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进入2008年以来，《十月》期期都推出精品。第1期是新发现的汪曾祺的旧作，第2期是叶广芩的《豆汁记》，本期是石舒清的《父亲讲的故事》，这在期刊普遍不景气的今天是相当不易的。石舒清是当今文坛中少数“耐得住”的作家，这几年一直在小说的诗化和故事化之间探索路径。诗化固然隽永，但淡到极处却不能引人。于是，石舒清向小说的根部探寻，从“讲古”中恢复小说的传奇性。这番努力在上期《花城》中的《麻花客》已经见出，而在本篇《父亲讲的故事》中更出效果。小说精短有味，引人入胜，看似笔记小说，而现代小说观念，特别是“纯文学”的叙述意识和语言的锤炼功夫已化入其内。读石舒清这样的小说，让人感到中短篇小说还是有看头的。近年来，海外作家异军突起，此番，旅居加拿大的陈河又献佳作。《西尼罗症》（《人民文学》）以摇曳多姿的笔致将动荡不安的全球化经验渲染开来，颇得小说的“模糊”韵味。新锐作家乔叶和鲁敏也推出了耐心之作。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收获》）将强烈情感和深切体验注入到世俗书写中，缓慢细密中有撼动人心的力量；鲁敏的《离歌》（《钟山》）走的依然是沈从文《边城》的路数，从语言到意境都很干净，虽然依然像学徒的作业，但已圆熟到几乎挑不出毛病。残雪和吕新两位“老纯文学作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写作风格，但此番的《二麻进城》（残雪，《上海文学》）和《一天》（吕新，《花城》）与现实结合较紧，比较容易解读。
【刊评】
看《十月》/丛治辰
以《清水里的刀子》等作品给人留下清淡、诗化印象的石舒清，近年来似乎一直在探索新的拓路。从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当中，大概可以看到其方向：他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决意磨砺出一种粗糙来，从而迎向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或许可以说，他正在努力地向小说的根部探索。
2006年第4期《上海文学》亦刊登一篇石舒清名为《父亲讲的故事》的小说，和本期《十月》刊发的同名小说一样，名为中篇，实则由互相独立的几个短篇构成。我们可以看到两篇小说在艺术上共同的探索和追求，所不同的是，前者讲述的是父亲自己的故事，而后者则完全是父亲转述听来的故事，毫无自己的影子。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故事最早的讲述者早已湮没不可考，从而使其更加接近小说最早的出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石舒清在这里说的五段“古今”，庶几近之。《劫法场》所宣扬的田志清老汉和小战士之间的仁义恩情，《老虎掌》所讲述的大人物落难民间的故事，《司徒县长》所叹惋的一心为民而不能善终的青天父母官，《曹居中》所标榜的宁死不愿高攀富贵的平民的清高，《老堡子》所刻画的民间能人形象，无不是平民百姓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也正是在田垄地头的津津乐道当中，最为原生态的价值观和情感方式闪烁其中。
石舒清向小说艺术根部的回归当然不是真正回到粗糙的艺术形态，在逆向旅行的过程中，现代的小说观念和功能必然同时被裹挟着溯流而上。谈的是十足草莽气的古今，细读却有现代的追问。《劫法场》中，解放军为了给老乡们一个交代，要枪毙误杀平民的小战士，怎知纯朴的回民老乡完全不能理解杀人偿命的“天然”逻辑，被害人捉弄了正义的执法者，保护了凶手，除了文化间的冲突和互难理解，又何尝没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更别说小战士在与田志清老汉的相处中所展现的人性之复杂。而《司徒县长》、《曹居中》、《老堡子》中人物的命运悲剧，又丝丝缕缕与特殊的历史境遇相关联，看似最古老的命题，牵连起的倒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矛盾。
小说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其独特而成熟的语言艺术，大量的西北方言化入文本当中，使文本语言活泼泼的，极富质感。广阔而丰富的民间语言艺术，显然为石舒清的小说叙事提供了另外一条根。这种方言的化用不是简单几个方言词的点缀——若如此，只会使文本显得造作生硬——而是奔涌顺畅的语感，是富有独特音乐性的行文节奏。难得的是，石舒清能把这样的转化做得如此自然和放松。山西作家曹乃谦在方言的转化上亦颇下功夫，奈何太过紧张，与石舒清相比高下立判，好像结巴说话，一字一句都叫人听了着急。
本期《十月》的另外几篇小说则多少有些不尽如人意。孙春平的中篇小说《水枪》讲述一个城建局局长的婚外情故事，机关里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局长邹林峰和年轻女下属纠缠不休的情欲关系，局长夫人为保证女儿高考的忍辱负重，这种种矛盾相互渗透和冲撞，全在文本中博弈，倒也好看。可本应起到点题作用的局长女儿邹清羽的线索，却未免单薄和牵强，作者显然低估了“80后”少女思维的复杂程度。邹清羽泼向父亲情人的一瓶硫酸，使小说落回了社会新闻的层次。《六本书》（倪学礼）对于高校知识分子的刻画叫人啼笑皆非，作者大概是想写出知识分子的下作，却使写作本身显得下作了。
本期“小说新干线”栏目推出的年轻作家尉然，自称热爱富有个性的小说。《音像店》写年轻男女因缘际会的性爱关系，虽然不免夸张，倒也确实以个体的特色生活，点染出些许时代气息。而《艾姆皮三》、《演戏》两篇，则无论故事还是笔法，都显得陈腐粗陋，毫无个性可言。
【推荐】
陈河：《西尼罗症》，中篇，《人民文学》2008年第6期。
点评者：陈新榜
旅居加拿大从事商业贸易的陈河曾在部队专业打过篮球，在运输企业当过经理，在阿尔巴尼亚遭绑匪劫持几乎丧命，经历可谓丰富。凭借多年的生活积累，他在停笔十多年后发表了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被绑架者说》（《当代》2006年第2期）、《女孩和三文鱼》（《收获》2006年第6期）等作品，以其独特的经验别具一格。
《西尼罗症》以摇曳多姿的笔致书写了动荡不安的全球化经验。小说中“我”在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里看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文化符号，感受着语言不通带来的人际交往困难，与其他族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心理隔膜。这种多文化环境下的生活表面平静如水，水下却满是令人心神不宁的潜流：庭院雪地上留下神秘的脚印；以为邻居花园深夜种花的人影是邻居女人，然而那个时候她已经去世；甚至院子里的一只死鸟、夏天叮咬人的蚊群也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因此“我”的妻子毫不犹豫地自认为可能感染了西尼罗症而为之焦虑得精神几乎崩溃，要求回到中国回到自己安全的故乡。结果她安然无恙，而原本只是顺便做身体检查的“我”却被发现感染了，莫名其妙地成为病毒携带者。小说在写这些生活中潜在的不安的同时，也写了“我” 隐秘的内心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欲望：“我”对邻居女人的过分关切来自一次郊游时和湖边白种妇人的奇特经历——而这段经历正是“我”感染病毒的来源。在小说中多次出现鸟的意象，既象征着人的自由追求，象征着“我”的欲望，也象征着生活潜在的危险——西尼罗症的爆发正是由于鸟类的迁徙，在尼罗河边，人们和这种病毒相安共存，然而对于外人它却是致命的。于是这成为人员广泛迁徙的全球化时代的绝佳隐喻。
小说是我们探究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漂泊无根的海外生活显然激发作者对生活进行了细微而深刻的观察，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和疑虑正是小说最有力的生发点之一。如编者留言所说，本篇小说“对周围的世界没把握，因为没把握，在走近事物的时候是小心的、警觉的，但又怀疑走过去的内在渴望”。叙述位置的不断游移营造了一种不确定的迷离难辨的氛围，叙事者如履薄冰，带着警觉的目光对生活细部进行精微的观察，以此显现生活表层下潜伏的种种威胁。小说由此成功地传达了海外生活的特殊经验和相应的心理体验，具备了精细丰富的质感。
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中篇，《收获》2008年第3期。
点评者：晓 南
一反作者一贯对情节的刻意经营，《最慢的是活着》此番素面朝天，却以朴实真切撼动人心。小说塑造了一个出身农村的“老祖母”的形象，她终生守寡拉扯大儿子，又操持儿子、孙子的家庭，一生勤劳、节俭、能干、倔强、生命力极其坚韧顽强，为家人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同时，她又有着那个年代妇女所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意识：重男轻女、迷信命运、保守固执。毫无悬念的故事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盖因其中蕴藏着巧妙的构思：由“我”这个自小不受祖母待见的小孙女二妞讲述，随着“我”的女性经验步入成熟，“我”对祖母的态度也逐渐从儿时懵懂的恨意与对立，发展为女人对女人的理解与敬意。尽管两代人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观念鸿沟，“我”却逐渐发现祖母朴素的人生智慧背后的高明与博大，最终理解了另一种爱的方式。“我”的视角在孩提与成年之间萦绕，故事的线头时而从现在停留，时而在过去穿行，收放自如。正因这样的叙事构造，小说中的议论和抒情才不显突兀；而生动的生活场景与机趣的对话描写也止住了小说滑向散文化的倾向。
鲁敏：《离歌》，短篇，《钟山》2008年第3期。
点评者：丁幸娜
与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纸醉》一样，《离歌》也属于作者的“东坝”系列小说之一。“东坝”是江苏盐城东台的艺名，既是鲁敏的现实故乡，又是她在精神上的故土，是“虚构的理想之地，最为沉湎的乡土之所”。《离歌》主要描写东坝人的丧葬仪式以及为此所做的物质准备，集中刻画了东坝人对待生活与死亡的文化心态。在诗味荡漾的叙述之中，东坝人的勤劳、质朴、善良的人格品质以及温和、朴素、感恩的人生态度铺满纸端。与作者另一路写实的暗色调小说（《墙上的父亲》等）相比，《离歌》有意规避了世间的黑暗，沉浸在了作者自己炮制的人性美、人情美的梦幻之中，呈现出唯美化的倾向。《离歌》在路数上显然接续沈从文、汪曾祺、何立伟一派的“乡土小说”、“诗化小说”而来。这类小说在笔法上颇似中国的水墨画，以三两个人物，简单的故事情节，营造生动、空灵、浩淼的意境，气韵生动，富有东方古典之美。《离歌》虽然浸润着湿漉漉的水乡气息，但作者始终不离世俗人情，用力点在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上，从而浓重的人间烟火味充入到了诗情画意之中。如果说何立伟的小说是带有凉意的冷色调，白雾缭绕，超凡脱俗，逼近仙境；那么鲁敏的小说则在此之上加了一点橘黄色的暖色调，含蓄、典雅、温情脉脉，能令人感受到人间的温度。无论如何，世俗总是鲁敏的骨子和底色。
《离歌》是一个诗化了的人情小说，语言如绸缎一般顺滑优雅，质地柔和，含蓄节制，细小体贴；在短短的篇幅之内，就将与人生的离别（死亡）写成了一首缓慢流动、意韵悠长的歌曲。应该说，《离歌》是一个圆熟的作品。只可惜鲁敏是模仿到了家，还没有进入独创的阶段。在这份接近满分的作业背后，到底缺少独特的意境和深厚的情感支撑。不过，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干净已是不易了。
吕新：《一天》，中篇，《花城》2008年第3期。
点评者：刘 纯
在这篇小说里，吕新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丰满形象；由于小说并没有突出强调人物的阶级身份或阶级意识，因此，与其把它看作是一篇底层作品，不如将其视为先锋作家在小人物书写这一脉络中的新收获。小说耐心细致地描绘了主人公起云一天的劳作生活，并刻意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件一件放到显微镜下加以放大，整篇小说仿佛一幅朴素的工笔画，每个细节都做得一丝不苟。就在这种看似琐碎拖沓的叙述中，我们不知不觉间走进了起云艰苦甚至非人的生活，随着叙述的不断推进，我们赫然发现起云所处的时代竟然就是当下，而起云的身份居然是一个新社会的长工，“主人”的称呼伴随着这个事实，在令我们无比震惊的同时，也使小说的思想意蕴陡然获得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小说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起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典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一切不公，并卑微地满足于那些微不足道的意外馈赠。他严格地恪守着良心和道德的准则（即便它们是外人强加给他的），并因此心甘情愿地尽己所能为人付出，通过这种方式，起云获得了做人的尊严。然而，过去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如今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强烈反差，使得起云这样的老实人也不得不对生活产生怀疑和反思，不同于某些底层作品中莫名其妙的喧嚣与骚动，这样的怀疑与反思显得格外朴实，也格外有力。小说的批判矛头由此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直指历史和现实，而小说所试图呼唤的则是对于生命最起码的尊重，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坚实支撑使得小说非但没有成为一篇冗长的流水账，反而具备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不但令人唏嘘，而且引人深思。与此同时，吕新恰如其分地处理好了语言风格与人物身份之间的关系，一种朴素的诗意使得二者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可以说，吕新并没有回避此类写作中所蕴涵的那个难度，成功地挑战并克服了这个难度。
残雪：《二麻进城》，中篇，《上海文学》2008年第5期。
点评者：谢 琼
这是一次残雪式的怪诞与现实性题材结合的成功尝试。如果说残雪的旧作更多执著于一种极端个体的荒诞体验的话，那么《二麻进城》则以荒诞却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种种隐喻，向读者传达出了一个乡下孩子进城的感受，让读者从感官上直接感受到了城市华景对初次进城的乡下人的冲击。在马路上，二麻看到“举着火把的人们都在奔跑”；进城人的渴望，是“用前额去碰空中的一只圆球，刚碰到就弹开”；二麻进城最亲的伙伴，是一只乌龟。一个乡下孩子进城的无目的性、张皇、孤独、思乡等情感，就这样弥漫在文本中的荒诞比喻间，一直弥漫到读者的心里。事实上，对于残雪的阅读，，划分题材、明确象征含义都是危险的，她的含混而犀利的象征需要以直观的感受力去直接感受，而感受到的正是文中人物的内心真实。但是对于这篇明确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我想，对题材和象征的阐释，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接近和了解残雪。尽管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书写就一定比极端个体荒诞经验的书写更高明、更优秀，我也不自信这种解读就一定符合作者的原义，但至少，这样的书写和解读拓展了荒诞书写的新的、植根于本土社会现实的可能性。
【看点】
龙仁青：《一双泥靴的婚礼》，短篇，《人民文学》2008年第5期。
点评者：陈新榜
读这篇列于“新浪潮”栏目中的小说，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令人感到这个青海的藏族作家的确具备刘醒龙所称许的“天籁般的人性”。小说的架构很简单，和颇受好评的短篇《奥运消息》(载《芳草》2006年春季号)一样，都有一个少年次洛作为折射的镜子来观察其周边的世界。本篇写的是邻家姑娘和情歌手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剧：姑娘嫁到了富裕的农业区，情歌手在婚礼上唱歌表白被人打伤——不小心在婚礼上弄坏了泥靴的次洛因此闷闷不乐地思索：为什么“天生的一对”不能在一起，为什么那双泥靴中的一只“脸上”还带着“伤疤”。小说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充满灵性，草原上的花草等自然物都是拟人化了的，花草、太阳、人之间进行着对话。在“孩童视角”和拟人化描写的背后，隐藏的是来自作者得天独厚文化背景的一种看世界的特殊眼光——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小说因而具有单纯明净的美感和隽永的意味。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作者也不满足停留于此，在小说中填充了和故事相关的社会现实，试图加大社会含量，并点出了农业区和牧区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可即使如此，小说中所包含的现实还只是一个孩童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有限，视域仍旧不够宽阔、深刻。作者已拥有精巧的视镜和独特的站位，若能加强社会性方面的透视力，将令人更为期待。
罗伟章：《万物生长》，中篇，《人民文学》2008年第6期。
点评者：陈新榜
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村长王尧失手杀死原本亲如兄弟的铁哥们的前前后后。作者一如既往地突显出各个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格，细腻地展示了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和各色人等种种利害得失的计算。在结构上，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小说的上篇讲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而事件的动因于下篇方才渐渐浮现，并使上篇中似乎没有关系的事件逐渐交织成整体。
和作者以往以反映社会问题见长的作品相比，本篇小说的重心明显从社会向个人方向转移。在繁芜纠缠的情节结构、盘根错节的人物互动之外，作者用力最多的地方是下篇中王尧杀人后的内心叙述。这是一个人的罪与罚：他不停地拷问自己是否故意杀人、是否有罪，寻找借口自我辩解、反击村民的传言以维护自身的权威，不过他还是难以抵抗巨大的精神压力，性格逐渐扭曲。在意识到儿子的羞耻感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并展开了赎罪的行动，向镇长坦白了自己的罪行。然而，现实的逻辑是讽刺性的，镇长要他“顾全大局”，没有追究——认罪似乎是多余的，没有惩罚，甚至连老天都不惩罚，一切如常。但是，作者试图说服罪人王尧和读者：在死者坟前俯首认罪并非没有意义——它让人看到万物生长的春天。
罗伟章一直致力于调和小说家和道德家两种角色，总是让小说人物面临道德选择。和以往小说比起来，这篇小说做得更深了，王尧的内心拷问让人想起拉斯尼科夫（《罪与罚》）和聂赫留朵夫（《复活》）。可以看到作家希望把作品置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尔斯泰的精神谱系的追求。不过，对良心的追问更多的是作家自身的执着追求，与人物本身并不是十分贴合——即使用力甚多，王尧这个形象也没能成为一个典型，不难看到他的赎罪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脱钩。过于热切的道德关怀反而让人物的内心描写变成一种稍显僵化的心理推导，忽略了更为真实而微妙的人物心理和社会文化意识，由此造成小说上下篇之间的割裂感，令人感觉小说在社会问题小说和个人心理小说之间游走不定。
曹多勇：《种上那块河滩地》，短篇，《山花》2008年第6期。
点评者：何不言
近些年来，曹多勇以一些朴实、憨厚的乡土题材小说渐获关注，这篇小说将他之前小说中的那股“憨笨”之气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原有的四亩地处在儿子的机械化管理下，政德不甘“手闲”，而自己开垦了半亩贫瘠的河滩地。小说没有曲折起伏的故事，几乎只在政德耕种这半亩河滩地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像推土机一般迟缓而固执地推进的叙述，恰与老农民政德心理活动的节奏合拍。于是，在“憨笨”的讲述中，“憨笨”农民政德的时间在客观效果上是几乎静止的，农民真实的生活面貌与精神状态得以形象呈现，并获得一种普遍意义。这种极度从容的书写方式（尽管灵动不足），在阅读快餐化的当下，与其说是一种“冒险”，毋宁说是一种“憨笨”的执着，“憨笨”得可敬。
【冷评】
普玄：《普通话陷阱》，中篇，《当代》2008年第3期。
点评者：闫作雷
小说写转学来的马小蝉因说普通话给全班及自己布下了“陷阱”：曾经的小混混袁啸勇苦恋马小蝉十九年而不得，而马小蝉喜欢的却是杜光辉并为之而死。小说采用视角转换的叙述方式，然而马小蝉的叙述并不成功，显示出作者把握女性心理的捉襟见肘，她仿佛只是印证杜光辉的志得意满。作者对袁啸勇的塑造完全靠意念推进，他从一个小混混一下子升华成了“情痴”，他多愁善感，看碟会哭，完全知识分子化了。其实他仅仅是作者的催泪工具。情节剧似的结尾滥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陈然：《讲真话游戏》，《西部•华人文学》2008年第7期。
点评者：谢 琼
这篇小说已曾在《大家》（2008年第2期）上发过。这里设计了一个从某天开始决定只讲真话的人物，描写只讲真话之后他的一系列不快境遇：妻子要离婚、被媒体玩弄、在公司成靶子等等。立意新鲜而有意义，但是展开得并不深入。事实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社会里，说真话会引起各种麻烦，这个结论相对于这个命题过于简单了。什么是真话，人究竟有没有可能说真话，人如何能面对自己进行真实的表达，才是这个说真话游戏将真正面临的困境。但是对于这一点，作品只是一带而过，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基于第一个结论的机械推演。
【新锐】
李妙多：《K所遭遇的一切》、《完美的窗户》，短篇，《山花》2008年第5期，“80后新趋势”栏目。
点评者：何不言
《山花》注重推介新人，近两三年来的相关栏目除了“小说处女作”与“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外，还有“新人推荐”、“起跑线”、“起跑与冲刺”与“未名作家”等大同小异的栏目，而这期《山花》又推出了“80后新趋势”栏目。本栏目首发的是李妙多的两个短篇小说《K所遭遇的一切》与《完美的窗户》。自卡夫卡“K”系列小说以来，很多文学作品都喜欢借用“K”这个具有浓重的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物形象，《K所遭遇的一切》大概也不例外。作者把“K所遭遇的一切”原封不动地录入小说：怪诞的梦境、买插座、挎包被偷又失而复得、小偷跳楼自杀……这些流水帐似的事件都那么难以理喻，读者的反应正如小说的最后一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和梦里的一样”。难道小说中的荒诞主题非得依靠这么“荒诞”的形式？相比之下，同样弥漫着存在主义气息的《完美的窗户》叙事脉络较为清晰，却也无非是一个简单的“相互观看”故事：Z先生每日通过他的窗户观看别人的生活，最终发现自己也在别人的观看之中。小说简单而不凝练，短小而不精致，稍加删削或许能成为一篇良好的微型小说。这样的小说既不“新”，也难以昭示任何“趋势”。
甫跃辉：《街市》，短篇，《山花》2008年第5期，“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栏目。
点评者：何不言
《街市》是作者在《山花》“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栏目发表的第三篇小说，前两篇分别是发表于2006年第9期的《少年游》（短篇）和2007年第1期的《金色》（短篇）。《街市》在一种“漫游”式的观察中描绘街市众生相，并以狂欢、讥讽的语调省察主人公车云飞的成长：俗世之人的命运只是在彼此重复，终将湮没于众声喧哗的街市。值得一提的是，《少年游》、《金色》两篇小说与《街市》一样，都带着明显的“成长小说”的意味。《少年游》的主线是几个青少年的情感纠缠与成长历程，《金色》则不厌其烦地详录“我”在六年间对几个女孩的爱慕与冲动。作者无疑在省察人物（尤其是成长中的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上下了一番苦功夫，但总体看来，三篇小说的写作有一定的“套路”，都略显随意，缺乏经营的叙述结构、无节制的细节铺陈，加上一丝嬉皮气，导致故事有些散漫，重心不稳，就像枝桠过度蓬勃但主干瘦小的树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街市》并不比2006年的《少年游》有所进步，这或许值得作者注意。
曾不容：《北京上空》、《从未抵达》、《没有可能》，短篇，《西湖》2008年第5期，“新锐”栏目。
点评者：何不言
如果期望从这三篇短篇小说中整理出结构严谨、情节完整的故事，那将收获甚小，因为曾不容可能意不在故事，而乐于在铺张的絮语中挖掘呈现充满极端情绪的个体。《北京上空》在“我”和“程西”之间转换叙事人称，分头描绘安子的几个剪影，大致拼贴出一个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安子形象。安子在情感与性的问题上主动出击，她的影子带有些“新新人类”的气息，却总显得孤寂与凄凉；《从未抵达》大概是一个女学生爱上男教师的故事，其中充斥着过量的零碎回忆与讲述者的议论，冲淡了小说的可读性，导致读者的阅读步伐走走停停，左牵右绊；《没有可能》在回忆中追查中学同桌自杀的原因，全文意识流般的讲述倒也贴合追忆的内容，只是东拉西扯，在某些不甚重要的细节上过于纠缠，加之略带学生腔的议论，未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曾不容的每篇小说都是在一种混杂着冷漠与感伤的语调下喃喃自语，洋洋洒洒，虽折射出作者的顾影自怜之感，却也颇能达成迂回婉转的华丽效果。华丽的背后却是小说信息量的匮乏：剥离抒情议论的部分以及其他大量无关紧要的笔墨，小说所暴露出的内核其实非常之小。除了《北京上空》，其他两篇小说都很不像小说，作者缺乏对小说宏观上的经营，也不善于合理调度个人经验，导致小说重心倾斜，骨感不佳。尽管小说存在着种种不足，十九岁的作者仍表现出写作上的某种果断决绝，可能这正是小说写作所需要的。
汪建辉：《修改中篇小说》、《别人》，短篇，《西湖》2008年第6期，“新锐”栏目。
点评者：何不言
作者的这两篇小说，显然在结构上下了一番功夫。《修改中篇小说》采取双线展开故事：一篇《一个应征的女人》的小说被修改成《应征女郎与征婚色狼》；英子与王编辑达成了色与权的交易，并因此小说一举成名——文本内外的两个故事同时进行，对当下文坛的某种“怪现状”不无讽刺。只是这样的故事过于陈旧，结构也不新鲜——譬如鬼子在多年前曾写过类似的短篇小说《〈猴子继续捞月亮〉的审稿意见》，构思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汪建辉的另一个短篇《别人》倒是讲了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在汪方得的视角里，他突然发现自己是武林高手，并且鬼使神差地当上了黑社会老大，不愿伤害朱洪而被打败；而从朱洪的视角看，朱洪把没有功夫的汪方得糊弄成武林高手，最后又揭穿、赶走了汪方得。又是一个双线进行的故事，只不过这篇《别人》有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简单的准黑帮/准武侠情节实在不足以承担小说的副标题“人通过别人而成为人”的重量。
在《修改中篇小说》里，英子同时是小说《一个应征的女人》的作者与里面的女主角，由此观之，小说与现实不过是一个事情的两面。而《别人》里的“汪方得现象”（姑且称之）是两种不同视角的观察结果，一个现象的两种阐释。深究起来，汪建辉的两篇小说在叙述的形式上大同小异，手段也不高明。正如栏目主持人所说，这两篇小说“很好看”。但它们也仅限于“好看”，除去（其实已经陈旧的）形式的花样，小说所剩无几。而作者在小说中流露出的“先锋”姿态不禁让我们再次反思“先锋”的含义，难道“先锋”仅仅是形式上的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