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这两本书中，保存了详细的材料，这里不详谈。
这几次会中间，还开了一次会，也是全国性的会，但是规模不大，是在中央党校开的，专门探讨农村的按劳分配。专谈农村分配问题的，就是这一次。
在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以前，1978年的5月5日，国务院政研室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我要说明一下，现在有的人搞错了，说是我写的，其实这是一篇集体创作。我只是写作组里面一个成员。
这篇文章的写作组，是由林涧清牵头的。林涧清现在因病住院。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这个同我和苏绍智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1977年8月9日，我们两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政研室将它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说，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还需要再写一篇大文章，展开来，堂堂正正地把问题说清楚。邓小平跟政研室的领导说了，跟于光远他们说了，那天我正好是和苏绍智在我家里写另一篇文章，于老就到我家，给我们两个说了这个意见。1977年晚秋，因为有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就布置写作。指定林涧清牵头，苏沛、滕文生、林子力和我，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写了一个来月。文章写出来了，题为《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领导不满意，决定不以特约评论员署名，用了笔名严实之送给《人民日报》，于78年2月27日发表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有一天林涧清找我，说室领导请我带几个人下去调查，到唐山看看开滦煤矿的分配制度。之前林涧清和于光远商量了，决定从人民大学把对工资问题有研究的赵履宽借来参加。这个调查组就是我们三个人：赵履宽、胡冀燕和我。
1977年11月，我们出发去唐山，路上还出了点小事故。我们是乘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车子。不巧，头一天下了雪，早上雪开始化，我们车子开过去，雪水溅到民兵的身上，把衣服弄脏了。那时，民兵维持交通，不是交通警，却很厉害。他手中小旗子一挥，车就停了。民兵过来把司机的驾驶证收了，叫写出检查去领。司机很发愁，说不会写，怎么办啊？我说：你不要着急，请老赵帮你写。到了唐山，劳动局局长接待我们，我们把路上车溅雪水弄脏民兵衣服，要司机写检查的事对他说了。这位局长很不错。他说，不用写什么检查，就去把证要了回来。检查也不写了。参观开滦，他们只让赵履宽下矿，不让我和小胡下矿，说女同志不能下矿，没办法。我们座谈会开了好几次，讨论劳动工资和按劳分配问题。在抗震棚里住了几个晚上，同老百姓都很熟了。回来以后，我们几个人又集中重写，这次林子力没参加，赵履宽参加了。这次写出的就是前面说到的，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接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新华书店发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所谓“轰动效应”吧，一时间成为普遍学习的文献。例如：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上，召集单位劳动总局就把这篇文章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代表学习，讨论。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个座谈会，也得到了一份。
持续近两年的按劳分配讨论，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实际上冲击了“两个凡是”。前面提到，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是毛泽东跟丹麦首相谈话时讲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讲的话不能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你怎么能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新事物，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呢？你怎么还主张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呢？正因为按劳分配理论讨论触犯了两个“凡是”，所以政研室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受到了“凡是派”的严厉批评。
这篇谈按劳分配的文章发表后不几天，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一文。这两篇文章出来后不久，汪东兴就在一个宣传会议上批评说，理论工作要慎重，有的文章提的问题就不好。特别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篇文章特别不好。这两篇文章发表，我们都没有看过，是哪个中央决定的？他这个话是很厉害、很恶毒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眼中还另有一个中央，暗示你们要分裂中央。邓小平知道此事后，跟政研室的负责人讲：最近风声很紧。汪东兴，中共中央副主席，管宣传的，他出来批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谈真理标准的这篇文章。吴冷西打电话批评《人民日报》，说这篇文章很坏，很坏，转载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于光远同志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现在“领军”的问题提出来了。真理标准是从哲学上、指导思想上提出问题，我们按劳分配的讨论是从一个具体的领域、经济领域提出问题的，是从实践里面提出一个当前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要求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实际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可以概括一切的大问题。从哲学思维，从领导思想上解决问题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哲学纲领的指导的话，是搞不好的。
在1978—1980年这段时期，我们经济学界，还举行过生产目问题的讨论会。1980年12月4—10日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全国性的讨论会。成立了以于光远、陈岱荪、龚士奇、王惠德、宋涛等19人的大会主席团，我被推选为大会秘书长。会议收到论文114篇，大会发言39人，中心小组发言59人次，还在12月7日晚组织了一次沙龙。这次会议开得既紧凑，又生动活泼，我们白天开，晚上也开。白天开大会、小组会，晚上开中心小组会。中心小组会是会议领导小组和各组召集人一起深入讨论白天会上发言中提出的问题。明确了生产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什么生产的手段。批评了“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观点。王惠德在一次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另一次中心小组会上，于光远讲了一个信息：有几个年轻人，其中之一叫翁永曦，他们提出了24个字的主张：“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据说很受陈云同志关注。大家就此展开了讨论，认为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大集中，这些提法反映了一种保守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如果问按劳分配、生产目的的这些讨论对于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有什么影响？要我说，有影响，但只是间接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点是理论上，较深刻、全面地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文革”期间，“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搅得很乱，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这场大讨论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观点。实践中，恢复了工资和奖金制度，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再一点就是初步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前面提到，我在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以前，经济学己经讨论了一年多，1978年5月5日结论性的文章发表。所以说，是经济学的讨论首先冲击了“两个凡是”，但是还没有完全突破，好像一扇门挤开一个缝缝。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于5月11日公开发表，这个门才完全打开。
按劳分配的讨论，批的是“四人帮”，实际上也是批毛泽东。因为是他讲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嘛！更何况，“两个凡是”2月7日刚刚见报，仅仅十几天，经济学界就跟“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就批判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这一点，就很不简单了。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认为，按劳分配的讨论，仅仅是初步冲击了一下“两个凡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才突破了“两个凡是”。
是否可以说，这两个问题相继讨论，为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做了些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呢？（待续）
冯兰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2期，总第20 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