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郑弋、刘铁和万春晖在一块喝酒。本来还有一个人，叫鹿原。他们四个人是经常在一起的。往往是，快下班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拿起了话筒，其他几个就各自开着车子或打的到指定的地方去。郑弋是财政局的副局长，刘铁是教育局的书记，万春晖曾给县委书记当过秘书，书记调走的时候，把他也提拔了起来。鹿原在土管局虽然是个股级干部，但实惠也不比其他人少。这几年房地产疯了，开发商为了搞到地皮，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怕拉不他下水。但这天鹿原说他有事，来不了。郑弋问他什么事，他支支吾吾地，郑弋便说，好家伙，你别太狠了，先注意一下对方带没带微型摄像机。鹿原嘿嘿笑。少了一个人，喝酒味道就差一点，平时四个人喝两瓶白酒，刚喝到临界状态，现在三个人喝，不知不觉就过了警戒线。虽然万春晖一再提醒，可他自己最先喝多，他说，你们喝多了，让我来。他抓起他们面前的杯子一饮而尽。他们的交情，是多年的交情，那时他们还是平民百姓，郑弋和刘铁是同学，刘铁和万春晖是老乡，万春晖和鹿原以前在同一所学校教过书，而鹿原和郑弋还有点七拐八弯的亲戚关系。如此的盘根错节使得他们在沿着各自的路子慢慢往上爬的过程中可以互相牵扯。他们边喝酒边谈着县里的一些花边新闻，比如一个村支书跑到城里洗头被老婆带人揍了一顿，有姐妹俩在镇上明开饭店暗地里卖身，一些司机不肯付钱只给她们打欠条，姐妹俩始终没拿到钱便到派出所告他们。又说到市里一家内衣店老板为吸引顾客，在南门湖搞的脱衣大赛，以及一家公司的老总和情人在车子里偷情取暖，谁知车库不透风，结果一氧化碳中毒双双死在车内。
他们笑了笑。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各自的情人，把车开到僻静的地方。刘铁住的那个小区后面有一处建筑工地，到了半夜还有车子停在外墙边。有一次，他们也把车子开到那里去，每辆车保持几十米的距离。在那里可以看到刘铁家的窗户，大家后来还取笑刘铁，说他坐在车里可以同时管着两个家。
跟往常一样，待他们中的一个人签了单，大家就去找别的地方消遣。唱歌按摩什么的，这次他们去了城东新开张的一家足浴店泡脚。不久前他们去过一次，觉得还不错。郑弋说他喜欢那里的一个妹子，胸很大。他还记得她是25号。到了那里，万春晖就叫老板把25号叫来。谁知这个25号并不是上次那个25号，弄得郑弋有些不痛快。老板一个劲地解释说，上次那个25号已经走了。
几个人就躺在那里，让女孩子给他们泡脚、按摩。郑弋对给他服务的新25号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万春晖说，犯得着吗，你忘了那句名言，老沉浸在过去中的人会失掉现在。他向郑弋做了个鬼脸，暗示眼前的这个女孩子也是不错的。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在自己上方的女孩子身上抓了一把。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刚进城那几年还要下乡去帮忙干农活，因此下手也就显得狠。女孩子叫了一声。
这两个人见怪不怪地动了动嘴角。
刘铁忽然说，我看鹿原今晚不像是见“客户”，如果是这样他会直接跟我们讲他如何如何的，说不定他又泡上了哪个女孩子，他这个人喜欢用情，别的事情他可以跟我们讲，惟有这方面他一点也不爽，生怕我们抢了他的女人似的。
郑弋说，我估计，他正在你家后面工地的围墙边呢。
万春晖说，要不，我们来吓他一吓？
郑弋说，怎么吓？别弄得他硬不起或软不下。
万春晖说，我们就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是检察院的。
郑弋一下子来了兴致，翻身坐起，说，好，我来打。
他借了新25号的手机拨通了鹿原的号码，用伪装的声音对他说：嗯，是鹿原吧？你不知道我是谁？你当然不知道，你也不用知道，你只要知道我是哪里的就行了，跟你说，我是检察院的，你的事我们都知道，县纪委已经把你的案子交到我们手上了，我们不想白天打扰你，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知道，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请你认真地、好好地想一想。记住，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干出什么傻事来。好，我挂电话了。
几个人笑了起来。一个服务员已经给万春晖按摩到了下腹。
他说，这下好了，鹿原伸出去的鸡巴都缩不回来了。
刘铁说，不会真的吓着他吧？
郑弋说，没事，等会儿再告诉他，说刚才那个电话是我们打的。
可等他们红光满面通体舒泰地走出足浴城，已经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
县检察院的检察长胡风茂第二天上班时，见已经有一个人在门口等他。
胡检察长说，你找谁？对方弯了弯腰，说，胡检察长，我找您。
胡检察长迅疾在脑子里搜索了一遍，依然没有认出对方。他不知道，对方毕竟是个股级干部，平时彼此没直接打过交道。但看对方的样子，也不是平头百姓，县里副科级以上的干部有一百好几十。他唔了一声，说，那就进来吧。
看对方把门轻轻掩上了，胡检察长不禁皱了皱眉。他说，你还是把门打开吧。看对方还在犹豫，他径直过去把门打开了。转过身来，发现那个人站在桌边，手放在胸口，很激动的样子。他示意对方坐下说话。这次，对方倒是很听话，坐下后，望着他，结结巴巴说道，检察长，我……
胡检察长说，你说吧。
对方似乎终于下定了很大决心，孩子般地望着他，说，胡检察长，本来，我早就该到您这儿来的，我也一直想来，可是我……直到……
胡检察长又皱了皱眉，说，你能不能快点，等会儿我还有个会。
对方说，好，我一定抓紧时间，我把我犯的错误都一五一十告诉您，想求得您的宽大处理，跟您说，我昨晚一整晚都没睡着，我良心不安，毕竟是受了多年教育的干部，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培养。我本来是一个中学教师，那年县里举行公务员考试，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报了名，没想到真的考上了。几年后，我从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被提升为股级干部，我知道，我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不该过早地断送自己的前程，也给单位和组织抹了黑，现在我反思自己，痛定思痛，觉得关键的原因还是自己的革命意志太薄弱，经不住诱惑。县里这几年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按道理我更应该提高警惕，可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开始几次，我都坚决地拒绝了，但后来，我还是没有，我没能坚持到底，这是最令我痛心的。我不知不觉被别人拉下了水，他们请我去吃饭，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吃饭，也就没有拒绝，现在，县城里几家大酒店，主要不还是做机关单位的生意？每到中午，大家就不知不觉往那里走。有一次我数了数，我常去的那家饭店，光机关的车子就停了二十三部。即使是私人老板请客，可最后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我懂。可一个人哪能挡得了时代潮流？现在我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有时候，就是一个人，也能舍生取义，对吧？那次吃饭后，对方像往常一样送我回家，在我家楼下，他递给我一个提包，说是我落下的。我脸一红，说我没落下，这包不是我的，可对方硬说是我的，并坚持把我送进家门并把那只包放在沙发上。我的心怦怦跳起来。等他一走，我急忙拉开提包的拉链，五大扎纸币，我数了数，整整五万！我呆在那里。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拿出其中的一扎在手背上一划，马上出了血。我看着血顺着手背流下来，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当时它们可以在县城买两套新房。它是我多少年的工资？我动摇了。我用它们在手臂上划了多道血痕，便心安理得地把钱收下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此后我就想也不想把对方的钱收下。虽然有时候我也害怕，但又一想，现在，有点实权的人谁不把钱往自己口袋里揣呢？那天，我父母来城里看我，我给了他们两万，我母亲的手一直在哆嗦。他们似乎也心照不宣，没问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以后，他们每次来我这里，都若有所待。我看出来了。每次我都没有让他们失望。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孝顺，甚至恰恰相反，我是在用这些钱暗暗侮辱他们。也暗暗折磨自己。我和父母曾经为了钱闹过矛盾。刚参加工作时，每发了工资，我都把钱如数交到母亲手里，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生活，可他们还要我这么做，我没答应，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开销，没有钱，我怎么请朋友吃饭，怎么给孩子买奶粉，怎么给老婆买衣服，是不是？我母亲在钱方面一直是很吝啬的，记得我读书时，每次向她要钱都充满了屈辱。哪怕是给我十块钱，她也要先数落我一顿。我想等我参加了工作，就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仅凭我当教师的那点工资，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现在好了，我有钱了。两万块钱足可以把母亲的衣服口袋扎破个洞。事实上，她后来也真的向我抱怨过。于是我叫妻子带她去街上买了件衣服。我甚至暗暗希望她口袋里的钱在路上丢掉或被人抢去，那她就该呼天抢地地哭上一场，然后又可怜巴巴地来找我。她把钱都放在床底下的一只瓦钵里。她不信任银行，她担心银行一夜之间关了门，她申告无门。仿佛为了报复他们，我更加毫无顾忌地受贿。我想，等我有一天被抓进监狱，再没有人如期给他们那么多钱，他们也就好像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可以说，这几年，我一直在为此做着准备。在父母面前，我一向有自虐倾向。我想通过虐待自己来虐待他们。我很高兴自己有了这种虐待他们的方式。这种感觉真痛快！有了钱，我自己也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基本上叫做为所欲为了。我暗暗买了好几套房子，还不包括一家房地产老板送我的那一套。我给老婆买的内衣都是一千多块钱一件。她不要，我就送给别的女人。不怕它们没人要。当然，我仅仅是一个股长，在单位上，如果没搞好关系，很快就会下台。为此我送我们局长洋酒、金条、美女，当然还有现金。领导不可能不知道我赚了不少钱。再说，没有他的同意，我同意也没用。我跟他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不但如此，我还有几个铁哥儿们，可以互通信息，互相帮助。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喝酒打牌玩女人，有一次，我们还共同玩了一个外国妞，当然，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刺激。渐渐地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要报复父母还是自己已完全沉浸在各种享受里，反正是欲罢不能了。人都是有弱点的，只是有时候被制约有时候则无所顾忌地被释放。几天前我看了一则新闻，说一个打工的小伙子在银行的取款机上取款时，因机器失误，把一千元误读为一块钱，小伙子狂喜，刷了一百多次卡，得到了十多万块钱，结果被法院判了无期徒刑，我觉得那个小伙子挺冤枉的，他不但是作案者，也是受害者，试想，又有多少人经得住这种诱惑呢？何况他还是个农民工。他可能从没见过那么多钱，从没尝过那种快感。对，他后来肯定不仅仅是为了钱，更主要的是为了快感。是快感害了他。快感这个东西，你一旦尝到了它的甜头，便很难拒绝，就好像吸毒。如果取款机不出问题，他就不会犯罪，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款机简直是教唆犯。那么谁来追究那台取款机的责任呢？恰恰相反，它摇身一变，成了公共财产或国家机构的象征。我知道，我的这些思想是不对的，可我仍忍不住这么想。一个法律专家曾在电视里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在家里放类似于水果刀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很有道理。你想啊，一把刀子放在那里，你会经常盯着它看，一旦你生起气来，不，它甚至诱惑你生气，那时，你就会把它拿起来。现在我就经常觉得自己手里有一把刀子。我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把它放到哪里去。我只知道，我揣着它，我想用它。可有一天，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我觉得不是我握着它，恰恰相反，是我完全被它操纵，它不过是钓钩，被看不见的线牵扯着，而我是一条鱼，已经被钓钩牢牢钩住。我要反抗。要摆脱它的控制。实际上，我昨晚哪儿也没去。我想摆脱过去的那种生活。我不想受贿，不想天天坐办公室，不想看黄色网站，不想和局长拉关系，不想跟狐朋狗友一起吃喝嫖赌，不想让房地产涨价，不想让城市版图无休止地膨胀，不想让开发商一个个笑得露出金牙。疯了，都疯了，买房的，卖房的，炒股的，卖淫的，买春的，贪污的，受贿的，贷款的，放高利贷的，当官的，做包工头的，都疯了，跟你说，那次我去理发，见理发店里的伙计个个都在谈炒股。它旁边一家原本生意很好的服装店已经关了门，开店的夫妻俩都炒股去了。我儿子还只读小学，可你不知道，他们的班干都已经各自定好了级别，班长是局级，学习委员是股级，反过来说，我这个股级干部也算得上是学习委员了。我喜欢这个职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担任学习委员，现在我儿子又是，这就叫代代相传嘛。反正都疯了。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天大的事。我承认，这几年，房价的疯涨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无形中抬高了它的成本。房子是什么东西？它像一顶轿子，各方面的人都在抬，一抬，它就高起来了，落不着地了，等它落着地，就会爆炸，它里面装满了火药。所以我要及时从轿子里跳出去。为此我逃避应酬，整夜睡不着觉。跟情人也闹翻了，跟老婆还在怄气。她见我经常塞钱给我父母，她有意见，也偷偷塞钱给她父母。塞吧，塞完了事，反正日子不多了，咱们就来一个彻底的狂欢，然后全军覆没。所以昨晚接到你们电话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想，还是组织好，能及时挽救我，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说着，他目光闪闪，发出某种狂热的光芒。
胡检察长以为这个人是个疯子，正想叫人来把他拽出去，但对方又说出下面一番话来。他说：于是我连夜在网上查了法律资料，我要自首，不但要自首，还要立功，只有这样才能救我自己，我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1998年5月9日起就已经实施了，并且，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如此等等，都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因此，我要将功赎罪，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现在，我要举报财政局副局长郑弋，教育局书记刘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万春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利用职权为所欲为，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了巨大损害！郑弋曾借职务之便，一次就从单位账号上给自己划了十万元人民币，他和一把手互相勾结，经常换小车，每换一次，不但要花去单位几十万元，而且还有几万块钱的回扣。那些旧车也根本不旧，都被以惊人的低价处理给了他们的亲戚。教育局书记刘铁，在各学校校长的人事任免上，伙同其他领导一起暗箱操作，致使才能平庸之辈得到重用，有才能的人反而靠边，导致我县的教育水平整体下滑。并且他还与多名教育系统的女干部和女教师保持暧昧关系，具体名单我这里都有。至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万春晖，是一个笑面虎，看起来一团和气，实质上十分狠毒。在单位上，谁挡了他的道他就会整死谁。至于向县领导打小报告那更是他的能事。他也多次收受巨额贿赂。每次出差必嫖妓，并且不用自己买单。他在××新区的一栋新房，就是×公司的一个经理送他的。他哥哥和妹妹，都被他违规安排到好单位。她妹妹本来是一家工厂的临时工，但他和刘铁互相勾结，七弄八弄的，竟让她妹妹冒名顶替，成为某小学已有七八年教龄的正式教师。他哥哥是个无业游民，竟被他安排进公安局做了联防队员。一次在群体斗殴中致人死亡，也被他找了个替身去坐牢。等等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实在不胜枚举，胡检察长，我恳请你们对我所举报的事情进行调查，核实。这是我的日记，上面详细地记载了我们四个人每一次聚会的言谈。也许你会奇怪，我怎么会把这些写到日记里去，其实这很好理解，古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知道，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没有真正的朋友。我想，如果有一天他们陷害我把我扯出来，那我也对他们不客气，这就是铁的证据。如果他们想害我，甚至杀人灭口，这个本子却在我手里，他们是得不到的。他们不知道我记了日记。现在，我要向组织坦白，把它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
说着，他把日记本双手奉上。
胡检察长把本子接了过去，说，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王英和鹿原结婚已十年了。前五年，是一件棉布衣服，虽普通，却平展、贴身，后五年，则像一件绸做的袍子，虽华美，却被揉得满是褶皱。这是她对自己和鹿原十年婚姻生活的张爱玲式的概括。
的确，早年在学校里，她最喜欢的，是张爱玲。读得被窝里满是张爱玲的气息。她和鹿原的恋爱甚至也是从张爱玲开始的。那时他们都已经是大龄青年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约好彼此拿一本张爱玲的书，他拿的是《十八春》，她拿的是《倾城之恋》。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她甚至暗暗把自己等同于张爱玲，不同的是，张爱玲一开始就遇上了胡兰成，而她的胡兰成，则是由范柳原慢慢变成的。
是啊，哪怕她已经知道她的范柳原已经变成了胡兰成，可她还是爱他。她知道他迟早会出事，便一直在静静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她看来，鹿原是不适合在官场上混的。他心肠太软。哪怕他再正气，可如果没有能力拒绝他本该拒绝的东西，那么他很快就会被对方拉下水。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预料是没有错的。他最适合教书。他是一个相当好的教师，如果他一直这么安安心心教下去，一定会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可他放弃了。他去报考了公务员。每次回村子里，因为没当官，村里人都瞧不起他。那年村里修祠堂，在外面工作的人都要捐款，其实他很想多捐一些，可村里人要求的数目是和级别挂钩的，科级干部捐多少，副科级干部捐多少，像他这样的，只能捐最低的数目。那次他从村里回来，感觉受了莫大的侮辱。因为没有当官，甚至他父母都瞧不起他，经常在他面前念叨村里谁当了官怎么怎么好，父母脸上怎么有光，逢年过节多少人排队送礼等等。父母责备他：你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到政界上混混？你现在在县城，在街上走路都能碰到县太爷，不好好跟他拉拉关系？有一年春节，他买了一条两百多块钱的烟给父亲，可父亲把它们拿出来敬给了别人，好像儿子在外面当了官，这样的烟吃不完似的。他爹说，人活一张皮，我抽不抽无所谓。她看到鹿原脸变得铁青。他给他们钱，他们心里嫌少，嘴上却说，你现在正要钱用，拿回去，等你跟上面拉好关系，我不愁没有钱用。他当上股长后，真的一下子变得很有钱了。他的样子有点疯狂。他再给钱父母时，不像是孝敬他们，而像是用什么狠狠抽他们的耳光，打他们的嘴。后来村里修公路，又要在外面工作的人捐款，他对村长说，他一个人包了。他动用了各种关系，不久，有专款拨到村里，有专车送材料，有专业的建筑队在村里驻扎。他在用整整一条公路抽村里人的耳光，打他们的嘴。他既像是施虐又像是自虐。她知道他这个人有自虐倾向。那时，每次跟她吵了架，他不对她发脾气，只狠狠打自己的耳光，或揪着自己的脑袋去撞墙。他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来伤害她。他时时都在折磨自己。她有时候会想到，他也许是故意表现得那么疯狂，来加速自己的毁灭。有一种爱自己的方式便是把自己掐死。现在他就是在掐他自己。因此她对他的憎恨也就重新变成了怜惜。她不再为他在外面的花天酒地跟他争吵。她默默忍受了一切。她在他心目中已完全不是早年的形象，对他的行为不再起丝毫作用。顶多，她只能在他晚上做噩梦的时候，把他及时从梦中叫醒。
他说，有人在追他！或者：他掉进了一个大粪缸里。
他有洁癖。自从当了那个股长，回来便要反复地洗手。他把外套脱下来扔在地上而且谁也不许去动。有时候，他上身穿着制服，而下身空空荡荡的。
鹿原还能做噩梦，让她既担心又欣慰。她希望他的噩梦早点结束。
那天的事情，很快作为笑话传遍了全城。是的，现在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就像银行加息，头两次还引起哗然，后来人们只是说，加了么？一副漠然和任人宰割的神气。她是在他出事后，才知道他还有那么几个固定的朋友，而且已经交得那么深。他其实是个不喜欢交际的人，对朋友这种关系也向来抱怀疑态度。他曾开玩笑似的跟她说，如果他要干什么坏事，绝对不会和别人合伙，不然，总会有败露的一天，历史上的那些未解之谜，都是一个人独自干下的。
她去求人。她知道也有几个人以前对鹿原很好。可现在，他们都避着她，唯恐沾上什么脏东西似的。不过这也在她的意料之中。郑弋、刘铁、万春晖已被双规。他们的妻子和其他亲人找上门来指责她。她打开门接受他们的指责。反正，这套房子，已经保不住了。为了退还赃款，她取出了所有存款，还要卖掉房子和她的黄金首饰。她马上要一贫如洗了。她渴望回到一贫如洗的生活里去，就像他的洁癖。
鹿原父母听说了这件事，先是说，他们没有钱，鹿原以前给他们的钱被他们用光了。但几天后，他们又主动把钱拿了出来，并充满信心地鼓励她：不要紧，先把人弄出来再说，留得青山在嘛，等以后事情平息了，再赚回来也不迟！
她暗暗吃惊，不知道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乡下老头子凭什么那么自信。这让她想起县城里流传的另一件事情：某局的一个秘书在陪领导贪污、受贿、旅游、嫖妓和赌博后，又陪领导坐牢，他爹去看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悄悄对儿子说，儿子你做得对，等领导出来了，你的功劳又大了一倍！
过了一段时间，鹿原终于回到家里。不，什么是家？是房子还是亲人？如果是房子，他们已经没有家了，他们临时租住在一套阴暗的房子里，四面楚歌。鹿原坐在那里发呆，后来忽然对她说：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
她吓了一跳。
她听鹿原说，我真傻，我是一个傻×。后来我想起来了，那个打电话的人就是郑弋，虽然他变了声，可他的嘴巴和毛茸茸的呼吸我还是应该分辨得出来的。我忘了郑弋喜欢这种恶作剧，有一次就当着我的面模仿教育局王局长给刘铁打电话。他模仿得惟妙惟肖，我差点笑出声来。可那天晚上，我怎么就糊涂了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需要这个电话，渴望这个电话。
他说，王英你应该知道我，我不是那样的人。干这种事的为什么是我，其实最不应该是我。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矛盾。我宁可天下人负我，也不许我负天下人。有几次我甚至忍受着他们的误会。我不喜欢辩白，而习惯用行动去证明一切。那本日记，其实并不是准备用来举报的，你知道，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读大学时起，我就一直记日记。这使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庄重，没有虚度。在那里，我可以观察、思考、记录。你忘了，我曾经不是想当作家么？我还可以遐想、做梦和翻跟斗。有一天，你从外面回来，忽然发现我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翻跟斗，不禁乐不可支，是不是？你说：哎哟鹿原，你，你……哎哟，真笑疼了肚子。你的样子让我怦然心动。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我成了一个告密的小人。平时，我最瞧不起这种人。我不是还跟你商讨过举报或告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吗？从本质上来说，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比如一个人犯了法，自然应该伏法，公民也有举报的义务，可如果举报人是出于奖金或其他目的而不是出于正义，那这种举报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加强自身的监督职能而仅仅提倡或怂恿公民去举报，那不等于教唆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吗？悖论啊，真是悖论！我已经扮演了我自己讨厌的角色。
灾难使得已经疏远了的他们，重新亲近了起来。她喜欢带有一点雄辩色彩的鹿原。这时他手舞足蹈，旁若无人。只是，他们能完全回到从前么？
这天，王英从学校回来（同事们现在习惯于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在路上碰到了鹿原。现在，他每天东游西逛，无所事事。有人邀他合伙做生意，他说，他不会跟人家合伙。看到王英，他赶忙跑过来，对她说，今天，我又去检察院了。
她吃了一惊，问他到那里去干什么。
他说，几天前我就去了，没跟你讲。胡风茂检察长已经调到市检察院去了，那天接待我的是一位刚从外地调来的检察长，不认识我。新检察长说，你是谁？有什么事情？我就把我的事情讲了一遍。新检察长在档案柜里找到了我的案卷，漫不经心地翻了翻，说，你的案子已经结了嘛。我不相信，今天，我又去了检察院，跟那位检察长讲我的事情。可那个家伙还是爱理不理的，我激动了，跟他吵了起来，结果他叫来保卫人员把我赶了出来，你说，他怎么能这样？他是不是想我说出更多的东西？可我已经把什么都说了。说实话，我一直提心吊胆的，不相信我的事情就这么完了。
当着街上许多人的面，她把他紧紧抱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