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愿意与北大同学一起过五四，记得第一次过五四是在1946年，当时我还在华北联大，进城之后第一次过五四就是在北大，那时北大还在沙滩红楼。我每次过五四都想为什么不能将红楼开辟为五四纪念馆，我一直这样倡导，最近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今天来就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今天让我来讲五四，五四下来就是建党，今年又是建党80周年，我想应该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利用今晚上的时间来讲四个问题：
（一）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毛主席讲如何研究党史时，提出“古今中外法”，即讲共产党历史必须讲五四，讲中国历史必须讲辛亥革命，而所谓中外是指要知己知彼，所以提到建党80周年必讲五四，且必须从辛亥革命讲起。辛亥革命的主要功绩就是打掉了一个封建皇帝，打破了一个封建帝制，但这个革命是失败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交给了袁世凯，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16年，四派军阀，分别为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各四年。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搞资本主义，搞中国的现代化，但这一切都成为泡影。在此情况下，仁人志士都在考虑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曾是辛亥革命的志士，辛亥革命胜利后，曾在安徽都督府任职，后来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在那里他有一个老乡，办了一个书局，出版文艺复兴之类的丛书。后又到了日本，在一个法文业余学校学法语，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回国后便提倡民主科学，当时提倡民主是从提倡人权开始的，由此展开了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创办了《新青年》，并在北大任教，以《新青年》为阵营，发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所以中国的被封闭的思想文化界就像被阻的水闸一样，一开闸，各种思潮涌来，于是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该说，这当中十月革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外因，内因才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二）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此理论形成的标志。但当时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中国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是在1899年，当时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上登载了一本有关进化论的译书，这是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登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后来又发现了一本书也讲到了马克思主义，此书于1898年出版，但当时没有影响。从这以后，许多人才开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1912年，孙中山先生公开讲《资本论》，一些散乱的学说才成为系统理论。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有马克思、恩格斯，我认为这只能从形象意义上理解，因为其实早在1899年便有报刊登载关于马克思的学说了。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工作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说看来讲马列是国民党在前。
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通过李大钊才广泛传播开来。所以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每年纪念李大钊时都会提到他的这一功绩。
（三） 五四运动的五个高潮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其中，这五个高潮反映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1）五月四日；2）五月十九日，挽留蔡元培先生；3）六月三日，运动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为营救被捕学生，上海展开了三罢运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运动应该叫六五运动，六月三日是北京学生被捕，到六月五号才开始三罢运动，由上海影响到天津，又由天津影响到北京长辛店，由此才使得中国的工人阶级比较大规模的投入政治斗争；4）六月十四日，罢免曹、张二人；5）六月二十八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这五个高潮中，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在很多材料中都有所记载，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据说有人报道，当六月二十八日要签字时， 代表一出门就被在巴黎的华工所围困。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提到，“在头一天来了一帮学生，一个女学生拿枪冲着我……”，后来，顾与这个女学生在美国相遇，谈起这件事，那个女学生才说那把枪是假的，二人一笑了之。但由此说明这个报道不是假的。
正因为工人阶级参加了政治斗争，受到教育，觉悟才大大提高。当时工界有一个讲话：罢免代表有什么用？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要救中国必须另起炉灶。这与陈独秀散发给北京市民的宣言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投入进来，提出了要改变目前的政府的主张。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新青年》发表了大量劳工调查，这些调查是知识分子写的，如果其未到工人阶级中去调查，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一个标志。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有了1921年中共的诞生。
因此，发动《新青年》的陈独秀和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当然的成为了建党领袖，存在1921年南陈北李共约建党的事实。当时在青年人中流行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承。说明陈、李二人在中共建党史上的作用。这不是对他们的个人崇拜。1949年解放时青年人唱的一首歌中有一句歌词“你是舵手”，我觉得“星辰”和“舵手”都是人民在不同时代对共产党的一种信任。
（五）余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这里我有两个基本观点：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优秀的成果，而且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看马克思的著作也可发现其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数据。就连外国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2）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恩格斯也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这就是邓小平所讲的“不能要求马克思预见到其死后一百年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
基于以上两点，我感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如果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的好，则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如果与中国实际相背离，则必然遭到失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说，到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主席在此时写下了大量的纪念回忆文章，也就是在这年才形成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自从有了这样一个理论，才有后来解放区的发展，革命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讲到革命的教训经验，也是经过很多过程直到抗战初期，我们才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怎么搞。这便是二者的第一次结合。第二次结合便是关于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这也是经过许多探索，才知道从1956年后我们所处的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曾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句话，我们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也是经历了很多才认识到。
我们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建设中的问题。两次结合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由此定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正因为有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才有了我们现在经济的发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是好的，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生成了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建党80周年，我认为应充分宣传这些。一切左的教条的东西都不能再重复了，而我们的事业必然是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到快要完成时却仍很艰巨，正所谓“其作始必简，其将毕必巨”。我们今天提倡“三个代表”，我认为关键在于能始终坚持，只有如此，我们的事业才一定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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