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

我今天要讲关于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ion 的问题。大家觉的应该如何翻译nation这个词，是民族还是国家？我这里用nation这个词是指一个观念。我们怎么把我们所经历的事和各个方面沟通起来，比如社会地位，经济发展，政权，大自然，人性，道德观念等，我们如何把这些沟通起来，我用nation时就是指这个含义。

我们在美国给你们的同辈，也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讲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美国大学生能够知道一点点的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文学，文化革命，儒教学等。现在美国所有中学教世界史时都包括中国史在内，而以前美国对世界史的观念很窄，只包括欧洲史，东亚，埃及等。

美国大学和中国不同，他们上一门课只有一两个星期，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什么？有人说，根本不用学古代史，只讲现代史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古代史与现代中国是无关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一直是封建社会，一直是专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不用讲了。并且认为现代中国要加入现代化，必须以西方为榜样。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不同意，我本人就是搞唐宋史的。那么他们这种观点来源于能力呢？首先来自于五四运动，那时对中国历史进行批评，认为中国对现代化没有贡献；其次，就是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认为不用研究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一直没有改变。这个看法还被马克思所接受。当然马克思对中国历史也没什么了解。

我觉得封建社会这个观念本来不是中国历史造成的，而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们在给美国学生讲课时，就要讲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否有基本的改变。我想这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就是从唐宋开始的。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并且从南朝与十国的对比来看，在宋朝的时候，虽然北方仍是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元，但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从经济方面，从租庸调到两税法，都有很大的变化；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admini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

我的朋友认为虽然从唐朝到宋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学者并未想出一个新的nation，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发展下去了。我想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史没有用的人的看法就是对的 。可是我个人的兴趣是思想史，我的朋友提醒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到了宋朝是否想出了一个新的nation。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这种新的nation是否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唐宋有什么不同？宋朝的思想是非常ideology的。虽然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人的观点有所差异，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通性。首先，宋代思想是comprehensive，他们的思想包括天地、人、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其次，他们的思想是integrated，他们还考虑如何将这些观念整和起来；最后，他们不光告诉学者学什么，同时还教会学者如何做学问，如何去了解一个问题。

他们都讲为己之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朝的学者是否重新考虑了nation的观念。我们通过三个例子来分析。

第一是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是一个宰相，同时也是一个大学者。从宋神宗到宋徽宗期间，差不多有五十多年的时间都有新法的政权。王安石对nation的观点是将政府和社会结合起来，领导这个政府的人应该是士大夫，而士大夫是由懂道理做学问的人构成的。他的思想与宋朝出现的新情况是否有关？王安石将教育扩大，而且设立了新的课程，他用的是经义文章，这不是背书，而是研究某一个经文，将它用于社会。他认为教育是社会地位的基本。另外，在经济方面，王安石讲究理财，希望政府机构在经济方面有为。司马光与他关于经济的观点不同。王安石接受了经济可以发展的观点，这在宋朝是非常先进的。这也体现了宋朝的商业经济。但同时我们也的承认新法失败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对士大夫的政策有些矛盾。一方面扩大教育，但另一方面王室不可能给这么多的人提供官位。此外，他对地方士人精英是非常消极的，总讲兼并，反对地方权力，地方精英，所以这方面的政策不适合士人精英的情况；其次，对皇帝的看法矛盾。一方面限制皇帝权力，但有没有告诉皇帝他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宋徽宗就是一心要提高皇帝地位，这与新法是不符的；最后是对外国的新霸权。新法一开始就开始侵略周围的国家，我想也许王安石本来也不想作战，可能只是皇帝坚持，并以此来作为支持新法的条件，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朝最终亡国了。

第二是南宋叶适的观点。南宋是第一次中国政府在南方。南宋的朝廷反对意识形态。他们讲国家自卫，但认为不应该控制他国，承认金的完全的独立。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应有地方的独立性。从商业经济方面，他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都不一样。认为政府有责任稳定经济发展，减少赋税，减少军队，在各方面都要压缩但更有权力。还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压抑。皇帝不是政治制度之外的，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天命，而是因为他做事做的好。皇帝就是一个政府的manager。对于士，主张让他们做吏，做流外官，想给地方士大夫一些事情做。

第三是南宋的道学。他们也开始要恢复华北平原，并承认了北方有金国，还主张在战争方面要先看自己国内的情况，不要着急打仗。反对中央集权。承认有一个商业经济，市场经济。教育方面，道学有自己新的课程，有自己的书院。认为皇帝应该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仅是做事做的好，希望他能给国家做一个道的标准。在哲学方面，道学认为个人是有天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性。道德权威是政治权威的基本。道学中否认皇帝是圣人，因为他们认为做圣人的责任是学者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真正的权威属于学者而不是皇帝。将学者和皇帝对立起来。道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给士人应有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想到。道学即是主张给那些不能做进士的人一个地位，并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community。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在国与家之间没有一个community，而道学主张就是建立地方精英的地位，在国与家之间寻找一个community，比如书院。只有道学家们才去了解了士人的情况，探讨给士人在政府之外一个什么责任。我们可以说道学有了新的nation的观念。

所以，到了宋朝，学者们确实重新考虑了nation的观念，但这个对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有影响。我想是有的。宋朝皇帝政权比唐朝的少，而地方精英的作用多于汉唐，且商业经济一直在发展。虽然政府的范围小了，但国家是统一的。教育一直在扩大。从以上这些角度，宋朝以后的历史，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

最后一个结论：历史是变迁的，但变迁的重要性不同，很少变迁是综合并有机联系的，而唐宋之间的变迁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考虑nation的意义，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至今还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