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中国，“三十”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按照现时的标准，3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孔子有“三十而立”的经验之谈。老百姓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感慨。回首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正确总结经验得失，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为了增加对安徽农村改革进程的直观感受，我于近日专程前往肥西县小井庄和凤阳县小岗村参观学习。通过参观纪念馆和农民新居，会见当年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带头人，回来后又阅读了有关安徽农村改革的图书资料，深深地为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思绪难平，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兴奋不已。同时，对改革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认识。
感想之一，对“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孔子在《论语 ．卫灵公》中首先提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可见，“无为而治”在孔子的心目中是治国理政的理想境界。使“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其名言有：“为无为，则无不治。”“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在老子看来，治理国家一定要遵循自然的法则，切不可主观妄为。我们从农村改革的发端可以发现，“无为而治”非常重要。小岗村和小井庄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远离县城的偏远之地，受政府的控制相对较松，开始分田的时候上面并不知道。待上面发现以后，又因为有关领导的默许而得以保持。当年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曾对反对分田到户的梨园公社书记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已经分开过了，春庄稼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并起来也不好打工分，就让他们干着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说，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哪里去。”就这样，陈庭元采用“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方法，将小岗的包干到户责任制保护了下来。后来，又得到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最后由邓小平一锤定音。试想，如果当时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强行收回承包田，就势必将农村改革又一次扼杀在摇篮之中。此类教训，我国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实在是太多了。以小岗村为例，1951年到1956年期间，全村常年粮食产量都在18－19万斤，好的年成在20万斤以上。而1976年的粮食总产仅35000斤。本来，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最知道怎样才能增产。而我们的政府和干部却一味主观主义瞎指挥，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搞一大二公，甚至连地里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统一标准，为此不惜年年派工作队，月月开批判会，结果却是生产下降，人心涣散，不少人只得外出讨饭。搞了大包干以后，1979年粮食总产即达到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实践证明，“无为而治”的精髓就是顺应民意。
感想之二，对服务型政府有了新的认识。
几十年来，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刻写在北京中南海正门照壁和很多地方政府的大门前。然而在实质上，政府一直是统治型、管制型的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因此，政府的服务，就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与此相对照，我们的政府职能严重错位。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我们按照改造农民的思路，无视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正当要求，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号下，不准分田到户，不准包产到户，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集贸市场，甚至不准养猪、养鸡。凡此种种，看不到一丝一毫政府服务的影子。正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小岗村、小井庄的包干、包产到户，才需要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的勇气。小岗村18户农民捺上手印的分田到户秘密合约中，第三条就是“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此时的农民，与政府实际上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的“秘密”虽然很快被公社干部发现，但是，分到各户的土地并没有被强行归大堆，队干部更没有为此而蹲班房，反而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并成为正面典型名扬天下。与小岗村相比，小井庄所在的山南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是省委直接抓的农村改革试点，还是受到来自各个方面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找到公社书记王立恒，指着他的鼻子斥责道：“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把江山统统丢掉了，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说完，他驱车到肥西县城，强令县委书记李尚德立即下文件把包产到户纠正过来。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在山南区委办公室里拍着桌子对区委书记汤茂林下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话，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肥西县委顶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下发（79）46号文件，强行纠正包产到户。最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发文纠正46号文件。这一反一复，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那些反对包产到户者看来，农民缺吃少穿事小，而改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大，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的幸福生活靠的是自己的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心服务的公仆，而不是什么“救世主”、“大救星”。因此，政府的服务，给钱给物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给政策，支持人民的正当诉求，真正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感想之三，对什么是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什么是改革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改革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定义，很多争议也由此而生。从哲学上讲，所有的改革都是对现状的改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改革。改革首先是一种非暴力的改变，其次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改变，再次是能够给大多数民众带来实惠的改变。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即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以小岗村为例，他们在分田到户时，并没有直接与政府对抗，而是约法三章，“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得到了解放，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因而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包干带来大变化，正如凤阳民谣所言：“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1979年），就创造了增产增收的奇迹。粮食总产132370斤，油料总产35200斤。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这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从来未交过，这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全队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人均收入比1976年的32元增长12.5倍。事实胜于雄辩。大包干带来增产增收的铁的事实，说服了更多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坚决反对包干到户的人，因而使大包干不推自广，在短时间内花开全国。到1983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99.5％，其中实行小岗大包干的占生产队总数的97.8％。到1986年初，全国实行大包干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6％以上；国营农场实行大包干的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国营林场实行大包干的占90％以上。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改革就是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民意是改革的基础，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目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意这个基础，搞所谓的“强人政治”、“铁腕手段”式的改革，其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搞清楚改革的科学定义，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参考书目：
1.《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张广友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2.《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窦永记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3.《小岗村与大包干》，夏玉润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008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