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1月9日（星期五）14：00
地点：一教105
主讲人：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著名记者兼主持人)
讲座内容：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曾经是《冰点》的读者，最好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今天不想给大家讲理论，因为相信大家听理论都听腻了，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故事。
中国的新闻专业从来都是让从来都没有搞过新闻的人来讲课。而西方就不是这样。能到新闻专业任教的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新闻工作经历的人。他们才知道真正的新闻传播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认为我的责任不是在已有的理论上再加上种种理论，而是把在新闻一线工作中感受到的、细微的、独特的的经验以故事的方式传达给大家。大家理性的东西知道的已经太多了，现在缺乏的是感性的认识。真正干新闻的人和在学院里研究新闻的人的思维定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的研究生的模式是从个别走向一般，收集许许多多的个案，力图总结出某种规律来。而真正搞新闻的人、生产新闻的人永远都是从个别走向个别。没有一个新闻是可以重复的，重复就会导致厌恶。每天都会面对新的新闻线索、信息。这就是新闻职业的魅力之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是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的，迄今已经有二十二年了。80年代也经历过一些重要的挑战。但是对我整个新闻生涯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冰点》的创办。我这一生中最大的职业成就感也是在《冰点》中获得的。《冰点》成名了之后，几乎全国所有大学新闻系的硕士生、博士生都来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冰点》是如何策划出来的？”我就感到很奇怪，新闻界什么时候出现了“策划”这个词？我告诉他们，《冰点》没有任何人去策划。《冰点》的诞生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
大家知道《中国青年报》进入90年代以后进行了不断的改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报纸是很沉闷的。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新闻界，尤其是主流新闻界开始苏醒。如何面对我们的读者？如何超越80年代取得的成就？这是摆在《中国青年报》所有编辑记者面前的问题。93年《中国青年报》做了第一次的改版尝试——发行了三张周刊：经济来讯、社会周刊、生活周刊。这样一时间大家觉得这份报纸变得好看多了。之后各报纷纷也采取了这种形式。虽然当时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是，读者的好评对所有的编辑记者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因此，在93年的改革没有经过仔细总结的情况下，《中国青年报》决定95年再次扩刊，从三个周刊扩展到六个周刊，包括经济、教育、法制、社会生活、青年心理、要闻。这样，94年10月制订出来95年本报的基本格局，周刊的和其它版面就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分割完毕。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本报每周还剩下了两块版没人要。但是这两块版不论如何还是得填满呀。这时候主编就想到了我李大同的头上。当时我已经赋闲在家5年了，他们觉得该让我干点活了。我当时知道突然有两块版降临到我的头上，也是大喜过望。我当时就问报纸的老总：“这两块版干什么呀？”老总说：“不知道，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但是这两版搞什么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发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地盘都已经被其它版面给占领了。最后我下了决心：“好，你们不给我地盘，我就你们谁的地盘都去。我觉得什么可以报道我就报道什么。”这样我就确认了第一个新闻着眼点。第二个困难就是形式的确定。可当时形式也让别人用尽了，因为日常报道的组合无外乎要闻、头条、消息、通讯、评论。我接手的版不可能再搞这一类的东西。我只剩下了唯一的形式，那就是整版报道。当时也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和别人有所区别。想到这里，你就会不寒而栗。因为新闻里有一个铁率，那就是报道越长，读者越少。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试一试。当时得知我再次出山，很多优秀记者很兴奋，都愿意为我干活。我也高兴，就让他们报题目。当这些记者得知我打算每期用整版报道刊出的时候，一共报了几十个题目：“南水北调”、“国企解困”、“农业问题”、“三角债”、“国际贸易”等等。我一看眼就黑了。这就是中央级报纸记者的思维惯式：什么东西才是只得整版报道的东西？他们一想就是国务院总理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想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所以还是让大家回去写稿子。因为，万一他们中有人真的能写出好的呢？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写这些题目交出来的稿子都不行。不是他们写得不好，而是我相信他们写的这些东西根本不会有人看。所以，我把他们交上来的稿子全都“毙”掉了。所以，到底要报道什么一直定不下来。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习惯性地翻阅当天其它报社的报纸。我忽然发现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张很小的照片，黑乎乎的也看不清。我只看了照片下面的仅一行字的说明“北京还有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我的心当时就“咯噔”跳了一下，直觉告诉我，我想要报道的东西来了！
如果不是有很多研究生来问我我这里所谓的直觉是什么，如果不是今天到北大来办讲座，我永远都不会向大家解释我们所谓的“直觉”是什么。但是我今天被迫要解释给大家听。“直觉”的构成首先意味着“命运”。而这里的第一个命运就是“粪桶”的命运。对于粪桶，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在50、60年代，背粪桶是一个人革命、政治教化的象征。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人的身体只要沾满了粪便之后，他的心就红了。但是到了90年代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衡量当中，粪桶从价值衡量的最高点降到了最低点。背粪桶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最没人干的职业。这就是“粪桶”的命运。其次是“老知青们”的命运。大家知道他们是最倒霉的一代：该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该上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现在正值壮年时期又遇上了下岗。当时北京市到老知青们插队的地方慰问这些老知青，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北京。北京给他们的答复是：“如果你们愿意当掏粪工人，你们就可以回北京。”为了能回北京，这些老知青们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就引发了这个两个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话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所以我第二天就问我的记者们：“你们谁去跑粪桶？”当时记者们还都对此心存疑虑。最后还是一位女记者接受了这个采访任务。这位女记者先是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才找出了一件可以穿着和掏粪工人交流的衣服，第二天凌晨4点就到了掏粪工人们工作的胡同进行采访，整个采访一直持续了一整天，包括掏粪工人一整天从事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摄影记者那天一直跟到掏粪工人进洗澡房洗完澡为止。根据我的要求，我们这位女记者就一直跟着掏粪工人在一条条的胡同里穿行，包括在粪池边的作业。最后我们的女记者终于呕吐了。但是若非如此，绝对不会有写作的真实感觉。而且我要求每一个掏粪工人都要采访，每一个掏粪工人的老婆、孩子都要谈。我还特别把一个掏粪工人约到了报社当面和他谈。在当天晚上我们请他吃完饭后，他非常直率地主动提出要把吃剩的东西打包带回家去，他说：“我能把它们带走吗？孩子已经一星期没有见肉了。”我们当时真的很感动，也真正找到了感觉。
这样记者就开始了写作。这时已经到了12月上旬。要知道，95年1月1日我们就要推出这个新版面。而且大家知道，一个新创刊的版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创刊号。如果读者在读了你的第一版后没有形成一种阅读惯性，那么它就是失败之作。但是对于99％的报业记者来说，一生都没有写我们这样的整版报道——8000字左右的机会。所以大部分的记者在写这种整版报道的时候根本无法把握住整篇文章的结构。所以我接到的这篇报道的第一稿就是众多事实的简单的堆积。其它的记者们对此也提不出什么可行的意见。而且这时候已经到了12月中旬了。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编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明确规定这个执笔记者怎么写，包括文章分多少段、每段应该使用哪些材料等等；要么就是编辑亲自执笔。我当时选择的是前一种方法。到了12月25日，记者终于把稿子拿出来了。接下去我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直到觉得它完全可以见报了才罢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创刊号推迟了三天，到1月6日才面世。
此外，我们还遇到给我们的版面起名的问题。记者们翻遍了字典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后来我们觉得既然现在全世界到处都在搞什么“焦点”、“热点”，我们就来一个和它们相对的“冰点”好了。当时总编辑问我要安排在第几版，我选择了最后一版——第八版。因为只有在报纸的最后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构成版面自己的特色，靠得越后才能越有个性。
报纸复印了，我回到家里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早早就到了报社。一到报社，我就知道成功了。因为原来都不怎么说话的报社传达室的大爷、报社的司机师傅们远远一望见我就高声冲我喊：“嗨，哥们儿，搞得真棒！”之后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着第一次反馈。半小时之后，第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一个中年女士。她话没说完就哭了。我对此感觉非常新鲜。因为在80年代，报纸的部门主任和受众是没有交流的，外面打进来的电话在总机就被卡了。读者信件也不会被送到部门主任们的手上。整个新闻界的目的就是一味地宣传它想宣传的东西。90年代这个现象有所改变。事实上，这个电话是我从业以来接到的第一个读者电话。它给我的感觉是：震撼！我几乎和她一起流泪。之后信件雪片般飞来。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引起了如此多读者的共鸣呢？回答是：我们给读者提供了感情共振的空间。而正是我们的新闻从来不作的事情。
我们就是这么开张的，而且一炮打响。在《冰点》创刊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就在《人民论坛》发了一篇专论——《<冰点>新闻的启示》。它们也曾派一个编辑到我的办公室来取经，说他们也想搞一个《冰点》。但是这个编辑在一篇篇看过我们发的文章之后，他丢下了一句话：“你们的这种东西，我们搞不了。”
从95年开始，我们的宗旨就是把普通人有血有肉的生活尽量真实地描述出来。大家现在都喜欢说深度报道，好像不深就没什么价值，没有份量。非也！在中国，什么样的报道是最“深”的报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最真实的报道才是最深的报道。因为我们的媒介离我们的人民太远了。所以我们《冰点》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实。其次，为了达到真实，要求我们的记者必须亲历、亲见、亲访。写作时要使用白描的手法，不能大量使用形容词。在这基础上，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不是新闻，胜似新闻的事件。在座有的同学可能看过，就是报道《五叔五婶》。
这篇报道的素材是从一位读者从我们另外一篇报道的反馈中得来的。在这之前我们接到了一些读者的意见，认为我们的报道大多集中在城市，我们应该多关注农村。但我们可以得知的素材很少很少。我们把这写成了一篇报道。之后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说看了这篇报道使他想起他的五叔了。并且说五叔是十万大山里的一个境域悲惨的农民，妻子生病，两个孩子被迫退学等等。这样我发现又找到了合适的素材，所以就派了一位女记者根据得知的地址——湖南稽首的十万大山采访这位五叔。本来按照报社规定，记者到了目的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社里报行踪。但是这个记者却失去了联络，连个电话也没有。一直到了第11天，我才接到了这个女记者打回来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活在北京有罪啊！”我听到这话就知道，这个记者找到感觉了。
这篇报道登出来以后，登出来当天，报社就收到了260多个电话。之后的回信和电话更是不计其数。全国性地捐助五叔五婶。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沉稳：“我是一位老同志的秘书。老同志在看了你们的报道之后心情沉重，说‘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今天捐上两千元，请一定转到。”我当时问：“这位老同志是谁呀？”对方说：“他的身份不便透露。”这样我就知道这位老同志一定是一位“革命家”级的人物。最后全国一共给五叔五婶捐了17万，其外还有大量的衣物、外资药厂给五婶提供的特效药品等等。这篇报道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呢？我又看了一下这篇报道，找出了答案。
这篇报道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节的真实。这篇报道中的精华是对“三次眼泪”的详细的描写。五叔的大儿子叫唐兵，记者请他吃饭，问他，上不起学会怎么样。他低着头，眼泪啪啪地落在碗里。五叔的二儿子叫唐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流下来。五叔一听有北京来的记者，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但是记者一问到他们家的家境，他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所以五叔是笑着的脸上哗哗地淌着眼泪。这就是三次眼泪。记者如实对此进行了大段的记录。此外，在记者临走之前，记者给了五叔50块钱。五叔接过钱来，嘴里说着“不要，不要”，却迅速地把钱卷成小卷，紧紧地夹在手指头缝里，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就是记者的记录。我相信这些细节打动了无数的人。
《冰点》的第二个指导思想是，我们要给历史和中国留下一份禁得起推敲的记忆。大家如果读过我国的新闻史，你们就会发现我们曾经是怎样记录我国历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我们现在说当时发表的这些东西是“假、大、空、左、谎”，五毒齐备。但是这些不也是历史吗？但是我们新闻从业者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们留给民众的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因此，说是野心也好，说是雄心也好，在《冰点》现存的状况下，我希望后人再来看我们7年来这400万字的《冰点》报道的时候，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副真实的画卷。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题材是极其丰富的，涉及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我们还要做一些为社会的虚伪面剥去伪装的工作。大家知道99年《冰点》有一个报道，揭露的是湖北省一个货真价实的“人民的假公仆”。我们也报道过河北省某一地区法院把4位年轻农民屈打成招，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擅自把他们关押了7年的案件。
中国传媒界的人经常会问：“观众、读者们到底想看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因为不知道观众、读者的要求才失败的。事实上，现在新闻领域同经济领域一样，是生产、制造的需求。消费者不会主动说出自己需要什么。他们不会说，我们需要DVD、VCD，但是厂家把这些东西生产出来了以后，他们也就有了这些需求。新闻也是一样的。没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冰点》”，我们就生产《冰点》。而是我们生产出了《冰点》吸引读者去看。因此我们就根据北京一个小报上的200多字的消息：“无为有几百人在北京当保姆，每年寄回无为的资产达6亿”，去采访一个来自一个叫无为的安徽小山村的打工仔在北京致富的故事。报道的题目就叫做《北京——无为，哪里才是我的家？》。此外还有一篇名为《桥下人家》的报道，报道的就是北京的下岗职工。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冰点》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的网络版上有《冰点》98年以来的所有报道。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