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交往”、“半世纪仇怨”，这两句话曾是中国人与“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关系的概括。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国人——特别是不大熟悉复杂国际关系的人——看待中日关系，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而现代化社会对思维的要求恰恰是理性化。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下，如何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处理好对日关系，真是需要大手笔、大智慧。
中日力量对比转换，决定两国相互间的看法
回顾中日关系，可谓密切交往与深仇血战相互转换，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对比。公元7世纪倭国刚兴起，便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交战，倭人失败后心悦诚服地开始了“唐化”过程，如今日本国内处处可见的汉字、中式建筑、唐式服饰都是这种学习的产物。
尊强傲弱，愿意向胜利者学习，是日本人历来的特点。在二战中真正打痛日本的是美国，多数日本人却最佩服美国。20年前，我到日本自卫队最大院校防卫大学时，看到其师生处处以模仿美式做法为荣。12年前，我到广岛时曾访问过原子弹受害者及其后代，发现他们不谈怨恨却还感谢美国战后的帮助。
中日之间关系悠久，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近些年才转入“两强并立”。角色的变换，导致了日本看待中国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唐代—宋代：仰视；元代—清中叶：平视；甲午战争—抗美援朝前：俯视。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仅就中国战场而言，战争结束时日强中弱的形势仍未改变。战后日本当局乃至主流观念只承认败于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美国占领日本后，不仅在1948年宣布免除其赔偿义务，还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复兴，苏、英等国和国民党当局也只好宣布放弃赔款要求（后来新中国对此也不能不承认现实）。
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军作战还能连连取胜，刚被美国打服的日本人在惊愕之余改变了对华观念，过去“支那”的蔑称被“中国”代替。不过因美国阻挠，日本政府在1972年以前只同台湾当局建交，随后因尼克松访华，日方才敢于冲破美方限制与中国恢复了邦交。
美国是一个老练高明的霸权主义国家，控制日本后又加以扶助和改造。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美日军事同盟，成为美国在亚洲军事战略的基石，直至今天也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中立化，削弱美国对日控制。为此，中方在不能官方建交时便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多来自日本。回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采取的对日政策，真可谓富有远见。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中日关系比较好，又有中、美、日在战略上联合抗苏这个“一条线”战略的大背景。此时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因处于施援地位，对中国又滋长起傲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赴日留学的许多人都有此感受。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主流观念显得不适应，其右翼更有些受刺激而呈疯狂状。中国许多民众近年来也一扫改革开放之初的某些自卑，对日本及周边其他一些国家有了足够的底气并升腾起自豪感。中日民意调查统计显示，两国恶感近年上升，主要出于这一原因。
中美关系影响中日关系，并左右中日关系
十几年前我曾到日本共产党总部造访过，与对方谈到其国内社会性质时，日共特别强调从战争结束至今的日本仍不是独立国家，而是被“美国与日本垄断财团勾结所统治”。仔细考察此言，的确不虚。如今日本经济基本自主（也受美国最大影响），政治上半独立而不能对美国说“不”，军事上则由美国“保护”。
一些不了解日本情况的人总愿单纯对比中日两国军力，并作出军事冲突的预测。他们不知道，目前日本自卫队没有独立的指挥权而受美军控制，中日开战就等于中美交战。何况美日双方确定“周边有事”（指的就是朝鲜半岛、台湾）时，日本自卫队要支援美军行动，这等于规定日本武装力量是美军的附庸。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日在战略上不需要再拉拢中国，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又开始炮制“中国威胁论”。在此背景下，1996年日美达成了“安保条约新指针”，将过去主要针对苏联的战略方针转向对华。同年自民党右派势力代表桥本龙太郎接任首相，中日关系自此进入“政冷期”，这恰恰是日本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在东亚地区的反映。
虽然日本难以跳出美国的影响，却不等于说只能任由美国摆布，其国内也远非“铁板一块”，仍有主张摆脱美国控制、争取对华友好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一直立足于争取日本人民，支持其左派力量，并以开展民间贸易争取众多中小企业家，形成了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持续浪潮。当年日本政界许多人也认识到，中美一旦开战，日本会成为前沿牺牲品，因而也对美军在日活动作了抵制。田中内阁对华恢复邦交，还比美国对华建交早了六年多。今天中国仍应借鉴当年经验，何况现在能够运用的资源更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又出现了“政冷经热”的状态。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致其国内有“日本产业空壳化”的声音。2006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从此成为日本最大的在外投资国。日本政治人物代表的主要是财贸集团的利益，这种现实利益需求也导致其政府不敢过分恶化中日关系，追随美国对华实施打压也有一定限度。
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时，做了看望老朋友、结交新朋友的重要工作。2011年日本大地震时，中国政府又给予援助，温家宝总理还到灾区看望。如今，随着时光流逝，致力于中日友好的老一代日本人大多凋零，讲友好要立足于新一代，而且如今开放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又提供了更好的交流条件。相信日本多数人在看清中、美、日之间关系的实质以后，也不会甘当美国的马前卒。
如今中日之间领土争执的钓鱼岛问题，正是美国1971年归还冲绳时故意制造并留下的矛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对此问题提出先行搁置，正是为打破美国加剧中日矛盾的图谋，并在当年得到了日方同意。如今日本民主党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炒作，既是争取选票的内政需要，也是配合美国重视亚太战略的外交考虑。对这种违背两国政府原先约定的做法，中国方面自然应该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在中日之间所起的作用，争取使两国关系不要被美国所左右。
政、经、军力量并用，争取中日关系好的走向
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使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处理对日关系的标准，就是要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在冷战结束和国际经济“全球化”之后，中日之间的矛盾与抗日战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再通过武力拼胜败来解决。两国现在已是“两强并立”，在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上中国强于日本，经济上双方各有长短（总量中大于日，质量日强于中）。再加上日美军事同盟的因素，双方发生战争可以说不会有赢家。何况中日若出现战事，美国肯定会介入，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会是一场灾难。
相比之下，现在日本的军事能力远弱于中国（只是海空个别精密装备占优势），其国土面积只及中国的1/30，抗打击力更远不能及，对战争更为害怕。加上对以往战败的惨痛记忆，日本几十年间和平主义思想盛行，以及多党多派的制约，想重新军国主义化非常困难。何况中国具有遏制大规模战争的远程打击威慑力（这恰恰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所不具备的），日本纵有美国支持，也不敢贸然对华采取军事对抗。
从经济角度看，中日经济近些年已纠结在一起，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最大的电器公司如东芝、佳能、索尼的大量生产线，目前大多设在劳动力既便宜、技术水平又高的中国长三角地区。日本许多重要生产原料如稀土等，又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中日的经济界人士和企业家其实都知道，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的“内向能力”还远强于日本，若单单爆发经济战日方损失也会更大。
当然，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同样希望保持同日本的合作。虽然中国的发电量、钢产量等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指标已是日本的几倍，高端产业水平却还不及。例如日本在“综合信息能力指数”方面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中国的数码技术和高质量复合材料，现在主要从日本引进。再如光纤通信设备、信息家电、各种重要的电子元器件及原材料等技术，中国也要从日本进口，而且这些项目将对中国推行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发展战略有重大益处，保持和发展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对中日将是“双赢”的结果。
从当前和今后的战略格局看，只要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就能大致确保中日之间不发生大的冲突，日本右翼和一些反华势力的挑衅也会被遏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日本官民的心理，多已适应了中日在亚洲“两强并立”的局面，两国关系开始了重新磨合的过程，目前虽属摩擦较多的阶段，双方的多数人还是会设法适应。
如展望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存在三种选择可能：一、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对付中国；二、中日不即不离、摩擦不断；三、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
从中国的最大利益出发，自然应争取第三种可能性，然而从当下情况看很难实现。目前出现的大致是第二种可能，也许还会走向最坏的可能。不过，中国如果运用好战略运筹，并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十分悲观。总之，在国际关系中，一切取决于力量对比。当今的中国既要振奋民族精神，又要警惕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抓住新世纪的机遇期，我国将会迎来强盛期，包括对日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