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背景资料：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长期以来有两千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这一状况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已经相继建立起年代学标尺相比一直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段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和夏、商、西周三代。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由此往上，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明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与走向。
从西汉刘歆开始，两千多，历代学者一直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由于年代学涉 及的领域很广，而研究者大多是各自进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 进入20世纪，特别是近5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极为迅速，历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 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相关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一切为综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学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建立这一时期较为精确的年代学标尺成为可能。
1995年下半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邀请在京部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和科技测年专家进行座谈。此后，李铁映同志与宋健同志多次征求专家意见，联络相关部委，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目标：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项目论证过程中，经过仔细讨论，根据各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确定的具体目标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研究途径
此次“夏商周断代工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工程”依照系统工程的要求，设立了9个课题，下属44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4个学科门类，具体说有十个以上的学科和专业。
每个课题、专题，尽可能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承担，互相交流，彼此互补。很多从未坐在一起的专家，通过交流合作，提出了新问题和见解，这在推动研究的创新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自1996年春季以来，先后组织不同规模、内容的多学科研讨会达52次，邀请了没有直接加入“工程”工作的学者参加，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研究的途径主要是两条：
1、对传世文献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年代测年。
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及其他途径取得的结果，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实施和成果
1、以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与测年，琉璃河M1193、晋侯基地M8的研究与测年，及有关遗址的分期和系统测年等，建立西周考古年代的架构。以严格的类型学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顺序，结合“天再旦”日全食记录的证认及周初文献研究，建立了金文历谱，给出了西周列王年代。 以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沣西II18的发现与测年等，为商周分解确定了年代范围，然后综合文献与金文历日的研究与天文推算，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2、根据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参照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建立商代后期考古年代的架构。对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进行了天文计算和证认，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采用黄组卜辞周祭三系统说，与商末历日对比，推定了帝辛（纣）年代。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
3、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东先贤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等商前期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为依据，建立商前期考古年代的架构；确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为夏商分界的界标。结合文献商积年的研究，提出了商前期的年代框架。
4、依据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并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作了探索，结合文献夏积年的研究，估计了夏代的始年。同时对文献中夏代仲康日食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进行了重新研究和推算。
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工程”提出了有多学科研究成果支撑的，满足了尽可能多条件的，与相关数据尽可能吻合的，各历史阶段年代互洽的《夏商周年表》。
这份《夏商周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包括459年西周和商后期的年表。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工程排出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的12王大致在位年。
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中的一段空白，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了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便年史，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