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末，罗振玉携眷东渡，旅居日本八年之久。1919年初夏，罗氏举家返国，在沪上略作勾留，便定居津门，一住十年。从54岁至63岁这段时间，罗振玉作为一个政治上保守、学术上知名度高的“特殊寓公”，在天津租界感受繁华和安闲，既经历了废帝溥仪移驾张园、契友王国维投湖自沉诸事的惊扰刺激，又深得京津人文厚土滋养，得以“传古”授徒，彰显“甲骨四堂之首”的功力。关于此节，尚鲜有专文记述者。
罗振玉迁居津门前夕，京津等地报章纷传：帝傅梁鼎芬身染重疾，欲推荐罗振玉以自代，却为其他帝傅所拒云云。罗与梁氏有交往，相互间每以“气节”为约束，彼此欣赏，故报章所传并非无根之谈，不过宫阙森森，形格势禁，罗即使有心“仕途进取”，然自忖资历尚浅，为了避嫌，罗放弃购置京寓的念头，决计定居天津，取其进退自如之便。他通过学部时同僚王季烈租得地处天津日租界的“今是园”，随即又暂借津绅金浚宣在英租界墙子外集贤村宅第（时称金家花园），安顿下家小及书物。翌年秋，便在连接日、法租界的秋山街（亦称法界三十一号路，即今锦州道）靠近法租界一侧营造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当年以收藏古物典籍称雄海内的“罗公馆”，几乎成为中外考古学者的景仰地，嘉乐里西首房舍辟作“贻安堂经籍铺”，罗的长子罗福成专司营售乃父旅日期间在“永慕园”编印的古籍书册，一时间士林注目，名震遐迩。
其实，旅日后期罗振玉已颇感枯寂，故一旦回国置身华洋杂处的天津城，久静思动，甚为活跃。抵津翌日，他便走访周学熙之子周季木所开的古玩店，购“得古兵五”，随即拓墨赠友，兴致盎然。稍后又结识在津做寓公的张曾剔、铁良、张勋等旧日显宦，相互间多有走动，其中不乏与罗一样“好古如好色”者；书业老友傅增湘、张元济、刘承干诸人仰重“雪堂公”的声望和能量，每每过津，常来晤谈，一些出版生意几乎一拍即合。地质学家丁文江热心发起“古物研究社”，请罗作领衔发起人，特意专程来津拜访。康有为、徐勤师徒也曾到访嘉乐里，罗氏与他们虽然“交浅”，然共话的内容却不只限于古物赏玩。罗振玉与同寓此地的梁启超亦有交往，梁、罗本《时务报》时代的旧交，进入民国后政治取向有别，但在旧友圈中尚能彼此关照：罗因校勘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遗书，需借用珍本“高邮王氏四世文集”，即请“托梁卓如代借”，终于如愿。津门甲骨文研究者王襄，收集卜文颇有所得，1920年春，罗振玉造访东门里王氏寓所，参观其所藏，其后他致函王国维赞道：“刻见天津王氏所藏卜文甚佳，约七、八百纸，其佳者约得太半”。尤其使罗振玉深幸“吾道不孤”的是，他与另一藏书大家李盛铎（木斋）建立起谅解性的“互助”默契，因而得以披览李藏孤本秘籍，并获准翻刻其中一些珍版典籍，这对罗氏“传古”之业大有助益。显然，罗振玉对此间环境满意且适应，他自述：“读书著书，北方最便，到此两月所见，殆逾于海东一二年”。
不过，罗振玉有很强的用世之心，非一般纯然学者可比，只因身在民国哀叹时运不济，故自称“避世之人”，其黯然心绪对友人时有流露：“人生今日，得过且过而已，不妨闭门自守，又何况在望六之人耶？”居津数载，他编印书籍甚勤，如刊刻《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录》、《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等，又筹划著录《蜃园年谱》、《永丰乡人稿》、《海外吉金录》、《庚辛成仁录》等书。即使如此，所谓“生计问题”还是时时凸现，返国不满一年，他便开始频频诉苦：“平生口不言贫，今乃颇露窘状”，“生计日枯，已谋售书事，既到津沽，欲斥长物为食，乃势有所不可者”。罗振玉曾花去不少时间辑录《希古楼金石萃编》、辑补《海东金石苑》等书，实出于“生计”所需，他感叹：“百事无可为，但有为人佣书，以资糊口，或不至饿死”。虽语近夸张，未可尽信，但罗氏“蓄长物，不殖产”的独特生存方式确乎令外界迷惑不解，或许偶有周转不畅之虞也未可知。
可是，他又特别热衷捐资赈济等“公益活动”，为救助“京中旗人”和水灾难民，不惜展买自藏碑刻书画，以所得大半放赈；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沪之间，向一班遗老旧臣募集捐款，打出“京旗生计维持会”旗号。随后，在津城河北一带开设救济性的博爱工厂，由其四子罗福葆专司厂事。该厂初以织布等手工为业，亦称“手工传习所”，后专营印刷，工厂入不敷出时，罗振玉也曾以售字所得贴补之。对于自己的此类“义举”，罗振玉每以倡言“兼爱”的墨子自比，而对那些席履丰厚却吝于捐资的人则斥为“一毛不拔”的杨朱，他慨叹：“世人皆杨朱，我独墨翟，其枘凿岂不宜耶！”罗氏这种“自圣”感觉不断强化，渐渐构成一种特有心理，反复申说不已。
在天津，罗振玉与欧洲汉学界的交往不断：法国的伯希和给他寄来流落海外的唐《切韵》残卷复制件，德国一个博士亦寄赠《楼兰》印本，俄国学者伊凤阁甚至专程来津访罗，终使合载汉文和西夏文字的《掌中珠残卷足本》得以存留。1921年冬，巴黎权威机构推举罗振玉为考古学通信员，北京大学随即也再次敦请他出任导师。罗振玉与蔡元培校长订交在戊戌年间，私谊无隙，事实上罗振玉（还有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表面“矜持”，实则已暗通款曲：北大考古学教授马衡（叔平）一度屡屡来津会罗，先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的容庚、商承祚二人更成为罗氏亲炙的“高徒”。 罗振玉当年慧眼识珠，拔举王国维于凡常之中，晚年颇思寻得“观堂第二”，他曾对无锡国学专修馆学生唐兰寄予厚望，特函嘱王国维：“此君后来之秀，诚今日少年中之巨擘，将来成就未可限量，不可不一见之也”。由于唐兰“家贫笃学”，罗在其毕业后特招之到津，介绍给津门周氏做家庭教师。唐兰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者，他总结甲骨学界最具成就者为：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即所谓“甲骨四堂”之说。
1922年春，罗振玉在京城书肆发现散落在外的明清“大内档案”，急以一万三千元之价从旧纸商手中全数买下，再次保全了清末在学部经他挽救的这批文献资料。这也是他寓津期间所做的一笔“大买卖”。事后他不无得意：“先后两次得免毁弃，皆不出鄙人之手，亦一奇矣”，“自问平生文字之福，远过前人，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昨独坐思维，世事一无可为，不如专力传古”。不过，得意之余也不免一点自嘲：“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好友王国维对他此举倒是颇为赞许：“主此事除公外，举世谁肯为之者？”罗氏当即在京赁屋存放档案并加以检视，精选其中部分携归津寓，随后便编印成《国朝官印集录》等书营销。几年后，罗将该宗档案大部转售于李盛铎，他将此事函告友人称：“库籍苦无清厘之力，近李木斋以原价购去，深望其能善处置之，虽损失运费、息金、房租一二千元，亦不计也”。不妨说，像罗振玉这样有眼光、有魄力的经营型学人，近代以来尚不多见，自然，他的做法为一般学界所忌，“负谤”累累也就在所难免了。
说来有趣，最早指责罗氏的学界人士之一，竟是后来与罗同具污名的周作人。1924年末，周作人在《语丝》上撰发《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直指罗氏蔑称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终身不入北京乃因“不忍见国门”等语，“都是最卑劣的话”，并说，罗“印有好些很考究的书，是有点用的”，但“看‘永慕园’的图书，刻刻感到一种商贩气，好象是看拍卖公司的样本目录，极少艺术的气氛”。大约三四年后，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表述了与周作人极为相似的看法，其不屑之情似更过之。有周氏兄弟的批判雄文在，罗振玉自然是有口难辩，在劫难逃了。其实，罗氏“口碑不佳”的一个主要原因最直接的还是来自“小朝廷”政敌的攻讦。
罗振玉来津不久，便请此地出名的“神算宋瞎子”占卜一挂，回答乃是：五十岁后尚须肩负世务，将会涉险成功，阳寿止于七十四岁云云。罗对此竟深信之，愈加激发起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溥仪大婚之际，罗振玉入京特蒙单独召见，准予“专折奏事”，又赐给“贞心古松”匾额，使这位实际上的五品官大感恩宠。向溥仪举荐罗振玉的乃前陕甘总督升允，罗、升二人彼此欣赏，后来罗振玉接升允一家自青岛迁来天津入住嘉乐里，生活上备予眷顾。他们多次联名向溥仪上书言事，“忧国忧君”，特别对郑孝胥主持内务裁撤人员之举表示不以为然。其后，罗将这些奏折辑印为《津门疏稿》，油印散发。于是“小朝廷”内便有罗、升结为“朋党”之说，致使罗振玉一度“视都门为畏途”。罗氏非正途出身，因“事功”得张之洞、端方等大员器重，入晚清学部充任参事，虽稍具虚名，毕竟官品偏低，进入民国后，跻身“遗老”行列，终归令清逊帝不明底细，帝傅中亦乏真正欣赏罗氏之人。因而，罗振玉欲有所表现，必须借助有根底的显宦出面，这是身为“小臣”不得已的手段。
1924年初秋，罗振玉突然应召入值南书房，协同清点宫中器物，正在暗自庆幸终于“用其所长”之际，未几溥仪被逐出宫，随后又移驾天津“张园”，在一系列交涉和“护驾”过程中，因罗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一度颇受“皇上”倚重。然而陈宝琛等帝傅及郑孝胥重新环绕溥仪左右，形成“近臣大老包揽把持”的局面，罗振玉仍遭遇冷淡疏远，退处边缘。一日，他在日租界大罗天地摊上意外寻见溥仪赏给师傅陈宝琛的御笔对联，惊谔之中将其买下，径自呈给溥仪，这位“少帝”尴尬恼怒，对陈师傅当然不满，而对罗的“挑拨之举”同样反感。罗振玉精明自负，但在争宠的角逐中处于下风，虽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以至出此败招。近在咫尺的天津“行在”，并没有为罗振玉带来“肩负世务”的机遇，他不得不设法“跳出迷梦，收束一切”了。
王国维投湖自沉，对罗振玉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罗、王均非交际广泛之人，近年刊布的二人往来书信，足见他们彼此间“孤寂相依”的关系。尤其是罗氏寓津期间确实将观堂当作自己倾诉心事的“至好”。说来巧合，罗到津伊始，便在信中向王国维议论梁巨川（济）“愤于时局，投积水潭而死，曾蒙予谥”之事。嘉乐里宅舍建成后，罗振玉坚邀王国维来津闲居月余，以疗养足疾。此时，二人已结成儿女亲家，王的长子（亦即罗婿）王潜明投考海关被录用，适在津海关供职，平素即住罗家。应当说，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上“勇猛精进”的势头内心很是佩服，1924年初，他读罢新版观堂文集后赞道：“公十年成绩，过于乾嘉诸老之优游数十年者，能无畏叹！”王氏入值南书房，罗简直视为自己的一大胜利，喜不自禁，特嘱其五子罗福颐刻送“文学侍从”印章供王使用。
二人来往书信还显示，王国维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时局的观察分析有时比罗振玉来得深刻消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罗发生影响，这是以前人们不曾注意到的方面。事实上，罗、王关系的演变历经数十年，其间二人社会、学术地位不断变化，彼此关系的内涵也在微妙改变，并非如人们惯常以为的那种“穷书记与他的东家”之间的人际定位。王在人格及经济诸方面力持独立自尊，后期尤其明显，而罗初期对王的治学方向不加干预，后来更对王的学术见解虚怀采纳，二人结为姻亲已象征着彼此对等的确立。解读罗、王关系似应取“动态视角”，较为相宜。罗、王二人持家风格迥异，罗包揽巨细，峻急专断；王温和放任，迂缓刻板，双方终因家庭细故处置失当，生成嫌隙。1926年11月初，罗致函王谓：弟、公交垂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墨、杨之喻用于好友间，在罗盖属不吐不快，在王则是对自尊的痛切伤害。罗、王之间说不上有根本歧异，彼此在处置家庭细微处都不免有些意气行事，以至反目。王死后，罗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设灵堂吊唁，又撰写祭文发表于天津《日日新闻》上，后辑成《哀挽录》一册由贻安堂书店印行。罗氏先后两次入京，安排善后，并迅速整理编印观堂文集，以尽后死者之责。
罗振玉本有在津终老之意，可是1928年冬却卖掉嘉乐里宅舍，携家迁往旅顺，他在津开办的书店、工厂等随之停办。据说罗氏津宅售得六万元，在当时是相当划算的卖价。罗决定离津北走，显然与他在溥仪“小朝廷”中不得志有关，也由此向日本势力靠近了一步。有的研究者认为，王国维之死，确实使罗“万念皆灰”，这也是促使他离津别居转换环境的动因。罗寓津后期，社会上已对他飞短流长，褒贬交加。罗尝言：余乃“一沽上寓公，初无荣辱可言”。透露出某种无奈和淡然。岂料几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评说林林总总，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头雾水，纷杂难辩。不过，平心解读可信资料，摈弃诛心之论，厘清史实终非难事。津门近代“寓公文化”繁复多彩，罗振玉寓津旧事，呈现出另一番景致。
主要参考资料：
1、 罗振玉：《集蓼编》,载《贞松老人遗稿》甲集，1941年。
2、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庭闻忆略》，载《长春文史资料》第10集，1985年；《涉世琐记》，《长春文史资料》第41集，1993年。
3、 王庆祥等编注：《罗振玉王国维来往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
4、 《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罗琨等：《罗振玉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6、 天津《大公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