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提供的视角
1967年，当大陆的“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从台湾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杜维明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但是，他们有发言的自由，有影响国策的潜力，而且有明确的目标去奋斗，去把握。在“中华民族不会倒”的呼声中，他们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归宿，并且为民族奋斗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杜维明文章所指，多系从大陆退居台湾的知识界，部分也让人联想起大陆文人的经验。背后意思无非是，前辈知识分子做了悲壮的选择，也收获了痛苦。但是在知识与学理上，却没有留下什么。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五四后的激进文人，的确在学术上没有增加太多的有分量的著述，对文化的破坏则超出人们的想象。青年杜维明在那时候要回到传统去解决知识与价值的问题，则是一种对唯道德化的空谈风气的纠正。他后来的学术思路也恰诞生于此。
文章发表的时候，大陆的知识界还没有任何反应，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的精神还在盲区的地段。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知识界才有了类似的表达，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年。华人学者的精神差异，直到今天才慢慢缩小。现在看杜维明当年话，大陆的学人不是没有相似的感慨的。
战乱与革命年代，知识青年走出象牙塔，以生命之躯走到救亡之路，乃一种责任与使命感的表现，至今都有感人之处。但是如果我们也算一笔账，这牺牲与代价，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什么呢？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结论，现在的争论也可以看到一二。就学术思想而言，前线的文人不能与象牙塔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那也是自然的。反观起来我们也会想，当那些在战斗里消失了自我，或因内讧而扭曲了自我的人远离我们的时候，他们在文化史可以安放的地方何在？
仅以文学史为例，我们收获了左翼文学，可是在分量上能抵鲁迅者还没有过。文学的研究，非左翼的学者如钱钟书、俞平伯可能贡献更大。走在前线的作家，有孙犁这样可以夸耀的人物，但后来的胡风、周扬都被风潮将创造性淹没了。重要的是那些普通的文人，在战乱与革命里，知识未得长进，精神却不断受到摧残。即便留下了诸多著述，也多是先验理念的注释，未见独创的价值，也如流星一闪，遂消失于时光的空洞之中。
这无疑是一种痛苦。我读周扬、夏衍、冯雪峰、阿英晚年的文字，看出他们的疑惑。在“文革”结束后，深切意识到自己误入一条窄路，然而也多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的时候居多。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种全面总结的可能，不久就整体沉默了。那一代人留下的问题，今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
战争与动乱时代文化的传统，是被意识形态化处理的存在，但从当事人的回忆里，我们则可以看到另外的存在。有一本书对此类现象作了深切的透视。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要算文化的账，总结精神生活的质量，该书提供的资料，较之一般书本里的叙述要多。这个从革命队伍中走来的人，对一代知识青年的选择，作了一种忏悔式的描述。历史话题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把《思痛录》当作历史的教材，那我们的教育则有了一种反省的可能。二十年前读过韦君宜的小说，几乎没有留下印象。在我眼里她不过是出版社的领导，只是与文学界关系密切而已。直到许多年后读到她的《思痛录》，才对这位前辈有了一点认识。我那时候感慨于她的磊落，是前辈里少有的袒露心怀的人。2013年，她的《思痛录》增订纪念版问世，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作者的思想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历史的细节后乃生活的还原，字字带血，溅泪之处有自审的空间，读后有一种难解的苦楚。昔年读巴金的《随想录》，有过类似的感受，不过巴金的苦难多是同路人式的，没有在文化的核心地带，不妨说是外围者的忏悔之作。韦君宜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所写的文字多了历史复杂的维度。上世纪40年代后革命文学的生产与政治之关系，都与她的生命之迹纠缠着，她的视角提供的资源，青年一代还没来得及认真面对。
韦君宜早年在清华读书，在抗日的年代放弃大学的书斋生活，到延安去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在新闻出版机构任职，与作家协会有互动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正在非常时期，文学要脱离政治是大难的。她记忆里的延安整风，批丁玲、胡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惊心动魄的场景，让人感到我们都在似人非人的人间。当革命只能让人去死而无法活的时候，文化之光是不能照耀世间的在她的记忆里，文学活动与日常生活，已脱离了人性的轨道。悲剧把一代人全部裹挟其中了。
《思痛录》是了解左冀知识分子的文献
《思痛录》从“一二·九”运动写到“文革”结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片断的连缀。韦君宜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了解左翼知识分子命运的难得的文献。一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们那代人何以选择了革命，知识阶级的内心真实得以剖析；二是勾勒了的革命的具体内容，正应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有流血，有死亡。在紧张的环境里，死于敌人之手心甘情愿，而死于自己人的杀戮，人将何以堪？李锐在上世纪30年代与妻子在延安的生活，也提供了佐证。那时候的青年人，无辜被监禁、处决，都非早期马克思主义信徒所能理解。在残酷的环境里，人无法摆脱苦运，随时可能失去自由。虚假与谎言四处蔓延。在神圣的情感驱使下，自己会背叛自己，陷他人于苦海。革命队伍不是纯然的存在，而成了死亡之所。
韦君宜面临的问题是，当你要实现救国之梦时，不得不加入集团组织，不得不执行命令。可是那集团与命令是常常违背常理的存在。人在选择自由的时候，丧失了自由。她细致地记载了自己如何参与揭发、批判别人的活动，记载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过程。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后来在革命的时代变得不近人情，心灵扭曲，可是自己却全不知道。老鬼描写自己的母亲杨沫时，已作了诸多刻画，可以看出人的心态变形的可怕。但韦君宜不同于杨沫，她从弯路中又回到了起点，是逐渐清醒的人，意识到了内中的问题。这是一种大苦，当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路是一种荒诞之所，那是怎样的悲哀！
50年代开始，文学整体的下滑。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把思维定位到未曾受教育者的层面。大众化是一种可能，但那时候的大众化乃领导观念的外化，是没有真的泥土气的。首先是旧的传统被阻截，儒道释均不可谈，其次是五四传统遭到厄运，像胡适、俞平伯那样的知识人的思想均受清算。再次是鲁迅传统被扭曲，30年代的文学统统有了问题。当革命离开智慧与独立思考的时候，只剩下了盲从者的骚动。韦君宜眼里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文化生态已经面目全非了。
她提供的资料颇为生动。印象深的是描绘了革命时代的人际关系。很快发现环境与梦想的大异，人人自危，不断被怀疑、整肃，精神的担子加重。对反动文人的处理，文艺界右派的产生过程，大跃进的喧闹，都以荒诞开始，又以荒诞结束。革命时代的人际关系是彼此猜忌，随时被定为反动人物。亲朋反目，邻里暗斗，同事互仇。以纯粹名义的任何选择，都置人于不纯粹。韦君宜写了许多大人物的宦海沉浮，也写了诸多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这些片断，都是自己受辱后内省时才有的良心召唤。由跟着别人整人，再到被人所整，才知道自己在一个陷阱里。《负疚》一文写普通编辑老龙的命运，只因为改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就被驱逐出单位：
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寓言《白鹤的故事》，说那个白鹤（作家）写出的作品卖不出去。造反派竟说这个白鹤就是影射毛主席，作品是影射毛选。毫无根据，他当然坚决否认。但是不行，造反派们竟当场宣布，他们有“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他们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了毛著柜台的营业员，“调查”他们的推断有无根据，营业员说：有的。毛著单行本都是白色封面，黑字标题，套红色底色。如果一套书摆齐了，露出红底和白封面，就是有点像有红顶子的白鹤嘛。于是这位营业员的“美丽”的想象，就成了“铁证如山”。老龙矢口否认，不肯签字，那也不管事。后来工军宣队进驻了，不许打派仗了，不许贴大字报泄露机密了，但是完全接受了造反派定的一切结论。后来我们大家就都戴上“帽子”跟着一部分不吃香的革命群众一起，开往干校。这时候的我，已经和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汉奸、右派、胡风分子、国民党分子、地主、特务等等的，一视同仁。我这样平时作为党员干部的人，一下子取掉了头上的光环，才觉悟到自己原来和人家是一样的人。人家都是在这里辛辛苦苦干了多少年，而我们过去就居然可以把“帽子”随便戴在人头上！
韦君宜看到了别人的可笑，也看到了自己的可笑。当人与人之间以不信任和唯道德的尺度量来量去的时候，古人所云的相敬以礼的观念就是一句空话。革命是聚众的行为，聚集的过程，也是疏离的过程。人与人不再以爱相视，将对方魔鬼化，这是斯大林时代的遗产。不幸得很，韦君宜那代人也重复着这样的遗产里的逻辑。
阅读她的文字，感到忏悔之真。自己被污染了，而且还污染了别人。韦君宜回忆录里涉及的话题很多，重要的部分是文学艺术的生产，她对此的描述有很高的价值。民国文学在这个生产机制里消失了，古典文学的精神也消失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多是虚假的文学当道。主题先行，长官意志充塞着文坛。那些有热情的作家，独立思考的文本则不宜刊发，唯有迎合才能出版。邵荃麟、冯雪峰、黄秋耘的屡屡受挫，革命的理念不被接纳，却成了异端者流。作者在《编辑的忏悔》里，谈到《千重浪》《东风浩荡》《金光大道》编辑的荒谬之事。一些不懂得文学的军人在领导文学工作，以可笑的政治理念要求作者写作。写作不再尊重艺术良知，而是迎合别人，那结果只能是垃圾成堆。韦君宜写道：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
反智、反爱、反艺术，就这样主宰了中国文坛。《思痛录》写“文革”期间的残酷斗争，以及文化理念，看得出是无所不在的荒谬。领导文学出版社的军人，全不懂文学，却指挥知识分子编造假大空的文学。现在一些研究者谈及那时候的文学生产，对机制还有肯定的话，那无疑是对历史的无知。只有看到韦君宜的书，我们才会知道，那时候的文化，已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们看韦君宜的经历，一直在文艺界、学界、政界之间。她无意中也描述了知识分子的深层问题。《思痛录》涉及了学界的状况，颇有思考的价值。比如对蒋南翔、王瑶的描绘，对于光远、钱伟长、齐燕铭的勾勒，都有意味深长的地方。像王瑶这样的学者，本来也是左翼出身，“一二·九”运动中，与韦君宜都是积极分子。建国初也热衷于文学批评，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但随着运动的持续，王瑶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成为被学生批判的对象。早期他们参加革命，是看不上旧制度，现在是新制度看不上他们。之所以被遗弃，乃因为其革命的程度还不够。王瑶与韦君宜参加过左翼活动，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根据的是自己的良知与学识的判断，思想里未尝没有自我意识的影子。但到了“文革”时代，当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批判自己的竟是些无知的盲从者。知识成为罪过，无知无畏才是英雄。这不是韦君宜、王瑶心目中的革命，他们当年在清华搞革命活动，所要看到的未来不是今天的样子。在智性消失的年代，革命的价值还有吗？
因了视野的限制，许多学人的遭遇她无法涉及，但就目光所及看，学界的人与事，尤甚于文坛。王瑶后来不能再写《中古文学史论》那样的著作。连他的《新文学史稿》，也成了问题。北大学生所写的文学史，完全不及老一代的厚度，以新生力量代替古老的学问，那结果是，我们已经没有学问。
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革命使表达与思考都无力的时候，仅有道德的救赎是不够的。知识分子除了要有使命感与道德的激情外，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思想的自由与知识的不间断的积累。当后者缺失的时候，前者的价值也会随之丧失。我们总结历史，是不能不看到此点的。
韦君宜写自己的经历，带着失败的痛感。她知道自己走在一条灰暗的路上。那么多可爱的人被摧残了，智慧不再开花，只有恶魔当道。她和巴金一样，并不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也常常忏悔自己。也就是有人所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回望自己的途中。不过，巴金的追问，还是人道主义者的追问，延续的是五四的脉络。而韦君宜之追问，却是革命者自身的内省，她与夏衍、胡风、聂绀弩晚年的自我的反观，更有思想史的价值。这与俄国革命后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冷观，有可以互证的地方。我们因之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前人的选择的合理性中所含的悲剧性。
知识阶级到生活的深处去改造社会，永远都是值得赞佩的选择。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可否保持独立的立场与自由的思想，可否在创业里有知识的积累与创建。如果没有这些，则会导致自我的失落，精神不再有自主的力量。所以，道德化的激情与自由的精神的保持，是一个不能失衡的存在体。知识阶层在激进的途中没有疗救自我伤痕的技能，也即思想的冷观，那无疑要陷进更深的泥潭。革命时代的遗产给后人深省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历史有时是吊诡的存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如果参与者没有思想的深厚的积累，或者说知识阶级还缺乏基本常识的时候，选择的结果可能与预设是相反的存在。五四之后中国的悲剧是，我们的学术界没有积累深厚的资源，对历史与现实的描述都处于简单化的层面。大学不仅没有提供思想的支持，民间的思想资源也颇为有限。在一个失调的文化环境里，道德化的冲动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与精神自身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生态的语境，一切言说与实践都会流于空泛。杜维明那些学人希望回到儒家秩序找精神的资源，可能是看到革命时代文化生态失衡的一种困境。这种选择自然也存在争议，可是他们看到了激进主义的问题也是深切的。新的思想与传统只是单一逻辑地衔接的时候，大概只能加大文化的失衡。在这个层面来看韦君宜那代人的选择，我们能够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分化成象牙塔与十字街头的不同的营垒，遗憾的是两者都没有看清彼此的价值。它们互相隔膜又不得通融，结果造成文化的更大的萧条。民主思想与精神的演进不像那一代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知识分子不能垄断真理或占有真理，只能在通往真理的路途里。真理不在自身，而在与陌生存在对话之中。五四之后的问题是取消了对话，只有斗争，取而代之的独断论，导致我们看不见他人，明澄之路忽断，太阳落下去了。这个教训今天不去面对，重蹈覆辙也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是一个清理近代遗产的时候。但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在与近代遗产相遇时，上千年历史的基因显得无足轻重了。中国文化的短路史，使我们丧失了再造文明的能力。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学子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可是忽然发现与自己的梦更远了。清理遗产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一种“抉心自食”，知道我们都多少含有罪的影子。有痛感的人，方可知道寻药的重要，但是对于麻木的知识群，韦君宜的警示会激起多少人反观自己，还是一个问题。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