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元培的晚年，学术界存在着模糊分歧的说法，其间自然夹杂不同的价值判断，由于直接的深层资料相对缺失，因而不免见仁见智。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蔡氏“晚节不保”：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先锋形象”，1927年以后蔡元培先后参与“清党”、提议取消青年运动、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政治上起伏摇摆为人利用等等，从引领时代风潮的精神领袖蜕变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附庸”。此类说法，始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近年学术界也时有所见，可谓由来已久。此一观察，未可完全以党派立场视之，有些自由超然的民间人士也作如是观。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五四时期那位激荡起时代风潮的学界领袖与国民党“清党分共”之后和党政新贵杂厕其间的党国元老之间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为了维护其早期“开明形象”而有意遮蔽和淡化其晚年从政史事。实则早在1926年，蔡元培回国后迟迟不肯返回北大复职转而策应南方军事北伐的抉择，已经开始角色转换：“亦学亦政”之人在社会政治变动面前适时地将重心移向“政”的一端，纵使学界人士力求维持其“学”之本位，竟也无可奈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蔡元培的政治热情一度高涨，除大学院、中央研究院公务外，许多重大政治决策亦与闻其间，虽未必权力核心人物，然其政治地位之尊崇则无可置疑。1933年春，周作人在私函中评论道：“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1]而到后来蔡“晚节不保”之说，则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评判色彩。
一、
对于1930年前后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活动，当时的报刊曾有所评论，反映了某种观察视角，虽在某些具体事实上有欠准确，却也透出明显的倾向性。其中，香港《平民日报》1934年1月10日至11日连载的《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第四、五两则评述“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一节颇具代表性。所谓四老，是指国民党内的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人杰）和李石曾。蔡元培生前收藏了这篇文字的剪报资料，并作了批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平叔先生编撰《蔡元培年谱》时，将这一资料编入谱内，藉以扩大读者的观察视野，了解蔡氏本人的态度。鉴于高谱于今已比较难于获读，而有的征引者往往各取所需而难见全壁，姑且在此存录此段文字，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蔡元培与蒋本无渊源。清党时以监委资格署名劾共党分子，始由吴稚晖介绍找蒋长谈。蔡任北大校长，号称领袖群伦，兼收并蓄，一手造成新文化运动，又为国学家所推重。不特海内共许为一等名流，且侪于世界名流之列。因其与共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称为至交，故吴稚晖乃思利用其地位名望以压倒共党，故必要其共同行动。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又欲予共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争，诚不愧书生本色矣。
“蒋东游归国，必欲复总司令职，吴稚晖又说蔡助蒋。蔡为人谨愿和易，于蒋复职不为积极援助，亦不破坏，蒋颇恨之。蒋利用左派之捧场而复职，又利用四老以制左派。实则蔡本不为蒋利用，绝无助蒋之言论行动。而说者乃并四老为一谈，亦可谓受吴稚晖之赐矣。
“中原大战爆发，蔡又为和平运动，欲促蒋下野，而捧张人杰登场。蔡用意盖兼为蒋计，欲蒋保其令名，与促孙（即孙中山，此似指1922年蔡电劝孙结束护法一事——引者注）下野同怀诚意。不料蒋绝不谅解，对蔡深恶痛绝。蔡受蒋忌自此起。
“二十年冬，蒋受粤迫胁下野，阴遣陈果夫率中央政校、军校生在捣乱。蔡受各方推重，有出任艰巨意，时有传其自为主席者。若能实现，则蔡虽居傀儡之地位，亦必能稍伸正义而抑邪谋，胜于徒供玩弄者万倍矣。乃忽于代表中党部接见学生时，与陈铭枢同时被殴击至伤。此等行凶学生皆佩带中央政校、军校证章者。蔡虽书生，而历世故深，即知难而退，卷被出都门矣。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蔡其明哲保身之君子欤。
“蔡对青年极爱护，虽属共党分子，亦欲曲为保全。谓此等皆由社会上之优秀分子，不可使社会受莫大之损失云。近年与第三党往来甚密，有传第三党欲捧为党魁者。但蔡原为一书生，为一好好先生，非斗争人物，非革命人物，此说之无稽可知。蒋杀邓演达，而对蔡则只轻予惩戒，盖亦审知蔡之为人矣。然蔡与宋庆龄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对蒋阴谋及独裁颇不利；于蒋之诛锄异己青年，尤直接反对。故蒋特使人杀其重要人物杨铨以示警，又使人以炸弹及恐吓函送蔡寓。蔡乃迁居沪西以避之。由此以观，蒋之不复需利用蔡，可断言也。”
蔡元培在此一剪报上写道：一月“十九日，接香港《平民日报》二份（本年一月十日与十一日）、（社址摆花街二十三号，督印人叶天和），载《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四）（五）两则，题为《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又于该剪报上方写有眉批：“当时并无出任艰巨意”、“军校生事在十七年”、“被殴事在二十年”、“是北平南下示威团，并非佩中央政校、军校证章者”。[2]
对于这篇不知作者为何许人的文章，蔡元培认为该文对吴稚晖“多责备”，而对自己“多恕词”，表露出某种不以为然的心态。蔡与吴稚晖交往颇深，非同恒泛，其思想志趣的一致方面，值得深究。不过，多年来对于“清党”一事，后人的目光似过于集中在少数当事人身上，对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作用略有夸大之嫌。客观而言，1927年“清党”事件之发生有其必然性，需要从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内在逻辑解读史事，还需观照当时国内外复杂局势的综合因素，几个文人元老的真实作用不过是参与谋划和履行表面程序而已。需要注意的是，吴、蔡等人除了本党利益考量之外，究竟基于何种认识和判断作此选择，此一选择与他们长期的理性追求是何关系？看来欲透彻认知这一事件的原委尚需尽可能地接近“现场语境”。在人们看来，他们不惜“自毁清誉”的举动无疑将“五四”以来知识界的政治分化推向了极致，当年坐而论道的人们一旦投身实际政治也难免间接沾染上血腥气味。在中国，所谓议政与参政之间的实际距离和风险，或许就在于此。后人的曲意回护代为解脱，似均属多余无谓之举。
二、
当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组时，蔡元培曾受命兼任青年部长，这一职务是否真的“做实”并不重要，这一安排显然是出于看重蔡氏在青年学生中的声望和影响所致。可是一年之后，作为大学院长的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取消青年运动的议案，他认为：非有关乎国族存亡的大问题，断乎不值得牺牲学业，那种为了教育界一些细碎之事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伤人之举，已经背离了青年运动的本义，“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之一事。”因此，他提议取消学生会之类组织的活动。此举在当时就颇招物议，国民党内的邵力子认为，学生会在北伐前即有此组织，如不违反本党政策，自应存在，惟其固有系统与组织，有修改之必要。邵氏这一主张得到有关审查提案人员的“颇多赞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对于“五四首魁”蔡元培竟出面提出这一议案也甚感惊异，在与江绍原等人的私函中颇有訾议。此时蔡元培的重要助手杨杏佛向报界澄清说：有关青年运动现在不宜继续的提案“并非蔡先生个人之提议，乃大学委员会及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未决之案”。（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5日、6日）[3]据此看来，当时教育界确有止息学生运动的呼声，蔡元培的有关提案既有针对性，又有代表性，而人们对此的解读却始终见仁见智，甚至难以摆脱“五四”以来对于学生运动的固有思维定势。
国民党将三民主义融入国民教育之中，开“党化教育”的先机，备受后人讥讽和诟病。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期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欲将“党化教育”推展到更广大区域的初始阶段，他与这样的“党国之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迄今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一些论者或一味强调蔡氏坚守“教育独立”理想而与“党化教育”形成抵触，或认定蔡放弃了早年理想转而推行“党化教育”，难辞其咎。实则，蔡元培应是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引入法国的大学区制，凸显教育的独立功能；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贯彻（孙中山）总理遗教，普及党义。前者更多体现自我追求，后者大体属于遵从“集体行为”。
“党化教育”作为国民党执政后的重大举措，早在广东一省时期即已初露端倪，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更是加大了实施力度。作为主持全国学政的最高主管官员，蔡元培在实施“党化教育”方面也必须有所动作。1928年6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就公私立专门以上学校举行三民主义考试一事作出说明，“略谓此项考试，目的在测验各专门学校学生对于三民主义认识之程度及态度，以便根据测验结果，规定三民主义教科之内容，一切办法，已见大学院通告。此项测验，无论及格与否，不影响其学业成绩。但各大学、专门学校之学生必须一律受验。上海公私立各校均于一日中举行，试题将由大学院颁发。”从中可见“党化教育”初始阶段的一般情形。一个月后，蔡元培列席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该会议议程包括“制定各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等内容。（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6月4日、7月31日）同年冬，蔡元培还与胡汉民、孙科等人共赴“党歌曲谱审查委员会”，审定试奏的“国民党党歌”词曲。此类活动，似属于政治群体性质，其间究竟有多少属于个人“雅好”，尚有甄别和探究之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早期“党化教育”的内涵还比较丰富，除了灌输党义，还包括推行教育平等、实施义务教育等多项内容，带有一些积极因素，其初衷是要荡涤旧式教育的僵硬模式，焕发新机。然而，在国民党一党体制下，却最终演变为领袖崇拜、教条禁锢和程式规制，致令学校师生大为反感。其实即使在国民党内，对于所谓“党化教育”的理解和实施也存在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多种形态，“党化教育”内容和形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未可一概而论。总体说来，所谓“党化教育”（亦称三民主义教育），形式大于实质，推行过程中窒碍重重，效果不佳。即使最显力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组织进入大中学校，力求影响和操控教授及学生，却也大多运转艰难，效力有限，稍有成绩的西南联大直属党部也只能采取“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学术研究之中”的策略，且还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不断下拨特别钱款“输血”支撑。至抗战结束前夕，国民党“六大”会议决议，撤消军队和学校内的党部，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随之相继关闭。[4]可知，纵使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加强“党化教育”的实际情形亦不过如此。故而，如果仅仅依据蔡元培主持和参与了初期实施“党化教育”的部分活动，就断定他背离了早先的“教育独立”理想，甚而得出他热衷“党化教育”的结论，就未免过于皮相了。
三、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辞职一事，被后代史家描述为关键性“转折”：蔡从此出都门而定居沪上，极少来南京，进而与最高当局决裂，成为“反蒋派”代表人物云云。这样的叙述与史实明显存在出入。就在蔡元培辞职的同一天，由他提名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关于蔡的辞职，上海各报纷纷揣测原因，《时事新报》称：“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此一报道，显然意在平息和淡化外间对此事的关注。约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宴请留沪各中央委员，蔡元培与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李宗仁、宋子文等八人出席，席间议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五院院长人选等事项。就是在此前后，蔡元培被内定为五院之一的监察院院长。
因而9月11日蔡元培致函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闓，申明“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大学院院长决不复职”，同时又郑重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弟曾辞政治会议委员，然近经谭先生及孔庸之先生转示会中同人意见，弟遵，当取消辞意），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余生几何，能力有限！果能如此尽力，自问以告无罪。若再苛求，必多贻误。自知甚明，决难迁就。沥诚奉恳，务请玉成。” [5]国民党高层随即指派宋子文、孔祥熙等“躬亲赴沪，恳切挽留”，蔡仍坚辞大学院长，并“荐贤自代”，起初传闻蔡推荐的人选乃易培基（属李石曾的中法系），而后来接替蔡氏职务的则是蒋梦麟。至于监察院长一职，蔡推却不过，只得应允暂居名义，具体院务由副院长陈果夫署理，此种状况延续近一年之久方告结束。
9月下旬，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同车由沪到宁，同寓张静江宅邸，蔡曾往“总司令部看蒋先生，其时胡展堂等亦在座。”（《申报》1928年9月21日）其后，蔡元培由宁返沪，以私人资格力劝同样提出“辞去本兼各职”的于佑任“勿即辞职”。此后，蔡元培来往于沪宁之间，从事政务，其行踪彰彰载于当时“京沪各报报端”。1929年间，蔡元培的国务活动也颇为频繁，他与蒋介石等高层人士的相互往来也时有所见。大体说来，至1930年以后，蔡到南京的次数才逐渐减少，不过应该看到，上海始终是南京之外的另一政治舞台，一些“党国大老”聚居于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幕后活动常常在此酝酿生成。蔡元培作为国民党政治集团中的资深要员自然参与其间，其在宁在沪，似不应成为判断其政治姿态的主要标尺。
在蔡元培晚年“从政高峰”期间，他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平息学潮、弥合党内派系纷争，实际上是一个“救火者”兼“和事佬”的角色。北京大学师生为反对北平大学区发生风潮，蔡责无旁贷地出面平息，并一度兼任北大校长，使北大安然渡过“多事之秋”。交通大学出现校长危机，蔡亦暂时兼领，以求平稳过渡。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学”中央大学连续发生学潮，拒绝和殴伤校长，政府强令解散该大学，其后成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再次救急，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亲到南京，与学校师生代表沟通，讨论学校经费和甄别学生事宜，尤其为合适的校长人选几经周折，终于为中央大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固基础。同时，对于国民党内层出不穷的派系之争，蔡以元老身份尽力排解，力求化干戈为玉帛，维系政治统一，此种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关头尤具特别意义。
1929年春，蔡元培奉派调查和调解蒋桂矛盾酿成的“湘案”，力劝李宗仁顾及大局，向南京方面退让一步。1931年秋，他又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赶赴广州，斡旋和纾解宁粤对立，最后促成双方和解，开启了“蒋汪合作”局面。这期间，蔡名义上虽是宁方代表，实则乃党内对峙的调停人，他的立足点颇为“超然”，以致一度引来蒋介石的极端不满。书生从政，亦自有其优势，旁人看来似不谙玄机，而结局反而于整体有益。不过，蔡元培也曾经历风险。同年12月15日，北平各校南下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数百人在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蔡元培与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蔡未及数语，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则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据报载：“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这就是后来被有些新闻记者所渲染的“蔡元培遭绑架”事件。蔡事后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学风沦替”也深感忧虑。此次“历险”，对于曾经作为“五四”精神领袖的蔡元培而言，似不无某种吊诡意味。
四、
可是，从事党政活动的“超然”姿态，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全无评判，更不等于对现存秩序的麻木迁就。蔡元培本来即是一个是非心极强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舞台，对于自己周围的“党内同志”也自有一番观察和评判，只不过此种“自由议论”不轻易向外界道及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形势危急。此刻，蔡元培忧心如焚，郁积胸中的不满终于在1932年2月初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倾泄出来。
蔡在“纪念周”作时局报告时“先说明他前次留在南京维持危局的苦衷，后来又表示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他第一个指斥的是宋子文，他说当美国劝阻日军进占锦州时，日军暂按兵不动，那时宋子文便邀拉西曼氏纵酒狂欢，庆祝胜利，谁知不久，日军便进占锦州了。这些地方便表现出宋子文是怎样的幼稚，宋少不更事，固不足论。最可怪的要算所谓党国的领袖第一，胡展堂那位先生，在和会（即宁粤和谈——引者注）以前满口承诺合作，对于既往概不追究，而在和会时，他便首先作梗；在和会以后，他又负气不到南京，自己在广州组织起三个委员会来。其次要讲到蒋介石，他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私心，财政部长辞职时，他可以将一切事务官完全引跑了，他们的薪水非但分文不欠，并且他们临走的时候，还每人发干薪两月，而其他各部人员的薪水都欠几个月，教育（部）竟积欠几百万。蒋临走的时候，还请了三位军人做省政府主席，他的合作精神及和平诚意，已可见一般。蔡个人表示时局艰难，政治尤一无办法，言下不胜唏嘘。”（《文艺新闻》1928年2月8日）
这痛牢骚和议论，真可谓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从其中涉及的对日外交内幕、宁粤和谈经过、蒋氏二次下野前的部署等细节来看，非局内之人难以道及。蔡氏在中央研究院内部发言时的此番抱怨，吐露了其内心的不满、无奈和忧虑，与他后来同最高当局的离心倾向相对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同时，也可借以观察蔡氏充当救火者和“和事佬”表面活动的实际内心感受。
晚年蔡元培是否真的如后人所说曾经历了跌宕起伏和左右摇摆？就一般规律来说，人们步入晚年思想观念基本定型，大分大合的变化比较少见。有时即使外在表现一时令人费解，其内在逻辑的相对稳固仍有线索可寻。蔡元培在“清党”时反对滥杀青年，后来又公开撰文追念“不嗜杀的总理”（孙中山），再后来参与民权保障同盟活动，营救政治犯等等，其间显然有一以贯之的价值主线存在。作为国民党人，蔡元培亦不乏团体的大局的意识，这一点可能与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本党而言，他以党内元老身份努力消弭内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力促团结御侮，显示出为国家为民族的远见。因此，周恩来赞誉其“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揭示了蔡氏基本价值观的稳定性。
至于蔡元培与最高当局蒋介石之间微妙起伏的关系演变，目前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从一些迹象推断，二人关系似经历了由合作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彼此关系并非一味恶化，大体是分分合合不甚协调而最终亦未决裂。不论是反蒋军人抑或“第三党”似曾有过推戴蔡氏作为魁首另立一帜的政治设想，如陈铭枢晚年回忆所提及的那样[6]。但这毕竟仅仅是“设想”，且极有可能属于“单相思”性质，蔡本人是否知情且同意尚是疑问。蔡确乎一度信任像杨铨这样的助手，但杨的政治意图并不能完全代表蔡的主张，至少在直接“证据”阙如的情况下，某些暮年忆述“孤证”恐怕还难以采信。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与宋庆龄虽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可是二人的基本动机尚有差异，近年刊布的《胡适日记》附有当年胡适“退盟”时与蔡的往来信函，显示蔡、胡之间的“灵犀相通”之处。[7]蔡元培具有国际声望，有时就不免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与蔡本人的主张和倾向未可完全等量齐观。
注释：
[1] 周作人致江绍原，《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27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2]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第87—88页，中华书局1980年。
[3] 参见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第5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文所引当年报刊资料均出自该谱，页码分别为555页、567页、579页、727—728页，恕不另行注出。
[4] 参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
[5] 《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91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6]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7] 《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21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