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1月28（星期三）晚7：00－9：00
地点：三教107
主讲人：徐焰教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教授、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访问学者）20年来致力于军事历史和战略的研究和教育,在国内外出版十多部专著——《第一次较量》、《金门之战》、《终战实录》等。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团委
讲座内容：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国防建设和我国安全环境方面的一些情况。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的范畴也在扩大，不光有军事安全，还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从我本人的专业出发，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军事方面的安全，这也是国家安全中第一位的问题，至于经济、金融方面则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要讲我们的国家安全乃至整个国防建设，首先要说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包括军事斗争、军队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等等。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往往也要从历史的延续性开始讲起。
国防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任何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他们的第一需求都是生存，第二需求是温饱，然后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地提高物质和文化需求。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新世纪的发展蓝图也离不开安全作为保障，不然的话，假如一袭数惊，像美国9·11那样，以后每天都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就不可能安心搞建设。所以新中国从一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始终把国防事业和国家安全事业放在第一位来处理。
比如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其它工作都可以委托他人来作，像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但有两个事务绝对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来最后决断和处理，那就是军事和外交，而这两项恰恰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问题。从军事问题这方面来讲，毛主席当时指示说，营以上单位的调动都要经过他亲自批准，军事权力要求高度集中：作战的时候各级首长可以有临时决断的权力，但事后要向上级报告，和平时代则营以上的调动全要经过主席批准才行。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体制也还是如此。
6·4的时候有很多谣言说李鹏调动军队，这不是开玩笑吗，他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军事体制，李鹏肯定一兵一卒都调不动。当时我也听到了这种说法，就觉得非常可笑。因为就我们国家的国家体制来讲，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军事权力和外交权力都绝对是高度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中的。外交问题也是如此，周总理当年有一句名言，“外事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说的很对，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外交工作，无论大事小事还是边防事务，都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决定，实际上到今天也是如此。因为军事和外交问题都是关系到一国国家安全的特殊问题，其他的像驻外大使之类的人都没有权力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体制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同的范例。因为军事问题事关国家安全，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可以放手让下面的人去干。
上面这些讲的是是我们国家建国后几代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管理体制，下面我们要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讲讲国家安全的内容。主要是战略思想问题上，讲一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变化的过程。
我先来讲讲新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这个问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50多年来经历了很多次变化。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安全环境的战略判断历来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西方有一句名言，“战略上的错误是不能用战役、战术上的胜利来弥补的。”举个例子来说，日本袭击珍珠港这个事件从战术和战役上来说是个非常出色的大杰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个大错误，是个国际战略上的大错误，造成了它的覆灭。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如此，工厂盖的再好，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搞的再精巧，如果发展战略错了也不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干的再好也不行。要看我们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国防建设，首先就要看发展战略的思路对不对头。我们应该承认，在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也是造成苏联瓦解等很多一系列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说来，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很多国家都只遵循过去的本本，即遵循列宁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那些概念，用它们来指导战争结束几十年以后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例如前苏联长时间准备跟资本主义进行总决战，将国民经济长时间纳入军事轨道，究其理论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列宁原来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当然这其中也有后来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突破本本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战争和和平问题有过自己的判断，在这方面有很大成绩，但是也有过深刻的教训。应该说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个问题才形成一个新的、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国家近20年来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上能够始终遵循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建国后我们国家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周边所受的威胁很大，第二大特点是自身太弱。美国就不同了，它的两洋屏障是很安全的，南北两边相邻的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都很弱，所以美国的安全环境很好。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历来不太好，周围强国甚多，俄罗斯自身还比较强大，中国则很弱。
针对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决定在战略上要“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于“一边倒”的问题，后人在这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很有争议：这种战略到底对不对，应不应该一边倒？在当时来讲这样做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说过，“到底是主动地倒还是被动地倒”，“主动地倒”和“被动地倒”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张自忠的建议是干脆在美苏之间实行中立，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采取中立政策搞不好两头都沾不上。“被动地倒”就是指在美国跟我们对立的情况下不得不被动地倒向苏联，那样不就更糟糕了吗？与其“被动地倒”，还不如“主动地倒”，首先倒向苏联。而且在当时来讲有一个历史的惯性——从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成了起，苏联就一直支持中国革命，而美国则始终是压制、反对中国革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实行“一边倒”的策略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身力量太弱。1949年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产值在世界上排名第26位。建国初期整个国家的钢产量只有15万吨，连铆钉子都不够。那时候咱们的工业产值连葡萄牙都不如，到1957年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才刚好赶上比利时，现在看来觉得很可怜，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的工业产值才发展到世界第7位。
所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经曲折这是事实，而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不容否认的，如果还说中外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正因为我国当时所处的安全环境如此，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又太弱，所以建国后毛主席就提出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国防工业，而重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基础；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对的，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讲，“现在中国的战略形势应该是将来向前望去是一片烟筒”。当然如果现在我们说北京天安门前远望去一片烟筒，那污染就十分可怕了，但是在当时天安门是个垃圾场，什么也没有，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还是很有雄心壮志的。就像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要去减肥的，那时候没有工业，所以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减少污染。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对当时世界大战可能性的判断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即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两重性，认为如作好工作可以避免。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这种判断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战略都是准备打核大战，我们国家又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华东沿海的情况也很紧张。这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对中国周围环境的分析、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刚一建国中央就作出了决定，认为恢复国民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现在有人讲十一应三中全会上我们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际上是恢复到建国初的思想，49年、50年的时候中央就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时候中国大力裁减军队，刚建国的时候军队总数是550万人，1950年中央决定要裁减军队，分两步走：第一年内减到400万，两年到三年内减到280万人。可是这时候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被迫出兵了，就不能再裁减了。但直到这时候毛泽东仍然坚持用两点论的方法来看待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我们要力争和平，但也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出兵朝鲜时中国就做了两手准备，准备大打，打烂了重新建设，但主要的立足点还是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会大打，要不然中国就不会出兵了。
所以到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10月份毛泽东打秋季攻势的时候就认为可以放心了，他说，“马上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52年年初中央就决定要恢复精简和复原，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们国家就决定回到精简、复原制，军队要减一半。最后减一半没有实现，但是52年在一年之内从最高额626万人减到450万人，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是48%，到53年降到了33％。那时候即使打仗也要千方百计赶快挤出钱来搞建设，而且我们估计世界大战还是打不起来。50年代后期是我们国家军队数量最少的时期。朝鲜战场停战后，从53年到58年我们搞了三次大裁减，总兵力到58年降到解放以后全国最低的水平，有237万人，比现在还低，现在我们还要250万人呢。59年的时候，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总比例也降到了4％，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10%左右，60年降到了9％，这个比例比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低得多。
虽然从战略上估计大战是打不起来，但是当时中国还是抱着两点论的观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50年代我们认为有能力向中国发动进攻的国家只有美国，而海空军方面是中国的弱项，不能跟美国抗衡，主要得靠陆军进行国土防御。所以当时也作了一些准备，从52年到56年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其中东部是战略重点。什么叫积极防御呢，就是说不能坐着等着挨打，不能像萨达姆那样坐守工事，被动挨打。以前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如此，坐在工事里等着别人来打，再坚固的工事也要完蛋。中国人历来讲积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就是攻势防御，在战略上居守势，具体战斗上则要居攻势，要采取主动、先发制人。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从战略上来说我们是防御，但是要采取首要、打出国门、积极进攻，这才叫积极防御，才能争取主动，要像萨达姆那样坐在工事里等着人家来炸就愚蠢之至了。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空军是国土防空结构的建设，不具备远程攻击能力。海军力量只能是沿岸防御，连近海防御都办不到，不如快艇跑出去二、三十海里就不行了，也没有什么大舰。所以50年代我们确定的积极防御方针主要是路上防御，根据工业重心的不同情况来采取对策，总的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北顶南放”。 什么是“北顶南放”呢？以舟山群岛为界，舟山群岛以北属于北部，像上海、东北、华北等，都是工业重心，这些地方是不能放弃的，一定要顶住。万一对方登陆过来怎么办？不能让他们建立一个像诺曼第登陆那样的基地，必须一开始就把他们消灭。“南放”是指舟山群岛以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因为这儿没有什么工业，如果敌人登陆的话，无非就是少收点公粮而已，而且还便于诱敌歼灭。所以毛泽东当时对南方各省根本就不要求修工事。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是以华北和东北为建设重点。当时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国家工业建设骨干156项，最终落实的有154项，这些重点项目基本上没有一个在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在一五、二五期间一个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准备放弃这些地区。有些人抱怨我们国家五、六十年代在东南沿海不搞建设，可这是因为当时国家的战略方针如此，到八十年代年代以后我们就把建设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也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建设环境，战略方针变了。当然，战略方针在当时不是公开的。我们的战略思想可以公开，但战略方针从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因为战略方针是我们的底牌，它一揭穿，底牌就暴露了。现在讲当然也无所谓了。
总的说来，50年代我们对战争有所准备，但国家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后来建设中又搞错了一些东西，像“大跃进”这种指导方针错误，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国家领导人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思想是对的。当时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有很多依据还是很正确的，他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是以和平演变的方法采取攻势，认为西方国家更怕战争，这些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对的。美国确实是运用遏制战略，并不主动进攻，而是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因为它觉得自己政治经济上都占优势，军事上遏制住别国就行了，因此它向我们主动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不大，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但是另外有一些依据现在看起来就不太对头了，比如50年代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通过开展大跃进，几年之内就可以超英赶美，等等，这些分析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对的。不过，50年代仍然是我们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黄金阶段。进入60年代，我国领导人对战争形式的估计就日益严重了，特别是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就转到以战备为重点的轨道。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还是战略思想问题，就是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发生了问题。
现在我们从21世纪回头看，以1945年二战结束或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20世纪可以划成两个阶段：前半叶革命和战争是整个世界的主旋律，20世纪的下半叶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20世纪下半叶大家整天喊着要打世界大战，实际上根本没有世界性的大战，只能说有一些局部战争。50年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刚出兵时他就跟印度大使潘尼迦（因为当时中国同美国和英国都没有外交关系）提出希望朝鲜战争地方化的概念，比较早地提出“局部战争”的概念。但是到60年代为什么思想又倒推了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左的思想滋长，和平共处被视为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代表，战争和革命的观念绝对化。另外我们对时代特点的分析也不对，66年林彪提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9·13事件后，毛泽东也认为林彪这种新时代论不对1973年党的十大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回到了列宁在二十世纪初的论断。抱着几十年前的论断，其认识必然要跟时代脱节。
这时候认识上出现问题也跟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有关系、59年代时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依据是中苏两大国家团结可以防止大战，再加上50年代我们认为可以“超英赶美”，经济实力上可以超过它们，世界大战再有十年不打就永远打不起来了。到了60年代，就没有这两大团结了，过去的战略后卫现在变成了战略威胁，“大跃进”破裂后，毛泽东也认识到100年也赶不上美国，62年他再大会上讲，“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是他又一向认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又不甘心永远赶不上，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就是用亚非拉人民革命这个“世界农村”来包围西欧和北美“世界的城市”，所以，65年我国正式提出“世界革命”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号召在别的国家干革命呢？林彪在八届二种全会上竟然提出我们表面上跟世界各国的当权派来往，实际上还是要支持各国的造反派，这不是严重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跟其它各国搞好关系呢？只会严重恶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外交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建交国家的关系都搞坏了，其思想根源也在与此。
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60年代就提出，共产党当政与不当政的前后，在对外政策上应该有根本的变化：没当政的时候可以讲世界革命，当政之后就必须提倡和平共处、互相遵循国与国之间的原则。从列宁到毛泽东，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从其原本的革命理想主义出发，他们都希望能促进世界革命，支持各国的共产党；另外一方面，从国家利益出发，又希望跟各国和平共处，以赢得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以前都处在这个两难境地中，直到80年代邓小平才把它彻底解决了。到1978年党的十三大，我们正式把党章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给抹掉了，取消了对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选择，这就对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估计到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认为我们的安全环境恶化了，把周边环境看得非常严重，所以到64年战略方针也改变了。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北顶南放”，准备应付“四面八方”：北边准备跟苏联打，西边准备跟印度打，东边准备跟美将日打，南边准备参加越南战争，问题被严重化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打出去，而是认为别人会打进来。中国在建国后从来没有制定过向他国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是我们对外部的威胁看得过重了。出于这种判断，到60年代前期，尽管由于经济困难我们的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大幅度减少，军队数额和国防费用却大量增加，65年军队总数超过了500万人，75年达到解放后最高点，有640万人。
65年制定的三五计划就是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国家的经济建设都是以战备为重点，按照“大小三线”和“三散动”的原则进行工业布局。“大三线”，是指过去我们以东北和华北作为建设重点，现在它们成了第一线，只有大西南偏僻地区最安全。“三线建设”对今天开发大西部可能有一定的益处，但总的说来，它违反了经济规律，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这一点是灾难性的，因为当时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一半投到三线去。而且“三线建设”以战备为中心，要求“三散动”，根据“一个炸弹不能炸两个车间”的原则，一个车间前后要拉几十公里。当时内地一块砖头四分钱，在三线要五、六毛钱，因为这些地方系没有沙又没有水，成本很高，而且效益极差，加上家属不安心，到80年代末大部分又都搬出来了，结果浪费极大。
这段时间我们的国防及有关费用一般都占国民总收入的10％以上，国家财政的30％以上，大大超过了美国的比例，跟苏联基本持平。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在70年代以前得不到提高，与战备搞的太多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对战备所付出的代价远不限于财政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损失是错过了国际上的第三次工业化浪潮、技术革命兴起这么重大的历史机遇。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恰恰是世界上发展新兴工业的一次经济腾飞，像台湾就从63年开始在高雄搞进出口经济贸易加工业区，60年时台湾出口量是我们的十分之一，到70年就赶上大陆了。我们82年才搞沿海进出口加工区，比他们整整落后了20年。在世界各国都在搞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时候，中国却转到三散动、大山沟这个投资方向，而且转移之后效益很差，导致我们在重大的历史机遇面前失之交臂，这是最大的一笔历史性的代价。
现在我们回顾过去，苏联和美国一直是互为对手，它们的争夺重点在欧洲，那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帝修反联合反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印度，印度从来没有跟美国联手反华，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印度虽然对中国不好，但它跟美国还是一直保持着距离，因为它有自己的战略考虑。虽然苏联和美国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威胁和军事压力，但是印度为了不影响战略重点，不愿意发动大的国家战争。后来毛泽东也看到美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在1971年决定开始实现中美和解，邀请尼克松访华，大大缓解了我国东部的紧张局势。
70年代我们的战略重点由“应付四面八方”变成“一条线”，就是集中于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用来对付苏联，而且和国际上的反苏力量结成统一战线。概括起来，50年代中国的战略思想是“联苏反美”，60年代是“反美反苏”，70年代是“联美反苏”。“一条线”战略实际上就是“联美反苏”，当时毛泽东从意识形态来考虑，一直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分析起来，苏联虽然对我们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也进行过军事威胁，但是对中国总的战略思想是“以压促变”，要促进中国内部健康势力的发展，最终目的还是把中国拉回它的阵营里去，实际上苏联是“拉我之心不死”。当年毛主席对美苏的判断存在过火之处。另外，他也认为美苏两霸互相争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实际上后来苏联瓦解了，也没有发生世界大战。70年代毛泽东也认识到大战不一定会打，也同意邓小平在75年提出的“削总”，减少国防开支，因为国家经济实在是不堪负担，但最后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
这段时间由于过度的战备，不但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国防建设本身也受到影响，虽然投入大，但主要是应急建设，根本没有长远规划，在事实上造成军队装备水平在60、70年代后同世界他国距离逐步拉大。按西方评价，中国武器装备与世界水平最接近的时候使1964年，那时候我们的常规武器并不太落后，而且64年我们又爆炸了原子弹。以后核力量虽然有所发展，但常规战备20多年没有太大的发展，到80年代差距拉到最大，空军方面落后25－30年，陆军主战装备也有20年左右的差距。
60年代在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上的判断失误也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部分。1981年通过的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只讲了政治、经济上的失误，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公开的刊物和论文一般不讲外交和国防问题上的失误，因为这两个问题实在是太敏感了。
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对战争和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一些变化。77年党的十一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我们一直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到81－85年期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才发生重大变化。尽管这时候美国和苏联实行“新冷战”，苏联突袭阿富汗候，出现了战后第二次冷战高潮，这时候中国却强调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对实行改革开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使我们的和平建设能够确定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并且大力压缩军队规模。
对世界形势认识真正有了根本变化是在84年的时候。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认识到，如果工作做的好，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说，“当今世界上有力量打世界大战的，就只有美苏两家。它们都有毁灭对方、毁灭世界的能力，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西方人也认识到，在核大战的情况下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赢家，最后连一个欢呼胜利的人都剩不下了。爱因斯坦也有一句名言：“如果下一次战争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么再下一次战争就只有用木棍了。”战争本身只是一种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希特勒也好，日本天皇裕仁也好，他们发动战争都是为了掠夺财富。战争都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如果使用核武器的话，结果手段把目的给吞噬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有了核武器，人们反倒可以制止战争。以这个观点为依据，1985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我们把军队压缩到320万人国防费用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8％，达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在当时世界各大国中是最低的。这是一个很英明的决策，因为当时国际上的冷战、美苏对峙还没有结束，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大力裁减军备、压缩国防费用，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蓬勃发展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看法，表面上看是回到50年代的认识，但实际上这个认识比以前更深刻，因为50年代毛泽东认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是总的趋势，他并没有断定，邓小平不仅看到战争可以避免，而且认为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1989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也首先强调了这个观点，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没有。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有人对此观点提出了置疑，江总书记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并没有变。
为什么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呢？这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军事又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经济发展既缓和了国内革命，也缓和了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不存在了，连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都成问题了，西方很多国家都是中产阶级占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像过去那样尖锐，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的情况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般不会引发战争。过去我们认为“东方压倒西风”，现在，东风没有压倒西风，反倒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了上风。西方国家人民生活富裕，就更害怕战争了，所以和平与发展问题会持续下去。
总的说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比60、70年代好，比80年代要差一些。不过，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旋律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机遇大于挑战，今后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正确的军队建设方向，努力提高自身力量，增强国防力量，为经济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