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研室全称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7月建立，到1979年共存在了四年。这个机构是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亲手建立起来的。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政研室的工作异常艰巨，并且遇到了生存的危机。本文记的就是邓小平关乎政研室起死回生的一次谈话。

政研室成立于“文革”后期的1975年7月，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政研室的任务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被“四人帮”搅乱了的各项工作。这是十分艰巨复杂的斗争。政研室一成立，在这方面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所以为“四人帮”所不容。仅仅四个月之后，在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谗言，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集中“火力”攻击政研室，污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政研室的处境异常艰难，但这还不算是“危机”。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按说政研室的日子应该好过了，政研室是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也是挨“四人帮”整的。整政研室的那些人倒了，政研室还不该从政治上翻身吗？

可是，1977年春天，正当政研室积极认真地揭批“四人帮”时，却传来政研室要撤消的消息。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到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消政研室。理由是说当时由于“四人帮”篡夺了中央领导权，所有舆论阵地、宣传工具都控制在他们手里，现在形势变了，这些已经夺回来了，所以政研室这个机构就没有必要了。当然这是一种说法。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我还是不懂。

听了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一方面觉得政研室似乎已经无望，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这样“散摊”，还是想尽力保住它。负责人之一于光远出主意，要求国务院批准我们全体人员在撤消之前去大寨、大庆参观学习，尽量拖延时间，拖到邓小平同志复出（这时已有邓复出的信息），看能否保住这个机构。参观的报告送上后，国务院批示同意。

就在政研室危在旦夕的时候，我得到一个重要消息：5月12日这天，邓小平找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去谈话，主要谈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讲了许多重要意见。邓小平虽然还在赋闲，但是这件事情表明他很快会重新出来工作。笫二天一早我照例到于光远家（我每天搭他的车上班），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光远，建议他们也找邓小平谈谈。

这时，政研室负责人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去了“毛著”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留下来了。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开始，他们就同邓小平失去了联系。

听了我的建议，于光远说，他们也很想见邓小平，但是不知道邓小平的电话和住址。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邓小平是在西山会见他们的，政研室要见邓小平可以找他的秘书联系，邓的秘书叫王瑞林。我说我们没有王瑞林的电话，李昌就将王瑞林的电话告诉了我，我立即转告了于光远。

经过联系，邓小平于5月24日会见了于光远和邓力群①，据说还有王震也在座。胡乔木没有去，他因为向毛主席揭发了邓小平，有点不好意思去见邓。很快，于光远、邓力群就在室里传达了这次见邓小平的情况和邓小平谈话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见使政研室的命运有了“转机”。

邓小平谈了很多问题。他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主席过去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呢？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邓小平还说：“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恩自己没有说过‘凡是’，列宁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又说，我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②

于光远他们提到大家很关心小平同志重新工作的事情，邓小平很幽默地说：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他说考虑想管科学教育。接着讲了很多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问题，内容同十二天前与方毅和李昌所谈的差多。主要是强调要搞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不要教育不行。他说的下面这段话给人印象特别深：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起源大概就是这次谈话。

邓小平谈到最后，讲到了政研室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邓小平还提到了“批邓”运动中被诬称为“三株大毒草”的三个文件，一个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个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一个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个文件都同政研室有关。邓小平说，《论总纲》最近才看到，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文章没有。

邓小平的谈话，给了我们政研室的同志很大的鼓舞。他肯定了政研室的工作，他说有用的人还是要用，都表明政研室的命运有了转机。虽然我们仍然按照计划参观大庆（不再参观大寨），但是大家看到了希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7月份，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不久，他又找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明确表示政研室这个班子不能散，要存在。以后用什么名义再说，反正理论队伍不是多而是少了。就这样，邓小平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终于保留下来，不再撤消了。尽管后来名称改了，叫国务院研究室，实际上机构还是原来的机构，没有实质改变③。

前面说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提议建立的，后来在面临存废问题时又是他保住的。因此，这件事情更加令人难忘。

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会见于光远、邓力群时的谈话是一篇重要的讲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摘了两段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10月第二版），题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笫38-39页）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笫40-41页）。

《邓选》二卷出版后，我同李昌就发现此两文的脚注（见第38、40页）有问题。

问题之一是，两个注都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两文均标明谈话是在5月24日即邓小平会见于光远和邓力群那天。而那天同邓小平谈话的是三位同志，不是两位。除于光远和邓力群外还有王震，是邓小平那边通知去的。

问题之二是，这两位“中央同志” 指的是谁？不是方毅和李昌，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同志”，且会见方毅和李昌的日期不是5月24日；又不像是于光远和邓力群，当时他们两位都是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连个正式的官衔如什么主任之类的称谓都没有，不能称为“中央同志”。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99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在“1977年5月24日”的条目中，又进一步将邓小平会见的“中央两位同志”说成“中央两位负责人”。这“中央两位同志”或者“中央两位负责人”究竟是谁呢？

不久前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文选》笫二卷那两篇文章的脚注中说的两位“中央同志” 指的是王震和邓力群，传闻还说于光远没有参加这次会见。这就不对了。

笫一、1977年5月王震、邓力群都不是中央同志或中央负责人。王震当时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但还算不上“中央同志”；邓力群仅仅是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之一，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同志”。《邓选》二卷的编者难道是不了解情况搞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连这个最简单的事实都会搞错，那岂不是太不负责任，过于失职了吗？

第二、注释将会见者写成“中央同志”抜高了会见者的地位，却让读者莫名其妙，究竟邓小平会见的是哪两位呢？

这次于光远和邓力群去见邓小平是我向于光远建议的，王瑞林的联系电话是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之后我转告于光远的。他们见了邓小平后在政研室全体会上传达时我也在场亲耳听见，说的是胡乔木没有去，于光远和邓力群去了。于光远还保留着他们谈话时他的原始记录。如果他没有去，怎么会有当场的谈话记录呢？

最近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不再提了，但却进一步明确地写成会见了王震和邓力群，而没有于光远。

我不禁要请教：编者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篡改事实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想一般的编辑同志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么，这是谁的主意呢？文献研究室中何许人敢于如此大胆妄为？

有的人善于在一些事情上搞小动作，挤压别人抬高自己，甚至不惜将党史上有些事情搅乱，给研究者和后来者制造许多麻烦；对本人则适得其反，徒然暴露自身的品性而已。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也是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当我们纪念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更应遵循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是！

注释：

①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8年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1979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邓力群任主任。1980年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仍是邓力群任主任。1987年中央决定撤销了这个机构。

来源：冯兰瑞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