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不但表现在人们较为熟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上，而且表现在人们迄今尚未认真研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大论战中。在新世纪初，进一步总结党在那一时期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上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大论战；“文化大革命”； 左倾错误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和论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观点和路线政策，同他随后在在国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观点和路线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同样根源于党在那一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当然，“左”的思想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但那种认为毛泽东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观点和政策基本上正确，没有或基本上没有陷入左倾错误，只在个别问题上有失误的流行见解，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新世纪初，进一步总结左倾错误的教训，对于理论创新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大论战
二次大战后所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五十年代中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１９５６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斯大林所解释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所不同的理论，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和平过渡”，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长时期“和平共处”，以及帝国主义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等。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表露出改革的迹象。而这一切又是在列宁的旗帜下进行的，只不过是把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某些个别想法、个别言论，加以突出而已。与此同时，对于斯大林逝世后即开始提出，而在惩处贝利亚集团后即已进行的“甄别平反”问题，进一步做了决策。在大会结束前的“秘密报告”中，做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依据大量资料，披露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肃反”中，以消灭“人民的敌人”为名，误杀了大量忠于党和苏维埃祖国的党、政、军负责干部的事实。例如１９３４年党的十七大所选出的１３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后来就有８３名被逮捕，而１９６６名代表中，后来就有１１０８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遭到杀害。在三十年代后期，由个人崇拜导致的个人专断急剧发展起来，斯大林被吹捧到使党的一些领导人称他为“父亲”的程度，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社会充溢着阿谀奉承、互相戒备、人人自危的气氛。苏共二十大所披露的信息，象巨大的颱风一样，强烈震动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受到这场心理冲击最小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情绪如何呢？用毛泽东不久后所说的话，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之者，是因为做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的苏联共产党，能够根据时代的新发展，提出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新观点，对于开拓人们思考问题的新视野是有益的。朱德做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在苏共二十大的致辞， 诚然带有维护传统以来的“观点一致”的强烈愿望和友好表示的成份，却真实反映了对苏共二十大公开报告的基本肯定这一事实。而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破天茺地指出了一向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认为是永不会犯错误的伟人斯大林犯了错误，“老大哥”苏联也犯了错误，这不能不对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思想束缚而有时不得不看斯大林脸色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次思想解放，即少了一道精神枷锁，增强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信心与勇气。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和１９５６年－一１９５７年春的一系列讲话，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不能不说是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启发有关。而惧之者，则是担心苏共新观点未必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对斯大林的谴责，会招致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某种不稳定和混乱，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阵营以可乘之机。事实表明，尽管苏共中央在二十大之后，通过所发表的一些文件、文章，对某些说法做了事实上的更正，声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政策、农业集体化政策，指出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的捍卫者和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秘密报告”毕竟含有浓重的否定斯大林的味道，孤立看来，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它传到各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机构并被窃秘而在纽约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的动荡。西方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党员如霍华德·法斯特（美国作家）、巴比罗·聂鲁达（智利诗人）等人发表声明退党，波兰和匈牙利一些在斯大林时代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如哥穆尔卡和卡达尔等人重返领导岗位。接着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性质呈现了复杂性。在波兰危机中，苏联的大国主义，险些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匈牙利事件中，由于内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制造流血冲突，这场动乱，终于用苏军的武力平定了。这些东欧国家出现的危机和动乱对中国的影响较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只是“春风吹皱一池清水”。通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中共八大的报告、决议，较为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就注意防止个人崇拜，坚持民主集中制。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在１９５７年冬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努力维护了动荡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了苏联共产党的中心地位，并在《莫斯科宣言》中，从总体上做出了苏共和中共都可接受并皆可作出自己解释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某些提法和做法的异议，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起来、扩大开来。在国内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开始背离中共八大关于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工作重心的决策，夸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和作用，陷入了“左”的误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同样站在“左”的立场上，维护着列宁主义，甚至固守列宁在四十年前的一些提法。在１９５７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１］而在１９６０年以《列宁主义万岁》为标题的文章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举起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把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可以依靠自己的强大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依靠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和平过渡”的观点，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观点，以及主张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领域中“和平竞赛”的观点，称为反对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此时，中共已从整体上否定了苏共二十大，并在内部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称做“半修正主义”［２］Ｐ２７２。在１９６０年６月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遭到反击后，中苏两国间的国家关系也紧张起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华的各种协议，撤退了技术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事情终于发展到在报纸和电台上指名道姓进行公开论战的地步：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杀鸡给猴看”，矛头指向了中共。在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所召开的五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的同伙公开攻击了中共。１９６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系统地提出了根本区别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全面维护和坚持列宁当年提出的理论原则的，批评了对这些理论原则的一切违离的倾向。同年７月，苏共中央发表了公开信，以“领导党”的身份出现，指名批评了中共的路线，维护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理论原则和行动方针，并企图压垮坚独立自主的中共。不久，中共便在约一年的时间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对苏共二十大和苏联的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这些评论中，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观察和处理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时，一方面充满了革命精神，善于从微末处发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注意使自己站在历史的前进方面，促成事物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忽视了事物的相对静止、稳定、保守的方面，没有认真研究已开始出现的时代变化，陷入了绝对理想主义，以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现实，以革命精神代替了科学精神，以急躁、过激的情绪代替了冷静、务实的思考，讲了如后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认定的“许多空话”［３］Ｐ２９１。在对“和平过渡”理论的批判中，没有深入分析时代的新特点，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阶级矛盾缓和的情况，以及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进展，过分强调了暴力革命的作用。在批判把“和平共处”做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过程中，忽视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夸大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冲突的一面，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认为战争只不过是早打迟打，力争推迟爆发的问题。在对“物质刺激”理论的批判中，没有认真研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水平，片面夸大了政治工作的作用、群众运动的作用和精神的能动作用，否定了物质利益原则。在批判苏共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忽视了当时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的事实，以致把群众运动理解为在对一个领袖绝对服从的前提下，可以不要组织领导的任意妄为。在对苏联社会现状的批判中，搬用了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所做的错误估计，认为存在着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甚至认为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共在这场争论中，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不提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在这场几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工人党都参与的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显得缺乏说服力，而尽管苏联共产党承袭着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国主义弊病，并且仍未完全摆脱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改革才刚刚起步，但毕竟表现了某些现实主义精神，加之它的经济政治强国地位和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地位，便赢得了大多数。中共当时从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和急于推进世界范围的革命出发，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方针，尽管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权，但并没有促成世界革命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慷慨援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没有收到予期的效果。当然，人们不应忽视的是，毛泽东在论战后期改变了他在不久前还在强调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一个头儿”的传统观点，批判了苏联共产党的“老子党”派头，拒绝了其向各党发号施令的“指挥棒”和苏联的大国主义，这不但有力、有效地捍卫了中共的独立地位和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鼓舞了正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独立自主性也是一种开启和支持。虽然多数党是支持苏共观点和路线的，但是随着论战的发展，各党的独立性愈益显示出来，人们再不愿盲目跟从某一个党，而努力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了。七十年代出现的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林格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就体现了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难怪毛泽东认为论战虽包括许多意识形态问题、基本原则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２］Ｐ８５０在这场论战中，夹杂了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个人品格的批判，的确，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严肃的、正直的政治家，他的个性上的弱点和处理问题的忽左忽右、反复无常，连在路线上同他一致的苏共领导集团其他成员也不能容忍，终于导致了他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下台。
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中的“左”的理论与政策，在同一时期处理国内诸问题，例如１９５７年反右派、１９５８年大跃进、１９５９年反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中，同样表现了出来。也可以说，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种左倾错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长达十年的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毛泽东的初衷含有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之意，并在此期间仍然领导人民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的事，但正如中共中央１９８１年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场所谓“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而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危害的内乱，这场内乱也给毛泽东本人的晚年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所表现出的严重的左倾错误具有全方位、全局性的特点：首先，它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模式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不管这种模式是否对发展生产有益。在运动中，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１９６２年提出的一些调整生产关系，以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意见。在农村中，批判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主经营、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提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有的地方的农村取消了自留地，取消了集市贸易。在城市中，批判了“物质鼓励”、“奖金挂帅”，而已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的定息，也给取消了。机关、事业和企业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也被批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提出了取消工资制的设想。在运动中，虽然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一大批正直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善良的工人、农民，正在受到压制，甚至身陷囹圄，怎么能热情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呢？人的因素被否定了，就破坏了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运动后期毛泽东曾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但是，有谁真地抓了经济工作，往往被权力极大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扣上“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这样，在十年内乱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内乱后期的国民经济已临近了崩溃的边缘。其次，它在“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名义下，完全离开或抛弃了经济地位的分析，硬是按所谓的“政治思想标准”来划分阶级，并把阶级斗争说成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认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更激烈。运动中，一方面，对那些早已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仍然反复批斗，有些人明明在成为劳动者后，认真守法，诚实劳动，也被打入“另册”，更有甚者，有的已被摘掉帽子的人，又被重新戴上。有的旧社会的小资产者，如小手工业主和小商人，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另一方面，对公职人员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则以“资产阶级”相对待，认为他们是所谓“臭老九”，对于其中卓有成效者，除极少数被“保护”起来的以外，一概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对于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也以“是否拥护毛主席”来划分其阶级属性，那些对毛泽东的指示、论断持有怀疑、异议的共产党员，一概被视为“资产阶级”。在运动中，一大批正直、善良的干部、党员被打成“资产阶级保皇派”，甚至出现了今天被称为“无产阶级”，明天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怪现象。一些在历史上被认为有错误的干部、党员，往往被打成“叛徒”、“特务”。在这样的社会忿围中，好人受气，冤狱遍于国中，而坏人则往往能够弹冠相庆，乃至飞黄腾达。在反复进行的“革命批判”中，中国在世人面前俨然成了一个信念一致的“政治大国”。连十几岁的小学生也能以“革命家”的身份，来造他（她）的师长的反，并按照统一的革命词句，谈论国内外大事。这种“空头政治”的虚假性，是伴随着人民内部、革命队伍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给中国的政治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和影响深远的恶果。再次，它在文化上推行的是虚无主义和专制主义，在“破四旧”和“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口号下，毁坏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在运动中，一些“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查抄和烧毁被诬为“封、资、修”的古典的、现代的文艺名著，砸毁众多的文化遗迹和名胜。由于全盘否定建国后的文化工作，那些优秀刊物、著作、剧本、影片，绝大多数都被禁止，并遭到“革命大批判”，整个文化界呈现了万马齐窨的局面。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进一步篡党夺权，还搞了被人们称谓的“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通过编造一些所谓文艺典型，通过所谓“批儒评法”，来美化那些造反起家的野心家，并企图打倒仍在台上的和刚刚复出的革命领导干部。运动初期，不但大学和中学停课“闹革命”，而且小学生也无法上课了。后来，由“四人帮”泡制而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把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专政，并认为广大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那种贬低教育事业，贬低教师的社会心理，极大地损害了整个国家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也遭到了排斥，以至于国人对正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高科技成果几乎毫无所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水平进一步拉大。再次，它在组织上搞乱了全国各级党和政权机关，甚至搞垮了绝大多数地方的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张大字报里，公开提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把矛头指向正在第一线勤奋为党和人民工作，并在反对苏共的理论路线和大国主义中与其真诚合作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由于毛泽东认为“刘邓司令部”下面的各级领导人和负责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听刘邓的，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才能把被这些“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他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宪法也可以弃置一边，而各种法规、规章制度都可以“砸烂”。他所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造反派”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可以“无法无天”。与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和“四清”这些带有“左”的色彩的运动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使９０％以上的省、地、县级领导干部，首先是第一把手，被打成了“走资派”并被夺权，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打倒一切”。正如在中央出现了受到重用的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反社会的破坏活动一样，在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品质恶劣而又野心勃勃的造反分子。这场运动，给了这些人以整人的机会，使他们大打出手，以致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革命委员会”，运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横行肆虐。那些在运动初期即对“造反”行动抱有强烈不满的广大群众，纷纷被打成“保守派”。很明显，这场“群众运动”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被鼓动起来的少数喜欢作乱的分子的“运动”。正因此，在整个运动中，人们不但看到“造反派”同“保守派”的斗争，而且看到了“造反派”之间为争夺权力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直至发展成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武斗和流血事件到处都是。全国长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乱作一团。只是由于毛泽东看到军队不可搞乱这一点后，采取了措施，通过“三支两军”，才逐渐把局势“稳定”下来了。而在１９７１年林彪集团败露和灭亡后，一些领导干部带着“犯过走资派错误”这个不合句法、不伦不类的帽子恢复领导职务后，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各级组织的脆弱性。最后，它在作风上背离了党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甚至走向了反面。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倡导的思想作风，但在运动中遭到了极度的破坏、歪曲和亵渎。人们可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胡编乱造而不负任何责任，可以在搞逼供信前，背诵这样的《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运动初期，毛泽东尽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鼓励“要武吆！”在运动中，指导者们还要求亲友之间互相揭发问题，甚至要求子女揭发生身父母的“问题”，称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把一句话，一件小事，提到“理论高度”，“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上纲上线”。结果，互相戒备，人人自危，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社会心理流行起来。那时，明知亲友并非“反党分子”，但只要一被“专政”，人们便赶紧“站稳立场”，与之保持距离，并使别人看到自己已同他（她）“划清了界限”。就是一些正派之士往往也从“党的利益”出发，不敢公开站出来去为自己的那些被打入“另册”的亲友进行辩护，只是不再去落井下石而已。他们有时还难免说些违心的话，空谈一些理论原则，只是以不真正伤害自己的亲友为限。党的传统作风既遭破坏，必然导致全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诚然，当时社会的确抑制了某些五十年代即已基本消除了的黄、赌、毒等现象，偷盗、抢劫等现象也被“革命大批判”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震慑。但人们精神生活之匮乏，思想状态之被禁锢，在政治压力下所形成的扭曲性格，以及整个生理、心理需要之被压抑，正是日后中国政治生活发生急速转折时，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泛滥的反向原因和条件。在此期间，中共否定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几乎断绝了与之党际和国家间的关系，并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陷入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泥潭。中共支持从这些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小组织，这些小组织大体上表示拥护中共的路线，拥护毛泽东思想，甚至打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热烈赞颂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由于它们同样陷入了极左，严重脱离了该国广大群众和该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在中国粉碎了“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进行了拨乱反正之后，它们大体上都瓦解了。
三、左倾错误与历史教训
毛泽东晚年在内政外交上的两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客观原因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只有一个世纪多，而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只有半个世纪。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创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功勋，但毕竟在处理国内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国际上的党与党关系、国与国关系等问题中，缺乏经验，并在理论上还显不足。而从主观原因讲，则显出了某种复杂性，需要在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毛泽东在晚年从总体上没能把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革命的理想主义被孤立和僵化了，自１９５７年下半年以来，就表现出一种“左”的思想情绪，犯了急性病。而这种情绪，又是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存在了的。邓小平后来在谈到革命家的一个社会心理特征时指出：“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３］Ｐ１３９人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革命家，善于从平静中看到发展，在进化中看到革命，并总是站到社会发展、革命的方面去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而斗争，这正是他们比常人高超的地方。但是，他们有时却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时，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过短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４］。他们还几次过高估计了西欧的革命形势，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予言过：“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引起世界战争”，从而“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５］恩格斯在九十年代曾认为“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是指日可待的。”［６］p403历史表明，他们的这些予言没能实现。列宁也几次过高估计了当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已转入低潮的情势下曾力主抵制沙皇搞的维特杜马，结果遭到了失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曾急于推进世界革命，建立“国际的专政”［７］p274，而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更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８］p８５９，当１９２０年苏联红军冒险西进时，便在华沙城郊遭到了失败。毛泽东晚年急于推进世界与中国的革命，曾把世界形势描述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扫除一切害人虫”，曾把按劳分配原则及与此相关的工资制视为只能短期实行的资产阶级法权，想尽快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这就不能不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左倾错误。其次，在一些基本理论上，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论点做了片面化、绝对化的理解乃至误解，并且忽视了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多次讲过“只有用暴力”这样的话，但在巴黎公式失败后，马克思在一次讲话中曾指出在有的国家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９］。恩格斯在晚年针对德国阶级斗争新形势，更强调合法斗争的必要性：“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１０］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突出地强调了“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８］Ｐ８４３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的新发展，已使列宁的这一论断不具有普遍性。毛泽东仍然坚持它，必然要脱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意愿。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列宁把马克思在１８７５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是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后来恩格斯又将其发展为“两种公有制”。两人直至晚年都坚持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型，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６］p441列宁对上述基本原理长期坚信不移［１１］，只是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做为执政党的领袖，由于经历了实践的教训，才认识到立即按照马克思的当初设想去做是不行的，甚至“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７］p687。在探索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但他的新理论尚不完备，商品经济仍被认为是暂时实行几年（５－１０年）的事。他去世后五年，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就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经济休制的巨大堕性，五十年代以后，生产发展速度缓慢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全盘学习苏联，很快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时期”，走上了传统的、苏联式的道路。１９５６年后，毛泽东试图探索出一条新路，但经过短暂的摇摆后，终于走上了更为“左”的道路，使“公有制”更加“纯粹”起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强化起来。这种经济体制又为政治上的官僚主义提供了温床，致使在相当一些干部中，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滋长起来。这时，毛泽东又误解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列宁对党内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扭曲为向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毛泽东认为，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可见，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没能真正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毛泽东的新探索，却走到了“左”的极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左倾错误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最后，在组织原则与思想作风上，毛泽东晚年严重地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民主，脱离了党内外广大群众。应当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好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党的组织制度和执政以后的政治体制问题。不可否认，在紧张的和多变的斗争环境中，难免要突出领袖集团和领袖个人的作用，难免要突出集中制，而这就容易造成把领袖集团特别是已产生的领袖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忽视民主制的偏差。而事实上，自列宁以来，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就常常被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在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争论中，正确地提出了集中制的原则，会后又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集中制的必要性。不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又把这一原则表述为“民主集中制”，并在１９０６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两派的一致确认。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布尔什维克行将改名为共产党时，列宁却又认为：“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在科学上不正确。”［８］p64到了二十年代，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就在一首长诗中认定列宁就是党。在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发展起来，个人独断专横盛行，苏共领导人中的多数，一味奉承斯大林，苏联的政治体制中的不民主的弊端显示出来，造成了众多的决策失误，演成了日后肃反中的种种悲剧。毛泽东在延安后期开始思索中国将来如何避免导致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出的“兴亡周期律”问题，认为只有发扬民主，才能防止政权的腐化衰败。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是以“进京赶考”、“交好答卷”的高度警戒心理去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就是说，毛泽东等人用发扬民主监督，谦虚谨慎，避免腐化的精神心态，去接受执政的考验的。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领袖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的不良传统的消极影响下，在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思想政治的佘毒的作用下，在民主生活尚未真正制度化、法律化的现实环境中，特别是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一连串的、大规模的、相当过分的歌颂的氛围中，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讲话变得随意和不慎重了，决策也愈来愈表现为个人专断，并失去了党组织和群众对他的监督。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党内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人们认为斯大林搞了个人崇拜，因而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早就注意防止个人崇拜，因而一直没有任何错误。尽管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但在中共八大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反倒加强起来，及至１９５９年卢山会议反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又在领袖个人权威上加重了砝码。当时，中央委员们对形势的看法本来是有分歧的，但听说毛泽东已有了定见，便相继“紧跟”，在得知与彭德怀的见解一致的几位同志，曾议论过毛泽东是否到了晚年有点象斯大林那样听不进不同意见时，一个个显得激动起来，人们不能容忍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不能把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偶像说成是晚年会犯错误。会后，林彪、康生等人乘机大肆鼓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忿围中，人们看到在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后期，中共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中，全盘否定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批判，也就不奇怪了：“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渙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同样，人们看到在１９６６年由领袖一人便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虽然遭到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抵制，终能持续达十年之久，也就不奇怪了。
毛泽东在晚年所无力纠正的错误，他的后人必然要纠正，并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地克服了左倾错误，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把传统以来的辩证思维同现代思维结合起来。既着眼于发展，又正视现实，注意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３］Ｐ３７５。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善于把精确性与模糊性结合起来，把“简单性观念”与“复杂性观念”，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结合起来，在许多情况下“不搞争论”。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注意避免简单化、绝对化，避免追求“清一色”、“一刀切”。而对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善于兼容并包，求同存异，象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说的那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应当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承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在基本理论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认真调查研究国内外形势及其变化，以创新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于时代特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有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的新认识，并对于长期以来流行的阶级斗争为纲论、暴力革命论和战争不可避免论做了重大补正，果断地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我们还要继续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进行新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与此同时，应当尊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世界形势和本国的具体情况所做的探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所做的与我们有所不同的解读。在组织原则与思想作风上，真正从体制、制度上下工夫进行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切实贯彻实施民主集中制，重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建立起对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机制。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着意培养和锻造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民主意识、平等精神、法制观念。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我们较为深入地剖析毛泽东晚年在内政外交上的两次重大失误的根源、表现和教训，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创立邓小平理论和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有助于克服传统理论中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在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落实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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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吴冷西·十年论战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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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４１８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宁选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列宁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10
[11]列宁全集（第１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１２
（附：英译标题和摘要、关键词）
The Two Big Faults Made By Mao Zedong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dge of the CPC, Inner-Mongolia, Zhalantun 162650,China)
Abstract:Mao Zedong made"Left" mistakes in his later years.These mistakes showed not only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ell known to Chinese people,but also in the internal big polemic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hich hasn't been studied carefully by peopl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thur sum up the Party's theories,policies and practical lessons during that time.
Key Words:"Left "mistakes; the internal big polemic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