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汪精卫作为同盟会暨国民党的显要人物，在民国初期的政争及海外华人教育中曾合作共事，尤其是旅欧期间，彼此过从甚密，交谊日深，以至建起通家之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二人政见虽时有歧异，但私谊依旧。抗战开始后，汪急剧折入迷途，认敌为友，遭国人唾弃；对这位老友的沉沦，蔡愤惜不已，从此与之绝交。
严格说来，蔡元培与汪精街并非同代人，蔡长汪十五岁，所受传统文化薰陶明显深厚，然而二人早年经历颇为相近，皆在十余岁时考中秀才，且都迫於生计而随即出任「子曰先生」，因而他们身上均有某种程度的「书卷气」。汪祖籍浙江山阴，只因其父作为「绍兴师爷」游幕于广东，兆铭遂为“岭表之人”。但他与山阴蔡氏之间无疑有乡谊可叙。同盟会成立前後，蔡元培与汪精卫分别在国内和海外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他不约而同地对俄国民粹派（亦称虚无党）的思想发生浓厚兴趣：蔡主编《警钟报》连载长文，译述该派历史；汪续办《民报》（第二十五、二十六号），则一再撰文倡扬该派主张。受此影响，蔡、汪先後热衷暗杀行动，深信社会革命须施此“猛剂”，“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正是在此基础上，蔡、汪辛亥之前即已间接通问讯息。
1909年夏，汪精卫在日本组成七人暗杀团，自制炸弹，谋刺清廷要员。他致函旅居伦敦的吴稚晖，询问配制炸药方法。显然由于汪函中亦询及蔡元培，吴特将此函转寄给时在德国莱比锡留学的蔡氏寓目。蔡随後覆函吴谓：“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同人所组织之小队，或能发见一惊人之剧。”看来，蔡对于汪等即将付诸行动的行刺之举不仅理解，而且颇为赞许，甚至还寄予期望。这一态度，与当时极力劝阻汪停止行刺的革命党人似有下同。数月後，汪精卫在北京谋炸清摄政王，事泄被捕，确也成为震动一时的“惊人之剧”。蔡闻讯后，“深为惊悼”，他向友人表示：“此公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良可敬佩，然末下手而败，则尤可悲也。”汪氏“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壮举，颇邀时誉，蔡—对这位不曾谋面的青年志士自然深怀好感。台湾出版的某些专著载述蔡、汪清末在欧洲晤识，这类记载显系将后事前移。揆诸史实，蔡、汪面识当在武昌起义之後的上海。辛亥年冬，蔡元培自德返国抵沪，参与筹建民国事宜；汪精卫被释出狱，在北方略作盘桓后亦南下上海，参赞南北议和谈判。相知已久的蔡、汪自此结交。蔡对英俊文雅的汪十分欣赏，而汪则倾慕蔡以翰林而投身革命，并赴欧苦学，恒以「后学」自称。有趣的是，民国创立前后，蔡、汪二人在同盟会内部均被目为贤德之人。辛亥后迭发怪论的章大炎尝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后来，吴稚晖在《民立报》撰文提出：新建之民国，与其骤由英雄统领，莫如姑以圣贤治理，而最适当之总统人选，国民党内为蔡孑民，党外则有张季直。章、吴所论，不无戏言成份，且章氏意在阻格孙中山，而吴旨在诋斥袁世凯，但蔡、汪当年皆孚德望，却非虚言。因此，南京临时政府酿建之际，蔡元培和汪精卫均被提名为教育总长候选人。
蔡元培和汪精卫在政治上首度共事，是民元春天受命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蔡作为籍属同盟会的阁员充任迎袁专使，汪则以“前议和参赞”身份名列八位欢迎员之一。蔡氏之职既有礼仪性质，又须在正面交涉中不辱使命，无疑责任重大；汪的作用则颇显特殊，他深得孙中山、黄兴信任，又曾以革命党代表身份与袁世凯就议和、权力过渡等问题达成默契，实乃迎袁使团中独具转圜能力的关键人物。故而，世人述及“壬子迎袁”，多以「蔡、汪」并称。蔡元培与袁世凯正式会谈数次，力持“大总统必须南行”之议，而微妙具体的会下磋商则由汪担任。历来史家多指汪为袁效命，迎袁活动中颇多可疑处云云。此说似属臆测，末见确证。袁的机要秘书蔡廷干曾运动北京的各国公使团向汪施压，以使迁都及袁南下化作泡影。据此当可佐证汪氏大抵秉持此行使命。故而，第三镇兵变，蔡、汪在煤渣胡同法政学堂住所均险遭不测。兵变後，专使团及南京方面迅速妥协，其间，蔡与孙中山电商对策，并拟由汪南下面陈。迎袁失败，蔡、汪发表文告，备述此行经过及变通之结局。随后，二人相偕经武汉回南京复命。他们此行无功而返，後来被评论为：不察袁氏之伪，“蔡、汪等为其所欺”。客观地讲，迎袁不果与民初南方一系列妥协一样，乃时势使然，并非一、二人力折冲樽俎所能改变。
同年，蔡元培和汪精卫还与李石曾等共同发起为暂设天津的《民国报》进行招股；而他们与吴稚晖、唐绍仪等人发起成立“进德会”、“社会改良会”，则尤具一定的影响。蔡、汪等“进德”的内容共八条：不嫖、下赌、下娶妾、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作官吏、下作议员，简称“八不”。其本意乃在矫正清末以来的社会流弊和民国后革命党人征逐官位的风气，但内中亦含发起人的特有习性。蔡、汪北上迎袁舟次，同行众人对上述戒条重作修订，蔡元培《自写年谱》记曰：“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教仁）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作官吏、下作议员二条。”“进德会”遂成：“六不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汪精卫民国初年似有那么几分“功成身退”的气象，执意辞弃同盟会总理、粤督和总统高等顾问等出仕机会，而选定出国留学一途。他向来函相劝的孙中山表示：仅拥虚名，自误误人，“故弟求学之念甚坚，下可动摇。”并非巧合的是，蔡元培在内阁中做了数月总长之後，旋即辞职，而甘愿以留学生身份研讨学理。是年秋，蔡、汪分赴德、法两国，一偿治学之愿。对於蔡、汪二人的高蹈远引，时人曾以他们同具“无政府倾向”解释之。胡汉民即议论道：“精卫与孑民、溥泉（即张继），亦渐有无政府之倾向，惟溥泉比较浪漫，不若精卫、孑民之通而自然有节也。”其实，汪氏飘然西去，是为“将来出而任事”积蓄实力，与年逾下惑而性近学术的蔡不尽相同。
蔡、汪游学欧洲刚刚半年，国内便发生宋教仁被刺案，孙中山决计与袁世凯决裂，急召海外同志回国。蔡元培、汪精卫遂一同取道西伯利亚，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初返抵上海。京、沪各报对他们连翩回国曾作评论，认定这两位民党要员“对大局必有一番谋划”，进而揣度：他们虽应孙召而回，然将“别有怀抱”。事实上，对於孙中山与黄兴在反袁问题上的策略分歧，蔡、汪的态度较接近於黄。汪强调民国後“人心厌乱”，蔡则主张“采取舆情”，不可一味“极端进取”。因而，二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力倡调和南北冲突，并迅即与张謇、赵凤昌会谈，进行斡旋，此举得到黄兴赞许。不过，奔走调解的同时，他们也为不得已的军事讨袁做着秘密准备。“二次革命”爆发前，蔡元培曾与李烈钧同往南京最精锐的第八师，游说蔡氏爱国学社时的旧友、时任该师旅长的王用功反袁，结果未能如愿；汪精卫则受黄兴之托，赴粤疏解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广东方面一致抗袁。湖口起兵後，南京第八师自下而上参加讨袁，蔡元培与已返沪的汪精卫应邀赴宁，共同为其草拟反袁通电。
在癸丑反袁的高潮中，7月19日，蔡元培、汪精卫与唐绍仪联名致电袁世凯，促其下野，电云：「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例当引避，而以是非付诸后日。流天下之血，以争公仆，历史所无，知公必不出此。望公宣布辞职，以塞扰攘。”这番多少含有西方政治理念的劝言，辞气和缓，但与南方的倒袁初衷并无二致。梦求黄袍加身的袁氏当然不领受此番“好意”，却也不失礼仪的回覆一电，一面称“鄙人老矣，甚愿与公等同作平民，享自由之幸福”，同时，则又表示“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即此所以尽职于国民及仰酬公等之厚爱也。”不难看出，袁氏对於蔡、汪这些“国民党有学识之人”，较之所谓“逆迹已著”之南方武人，在形式上还是区别待之的。其後，蔡、汪与吴稚晖、张继等在上海创办《公论晚报》，撰发文章，配合讨袁，直至“二次革命”失败而停刊。在此次政争中，蔡元培、汪精卫等调和南北的举动颇遭人诟病，被指责为一再妥协，乞求谅解，有悖革命党人身份等等。这类批评固不无道理，然终觉有欠全面。大体说来，蔡、汪的活动与国民党反袁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多数主张互为表里，并无根本捍*格。即使曾与袁世凯有些瓜葛的汪氏也基本与孙中山共进退。当然，袁视蔡、汪等为稳健派，意存羁縻，亦是事实。
“二次革命”之后，蔡元培、汪精卫于同年秋、冬之际先後携眷旅居法国，他们在巴黎近郊比邻而居。不久，袁世凯、袁克定父子通过朱芾煌其人汇来三千元，函称闻蔡、汪现状困窘，以此相助。其後，袁氏又两度托人传信予蔡、汪：总统极器重二公，对前此劝退位之电，亦甚谅解，深愿归国共襄危局，并请劝告党人勿再图内乱云云。当时，蔡元培致函吴稚晖曾论及该事：“弟与袁世凯绝交，至分明，在彼亦不过笑弟为一迂儒，未必置于意中，……大约彼等总不肯放过精卫先生，而弟适与之同留法国，又二次革命时，适同时归国，适同发一电，劝退任，遂生出种种连带之关系。”显然，蔡自认在此问题上实乃“为汪作陪”而已。至于汪精卫，由于辛亥获释后在京与袁世凯曾作数夕长谈，又和袁克定缔结金兰，且民元时力主总统一职非袁莫属，故被讥为“政治两栖动物”。但汪的政治根基毕竟在国民党方面，作为孙中山的信徒，他与袁氏终究保持着距离，故袁先后两次约汪入京，均未如愿。癸丑年间，汪甚至独发宣言，促袁去职。可以说，汪、袁关系至迟在二次革命时即已断绝。因而，蔡、汪旅法期间对袁氏的一再“致意”未予理睬，而所收汇款，“既不愿用，亦不便却”，遂移作创办《学风》杂志的费用。
旅居法国的三年，蔡元培和汪精卫远离国内政治尘嚣，一同究心学术、赞助留法教育事业，且遭逢欧战，共尝战乱之苦，二人情谊日渐深厚。到法之初，他们与李石曾、谭熙鸿等轮流为聚集在蒙塔尔纪的中国学生作每周一次的演讲，内容乃中西学术问题。同时，蔡、汪作为留法俭学会的倡导人，对俭学生的活动亦颇热心，曾就俭学生编办《农学杂志》一事联名致函在国内的王宠惠，请其代洽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承印销行。1914年8月，欧战爆发后，蔡、汪一行人避居乡间，中经几度迁移，才在法国南部城市都鲁司安定下来。翌年春，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被公诸报端，留法学界人心激愤，汪与方君璧、李圣章等到蔡寓商议办法，蔡提议成立“华人御侮会”，旨在抵御外侮，惩戒国贼。汪则认为，国难之际，公然成立团体，不免有内争之嫌，莫如秘密活动，以御外侮。此时汪已决计回国纾难。不久，吴稚晖自英来法，蔡、汪等正式组建“世界社”，其宗旨赫然定为：传布人道，介绍真理，而实际活动不外编译书刊、推进留法教育两项。其后，汪精卫、陈璧君踏上归途，而将年幼的儿女托付于蔡元培、黄仲玉夫妇代为监护。
自留法後期起，本以投身政治得著名声的汪精卫，越来越带有从事文化教育的色彩。1916年初，他重返欧洲后不久，即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同法国人士欧乐、穆岱共建华法教育会，蔡、汪分任中方正、副会长。随後，他们联名致函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各劝学所和学校以及有关人士，吁请国人赴法勤工俭学。此类信函多由汪誊抄寄发。同时，他们还在华工学校参与教务。是年夏，蔡、汪等进而创刊《旅欧杂志》，协同负责编撰工作。此前，汪氏归国期间，经蔡函介访晤张元济，表示要赴南洋集资以专营出版之事，致使张萌生延揽之念。也正是由于汪精卫此一时期在文教方面表现出热情，蔡元培于1917年出长北京大学伊始，便函邀其来校任教。蔡认为，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总不及在国内来得切实，他将汪喻为普鲁士献身教育救国的著名学者费希特，恳切表示：“深愿先生惠然肯来，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尽管汪氏未能应约前来，但“五四”时期，汪作为广东方面的教育会长，在穗、沪等地就留法运动、大学教育等敏感问题发表意见，其基调与蔡的主张完全一致，颇有南北呼应之效。
1917年以后的十年间，蔡元培、汪精卫二人一北一南，一国外一国内，彼此交往明显稀疏。1923年7月，蔡辞离北大出国前夕，曾与汪在上海晤谈，此外，便多年暌违。这次晤面前一月，汪写有一函，经由张元济转寄给在绍兴小住的蔡，其内容乃是请蔡为南方大本营参谋处长蒋介石之母王氏撰写墓志。蔡、汪何曾料想到，四年之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正是这位当年的参谋处长使他们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北伐后期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蔡元培与汪精卫在清党分共、拥蒋反蒋等问题上各行其道，一度对立。汪自孙中山逝世后步入权力顶层，虽有资望，却短于独自决断，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屡屡失手，致使许多老友对他的期许日见低落。吴稚晖即贬斥其为“花瓶”，断难承担实际责任。显然，蔡亦不无同感，他与其他元老一意拥蒋，原因固然复杂，确系比较党内实力人物后所作的现实选择。不过，在国民党内的政治纷争中，蔡具有某种超然地位，是冲突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因而，三十年代初“宁粤分裂”后，他出面调停，亲临广州邀汪精卫等北上，最终促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1932年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下到一个月，即函请久居上海的蔡元培常住南京， 除“参加中央会议之外，对于政行，时加指导”。汪还通过王世杰转述他对蔡“至为深切的怀念之情”。显然，汪氏欲借重于蔡，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与二人昔日情谊有关。对此，蔡颇为感动，但对其相邀之意却敬谢不敏，他覆函称：“运筹帷幄之内，折冲尊俎之间，实非拘墟如弟者，所能助力。”蔡一生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却又有意与权力核心保持距离，昔日离别北大后婉辞孙中山邀其南下之请，而今对汪亦复如是，盖均出自“不宜于政治”的自我审评。况且，蒋、汪合作，微妙莫测，蔡尤不愿涉足过深。不过，此后蔡每次赴宁，几乎总要与汪晤谈，且偶就国政恳切陈言，当年蔡哭劝汪氏对日外交应当强硬，即是一例。这期间，蔡还曾就中央研究院有关事宜及涉及人权保障的数起案件函促汪氏妥为办理，汪亦大抵认真回应。
汪精卫出长行政院的同年8月，因与张学良不和，加之黄埔系康泽等所办《中国日报》诋斥汪派人物顾孟余，遂通电辞职。蒋介石当即恳请蔡元培致函汪氏转达挽留之意。三年后，由于对日屈辱外交招致普遍不满，汪在青岛再度称病辞职，蔡则又一次受蒋之托专程赴青岛当面劝留。在此问题上，蒋氏一再借助于蔡，显系由于蔡、汪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
“七七事变”前数月，刚刚自欧返国的汪精卫致函蔡元培，略述由于音讯隔绝，而“向往之心，与日俱积”后，转而剖白心迹：“铭不揣愚顽，妄欲揭以党治军之义，与持兵者相抗，颠顿至今，一无所成，而坚执此意，仍不少衰。惟从前不见谅于同志，以为有袒共之嫌者，既因事实证明而疑云渐散，此稍足告慰于先生者耳。”接着，便愤怨指斥“个人独裁， 藉口党治，摧残民权”之种种事实，请蔡有以教之。汪此函不避往日嫌隙，且暗责政敌蒋氏，其底蕴乃在求取蔡的同情和试探得其助力的可能。此时，蔡大病初愈，对“党国政治”亦心灰意冷，他覆函对汪氏“以党治军”主张稍作敷衍，继而亦申诉衷曲：“弟生性迂愚，对于政治问题，毫无兴会；即不得已而参加，亦常持急流勇退之态度；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对于文化事业，虽无专长，要为性之所近，不贤识小，聊尽撮壤涓流之义务而已。”此番表白，言真意切，非为故交，难吐此语；不过，实亦回绝了汪的试探。恐怕这是蔡、汪之间最後一次重要的书信往还。值得注意的是，蔡覆函的末尾，特写望汪「为党为国自重」一语，下知属函札套话，抑或别有深意?
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汪精卫发表「艳电」，叛国投敌。避居香港的蔡元培则以老病之躯满怀信心，鼓动抗日。蔡目睹汪由革命志士蜕变为卖国巨奸，其震怒与惋惜的复杂心情当不难想见……蔡、汪交往数十年，始合而终离，其身後一为世人景仰的楷范，一为千古留駡名的奸逆，历史竟如此变幻莫测，历史又如此黑白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