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准备

客观地说，对于商品、市场的问题，从195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有过几次学术讨论，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上的准备。我主要讲两次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次是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一直在讨论。经济学家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有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于这里大家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很少有反对的，那个时候都是一边倒，都学苏联嘛，谁敢反对啊？我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应该有商品生产，你不搞商品生产，人们上哪儿去买生活消费品、买进行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啊？当然交换就要有货币。

另一次是1958～1959年，讨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为什么又有一次讨论热潮呢？就是因为出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自给型经济，自给自足，但是它也需要交换，你需要的，自己不生产的东西，你不去交换怎么会有？人民公社化以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就更要讨论了，所以从1958年12月份就热烈起来了。1959年4月，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会，有200多人参加，从4月3～22日，开的时间很长。这个会是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联合召集的。好像没有什么会议领导小组，实际上的领导大概就是于光远、孙冶方和薛暮桥。地点是在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会议讨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的商品生产，怎样具体体现，谁和谁交换？有全民之间的交换，集体和全民之间的交换，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集体和群众个人之间交换。人民公社集体生产，要购买很多生产资料、原料、机器，需要交换。国家要搞收购粮食，要收购其他什么东西，也需要交换。集体之间也要交换。还有一个交换就是和外国交换，就是国际贸易。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这些问题。提交到大会的论文有54篇，还有20多个调查报告。后来都编入了会议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我还保存着。

实际上，我能够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偶然，我原来同北京经济学界的同志不熟悉。1957年，于光远在中央宣传部，他和薛暮桥、孙冶方接受了中央的一项任务，要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为了编教科书，中宣部给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了一封信，把我借到北京来，参加这个编写组。于光远抓得很紧，当时，有一个双周座谈会，北京有名的经济学家，二三十个都请来参加了。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和大家都认识了，如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宋涛，好多人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大概是1958年，一次，我因公出差，在从哈尔滨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碰到了孙冶方。他问我，4月份上海的会议你参加不参加？我说什么会议呀？他说，我们要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来参加吧。我回去就给你发通知——上海这个讨论会就是他通知我来参加的。另外，还要说一下，1957年我在北京时跟他们个人都有联系，但是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因为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都没有经济学的组织。全国经济学界开什么会，都不会通知我们。孙冶方不仅给我发来会议通知，还建议我们黑龙江省要建立经济研究所，以便于同全国经济学组织取得联系。这是1959年我向省委宣传部建议，筹建了黑龙江经济研究所，省委调我到该所任职的由来。

这个会议以后，我们还接着在北京开了一次会，“中国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这次会开到6月，讨论了上海、辽宁、广东等地编的10多本书，我们省没有书，讨论别省编的书，也很有收获。会上听陈伯达做报告。他讲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必经过三种境界。他讲的是福建话，一个字都听不懂。只好用板书，请于光远写在黑板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三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陈说编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经过这三种境界。那时候的陈伯达，是理论界的权威。1950年代的理论权威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康生；在文革期间，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后就是胡乔木和邓力群。那次经济学界讨论编写教科书的会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经济学界许多人来说，都已经产生思想理论上的影响。总之，自1950年代以来，到1970～1980年代的这些讨论，对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没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在长期的思想认识上，理论上有了一点准备。

但是，在改革以前，上面设定了许多框框，不准讲商品经济，只能讲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过，我们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你到哪里去交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清楚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都是困难的不得了，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很多障碍，都要挨批评。

还有胡乔木那篇《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不是胡乔木写的，是于光远和马洪写的。原来是于光远和马洪要写的文章，当然是和胡商量过的，他是同意的。写出来以后，一开始在政研室的《调查和研究》上发表，署名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是两家单位署名的。结果，《人民日报》一发表就变成胡乔木的文章了。胡乔木这个人，有些事真是没法说。像那篇肯定“四五运动”的《人民万岁》，在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是政研室的年轻人林春和李银河合作的。公开发表了，影响很大。胡乔木却不高兴了，说“搞什么人民万岁啊？”那时，我就有点觉察，他已经转过去了。

1979年，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出市场化的问题，连改革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主要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是批判“两个凡是”。当时，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就是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真理标准提出来就是否定“两个凡是”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认识，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都已经搞清楚了，但在理论界还不清楚。主要表现是《红旗》的一篇文章，叫做《重温实践论》。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的，是用毛主席的《实践论》来抵制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候，《红旗》表现非常不好。前面提到我们写的文章都是批“四人帮”的，《红旗》把我们两篇文章给枪毙了。第一篇是关于“双百”方针问题，另一篇文章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我们原来是有个内部刊物叫《未定稿》。第一篇批评“四人帮”的文章在这个《未定稿》上发了以后，当时，耿飚是中央分管宣传口的，他说：这篇文章很好，批给了《红旗》杂志。他们拿去，改了很多，把一些重要论点都删掉了。那个时候，我是政研室负责对报刊发稿的联系人，我们收到《红旗》的第3次修改稿以后，就开会讨论。于光远亲自参加讨论，他说：“《红旗》的这些意见，我们很难修改。这篇文章我们就不要了。”给《红旗》的这篇文章就算完了，以后也没有发表。第二篇《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文章。我亲自把这篇文章送到《红旗》，当时《红旗》的几位同志跟我见面，是友好的。他们说，下期第4期就登。我们约定，第4期要是不登，我们就给其他报刊，要不就耽误了嘛。结果《红旗》第4期没登。这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打电话要这篇文章，我们就给了《人民日报》了。《红旗》又打电话来要。我说我们已经给了人民日报了，如果你们要用的话，直接和报社商量。这篇文章1977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向群”。这个《红旗》，后来我们就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了。　　

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

吴江有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他说，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理论上是以他的3篇文章为根据的。他1986年5月、6月和8月，在报刊上发表过3篇有关的理论文章（见该书第62页注）。他认为，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历史决议（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提的，在内容上已有重大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生产目的讨论也是看到他的文章后进行的。对这两件事我都写了不同的意见。有关文章收入我的《别有人间行路难》－书中。

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史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从提出到展开有一个过程，我只讲两点历史事实：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于光远1981年提出的，以后他又出版了阐明这个提法的理论著作。这与吴江没有关系。2.十三大赵紫阳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路线制定的依据，展开论述，也与吴江无关。

关于第1点，1979年5月《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讨论“阶段”问题的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苏绍智跟我合作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就因为我们说了按劳分配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中国当时还有资产阶级，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么，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1978年的秋天，经济所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的讨论会，这个会是许涤新主持的。我代表国务院政研室去参加。会上，主要讨论中国当时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有人坚持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产生的；有人认为，是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产生的。我不同意这些意见。那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我就考虑，这个问题只有放到社会发展阶段中，才能说得清。因此，在长沙会议最后那天的大会上，我就做了一个发言。我提出了阶段问题，但还没有论证。

回来以后不久，就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跟老苏两个人作了个联合发言。我在第二组，他在第五组，我们都住在会上，经常见面。我们商量要做一个好的联合发言。我说，是不是我们还是搞“阶段问题”吧，我把在长沙的考虑跟他说了。苏说，“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会英语，关注国外的一些哲学思想。他在外国资料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勒泽尔有个供词，说马克思曾经多次讲过，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说：在小资产者掌权的革命以后，接着产生社会共和国；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老苏说，勒泽尔的供词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些材料可以拿来印证，马克思是主张有阶段的。这样，我们两个的观点就弄到一起了。随后我们就合作，他写他讲的那一段，我写的前后段，最后再统一一下，在两个小组同时发言，分别登在两个小组的简报上。

讨论阶段问题，这一次，首先是我们提出来的。以前，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谈过阶段问题，也讲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来他讲不分阶段了，主张“大过渡”，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这个时期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不得了，一直老要斗，搞阶级斗争。那个时候，社会上就是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多种经营，有个体经济！当然有集体经济，有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所以，我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只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怎么能说不分阶段的话呢？漫长的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你就老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这也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针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因为他搞“大过渡”。1978年前，对过渡时期问题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小过渡，也就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过渡时期，很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国家就要逐渐走向消亡，这个叫小过渡。中过渡时间要长一点，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还是过渡时期。大过渡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了，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都是过渡时期，一直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毛泽东把这个观点写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议》那篇文章里面去了，还说是马克思和列宁都讲过的，强加给马克思和列宁。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可见他没有很好地读马克思。我们认为，第一，社会主义这个漫长的时期，要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第二，当前中国处于什么阶段？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里面，还有资产阶级，还有个体经济，还允许有一些剥削存在。所以我们把这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算作过渡时期。

以后怎么发展到初级阶段问题上的呢？于光远是赞成我们的基本观点的，就是要分阶段。但当时他并没有讲，他在考虑我们对当前这个阶段的提法，不赞成我们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归入过渡时期。我们的文章没有讲初级阶段，只讲中国当前是不发达社会主义。以后有的人误会了，以为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于光远提出的。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我们讲阶段问题，会上并没有反对意见。胡乔木、邓力群都没有到会。邓力群是特邀代表。胡乔木跟我在一个组，是第二组，但他们根本就不来。我们发言登了简报以后，当时《经济研究》的主编董辅找到苏绍智，说《经济研究》要发表我们的联合发言。老苏打了一个电话，问我的意见，我说，发就发吧。他们在5月号刊出了。

发表以后，没想到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胡乔木、邓力群要批判我们，却不允许反批评。这就是1979年的“阶段风波”，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979年6月份，胡乔木写了个字条给《经济研究》，指示他们，组织文章同我们商榷。7月5日，邓力群在社科院，召集了一个五六人的小会。他在会上，拿出我们讨论阶段问题的文章，说这篇文章有问题。他提得非常尖锐，说：“这不是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过去凡是派和实践派有争论，看来苏－冯是实践派。凡是派就会说，你们连中国是社会主义都不承认。他们会拿出中央文件来同我们争论。”他树了一个假想敌，还讲了一大篇，我都记不得了。反正主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批判。据说会上有人提，他们写反批评的文章怎么办？邓说：反批评的不能发表，内部刊物也不能发，只能打印供领导参考。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个会议以前，胡乔木在社科院的走廊里碰上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说“苏－冯这篇文章很有问题，估计光远事先不知道吧？”的确，于光远是不知道，我们没跟他商量过。邓力群在小会上还讲，中央两个秘书长研究过，中宣部要说话。邓力群还要求参加7月5日这个小会的同志要保密，不许泄露出去。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很快我们就知道了。

1979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庆，叶帅要在大会上讲话。起草了叶帅讲话稿，中宣部还准备了一个叶帅国庆讲话的宣传提纲。7月上旬，宣传提纲要在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当时，胡耀邦还兼任中宣部的部长。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时期，每周要开两次会，周二开例会，周五再开一个座谈会，把北京的思想理论界、宣传单位的头头，都请来参加。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编译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的负责人。 7月6日中宣部的会议，主要讨论叶帅讲话的宣传提纲。邓力群趁机把批我们文章的意见，弄到中宣部的会上去讨论。具体手法是，在叶帅讲话宣传提纲的最后一段，对当前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引了我们文章里的一句话：中国当前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发给当天参加会议的人讨论。主持会议的胡耀邦，问大家对宣传提纲有没有意见。与会的王惠德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他看了一遍后，问：这个宣传提纲发出去了没有？工作人员说，还没有发。王惠德说，这个提纲现在不能发。最后一段要批苏－冯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错。于是，会上发生了争论。有的说，苏－冯的文章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少数人支持王惠德的意见，不同意批判。耀邦说，意见不统一，下次再讨论。

当天，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因为《人民日报》的人跟老苏说了。老苏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当时比较紧张，同我商量我们怎么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建议，给小平同志写信，因为我们那话没有错，我们现在不是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个阶段吗？写不写？我们想看看发展再说。中宣部第二次开会，那时会开得很勤，紧锣密鼓，周五第一次会，下个周二，周五，几天开了3次会。第二次开会还是讨论叶帅讲话宣传提纲，又谈到这个问题上了，会上，多数人还是坚持要批，有的人不同意批。这次《人民日报》参加会议的人换了王若水，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力排众议，他发言提出：苏绍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我认真看过，其中并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意思。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他们的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一个一个地问：耀邦同志看过没有？胡耀邦答：没有来得及看。他又问4位副部长：黄镇、廖景丹、张香山和常务副部长朱穆之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7月13日，周五，中宣部继续开会，仍是讨论国庆30周年叶帅讲话的宣传提纲。讨论中自然又谈到批判错误观点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王若水询问：几位领导同志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黄、张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看了。朱说，他仔细看了两遍。苏－冯的文章里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句话，正是宣传叶帅讲话提纲最后部分引了要批的话。朱穆之说完，王若水立刻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单行本，就是上面说的那篇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王若水说，“苏－冯文章中的这句话出自胡乔木参与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他们是有根据的。”他一边说一边翻，翻到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听了王若水的发言，满堂惊愕，没有人再坚持批的意见。散会前，胡耀邦拿过那份宣传提纲，亲笔删掉要批的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以后也没有听到中宣部说什么话。

那天晚上，我和苏绍智都在于光远家里，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于光远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那天没有去参加会。晚上，他打电话问王惠德，王在电话里跟于光远讲了白天开会的情况。王那边讲一句，于复述一句，我们都听到了。后来，王若水跟我说，那天散会前，耀邦亲自把宣传提纲稿子上引的那句话划掉，就宣布散会了。胡乔木、邓力群处心积虑要批我们，最后没有批成。邓力群说中宣部要讲话。结果，中宣部没有讲话。中宣部的会上就没通过嘛。

1979年7月没有批成。可是，学术权威胡乔木等人并不甘心，“阶段”问题一直纠缠了5年。在1981年8月召开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又重提这个问题了。胡讲话又批评有的人还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这年年初，社科院召开了一次党代表大会。胡乔木在党委常委会上讲话，再次旧话重提。

关于第2点，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与吴江的3篇文章，有无什么关系？

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他们都是起草组的。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要把批判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去。于光远就不同意，说你不能这么写，两个人争吵起来。光远说，至少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胡乔木没有话说，这个概念就写进“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当然这个跟“阶段风波”是有关系的。于光远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得很清楚。

1981年6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接着是1982年耀邦的十二大报告，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讲了几句话。第三次是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就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这三次都没有展开论述。到了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才展开。赵紫阳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在1987年3月21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示的信，说十三大报告打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立论的根据。因为初级阶段的提法，在我们党中央的文件里，已经正式出现过3次了。但这3次都没有发挥。如果您同意，我们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循着这个思路来展开。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很好。”赵给邓的信和邓小平批示的复印件我都看见过。这些材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个过程，并不是根据吴江1986年5月以后发表的3篇文章才写进十三大报告里去的，不是这样的。十三大报告的思路、立论根据，1987年3月赵紫阳就提出了，怎么会是根据吴江5月以后发表的文章才提出的呢？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郑必坚是起草人之一，是当事人，我们是熟人。我打电话过去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看了吴江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他说：没有，根本没有。

五、今天的一些反思

以前我们的这些研究，都是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前提下来做的。主要是维护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要分阶段。现在看起来，正像邓小平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它的生产目的、发展阶段……是否落空了呢？现在只能说，这些讨论，对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突破“凡是”的束缚，对发展生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对当年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些实际的作用。并没有接触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过去，我们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对社会主义有些问题还不知道怎么来实现。小平同志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说不清楚。这就提出更深入的问题了。从我自身来讲，因为研究的领域比较具体、专门，是从劳动者的分配入手的，后来就转向劳动经济的实际研究。例如，市场经济，我们不是有一本专著叫《论中国劳动力市场》吗？至今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代市场经济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改革之初就有了，就是还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市场，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经济怎么运行，谁来给你生产，所以要论证劳动力成为商品。我们对马克思讲的话，有些是不完全同意的。他认为劳动者一无所有才去出卖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这样的。因为在英国工业化的开始阶段，是“羊吃人”。把农场都拿来养羊了，都变成牧场了，农民都给赶出来了。所以，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到处都是流浪汉和乞丐，确实是一无所有。他没有耕地，只有出卖劳动力。马克思的理论是从当时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

我们现在看，我们中国人，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现代的中国农民，并非一无所有，他们起码还有承包的土地。（近10年的“圈地”运动是另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劳动力会成为商品？我们说有两个原因，就是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不再依附于奴隶主、地主了；再就是劳动力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劳动者获得了人格的独立，这样他才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199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登在《经济参考报》上，题目叫《劳动力是商品，人不是商品》，专门论述劳动力是商品，劳动者不是商品。所以，劳动力市场就不能没有。而且，我主张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2003年，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要恢复《宪法》规定的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你不让人家出来，你户籍制度管得死死的，那只能是一个地区市场。最近，我看到有人在研究，有的研究户籍制度应该废除。我已经有一篇文章发表了，就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了，不要再搞那个户口管制。要实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首先要恢复《宪法》中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条款，如果没有这一条，你废除户籍制度就没有理论根据啊，没有《宪法》的根据。

刚才讲了初级阶段，我现在觉得，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初级阶段是不是还要发展到中级阶段呢，是不是要发展到高级阶段呢？高级阶段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不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呢？都还是问题。我在《风光合是鹧鸪天》那本书的《后记》中，写了几句话：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研究，我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仍然仅仅是一个“幻想”。我的小儿子，把“幻想”给我改成“理想”，他还有点顾虑，比我还老成，怕人家抓我的辫子。这个初级阶段问题，就是我们讲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样的问题。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还要到共产主义。到底这个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是个问题。反过来讲，从我的研究当中，感觉到马克思有些东西确实是过时的，是不能实现的。比如拿按劳分配来讲，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们拼命维护按劳分配。后来有位蒋一苇先生讲什么两级按劳分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他写文章说，国家对企业是一级按劳分配，企业对职工是一级按劳分配，这个根本就是完全站不住的。因为企业不是消费单位，按劳分配是讲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所以这是不对的。1980年代后期，承认资金和生产资料投入都应该有回报，这也是一种分配，资本和技术也参加分配，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一个“不完全的按劳分配”。到1990年代，1991年我出版那本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书，主张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调解，那就不是按劳分配了。从不完全到完全不按劳分配，是因为工资由市场调节。为什么说实行不了按劳分配呢？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没办法衡量，劳动没有办法计量，劳动力的价格离开了市场，也没有办法计量。按照苏联一个学者的观点，就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那如何来衡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呢？好比我工作一个钟头，和你工作一个钟头，按时间来衡量也不行。你的劳动和我的劳动不同，怎么能够进行等量交换呢，这个没办法进行衡量。所以我就觉得劳动和劳动力是没法计量的，按劳分配就分不成了。于是，我就从维护按劳分配走到否定按劳分配了。这是我的思想的发展。当然我写的东西比较含蓄一点，我从维护按劳分配，走到不完全按劳分配，到市场调节。我就没讲完全不按劳分配。因为你那样讲的话，人家抓你辫子，你不是送上门去吗？实践的发展可能会证明我是正确的。当然，也可能证明我错了。研究工作嘛，是应该允许错误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的文章里，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概括说，第一是公有制；第二是按劳分配；第三是共同富裕，三条。公有制，现在的公有制到底是占多少比例，不是有个材料吗？现在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加在一起已经是半壁河山都超过了。差不多是70%，都不是公有制经济了。那你还说什么？我讲这些，都是有资料作为背景的，不是随便想出来的。

当然，我现在不怎么研究经济问题了。因为如果要写经济论文的话，首先要调查研究。我这样一个老人，出去搞调查研究，深入到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收集数据，做定量分析，比较困难了。不像以前在马列所的时候，经常外出做调查最多的就是我。年龄不饶人，我现在不行了。1990年代后期还出去调查，搞社会保障和失业问题的研究，1996年写了一篇谈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还得了奖。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做了实际调查才写出来的。

冯兰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