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史诗般序幕，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这样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壮丽实践的开路先锋，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生动注脚。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围绕着小岗村大包干对与错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尤其是近年来有些人把真理的碎片等同于真理本身，偏执一词以否定小岗村“大包干”的鼓噪甚嚣尘上，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如何看待小岗村，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需要从党史的高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全面深刻把握小岗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才能深刻把握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主题和发展主线。

1、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九大报告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党领导农民在小岗村率先拉开改革开放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奇迹。

不能回避，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签订大包干“生死状”，是被长久以来的饥饿和贫困逼出来的。小岗村在“大跃进”中就饿死60人、死绝6户，不论户大户小是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1978年夏收之时，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麦子3.5公斤，再这样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有饭吃而不挨饿不讨饭能够活下去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温顺老实的中国农民谁会愿意去冒坐牢的风险？

不能回避，改革开放前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毛泽东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华国锋于1978年2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的客观现实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的人口大国，是“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的贫穷大国【2】，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时任“乞丐大省”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糊糊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根据有关资料，到1976年为止，“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3】，其中1976年农村口粮比1957年人均减少4斤；1977年全国人平均口粮有1.4亿人在300斤以下，明显处于半饥饿状态；到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占全国总数的29.5%的139万个生产队年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4】。其中安徽全省的28万个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的有只10%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队占67%，人均年收入40元以下的队占25%【5】；在4000万的安徽省农村人口中，就有3500万以上的人不能维持温饱【6】。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在改革前的GDP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居民高达84%的人生活在国际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7】，其中有2亿左右的贫困农民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有不少人处于赤贫状况。因而“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对饥饿的恐惧是这一代农民最难以忘记的集体记忆。由于严格限制农民流动， 1953年、1956年、1957年国务院分别下发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三份国务院文件，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以改变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农村率先改革引发和推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

经典作家曾判断，“农民必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但直至今天，经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强势冲击及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狂风恶浪，西欧、北美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体，日、韩仍然为东亚家庭小农【8】。即使是美国的大规模农业，靠自身和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1949-1997始终占全美农场总数60%，到2007上升到91%；工业化农业的企业农场则为1.31亿英亩（占有耕地从20%下降到11.6%)。中国历史上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到新中国成立的土改之后仍然是家庭经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家庭经营变成集体经济，1978年农村改革又回归家庭经营，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全国人大农委主任陈锡文认为，纵观古今中外，这是一个必然。因为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农业经营尽管存在规模大小的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姚洋进一步认为，以家庭小农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在清代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问题。因此，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唯意志论而无视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就必然遭到规律的惩罚，前苏联“一大二公”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经营模式寿终正寝就成为历史答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小岗村走向全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和把握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从而让农业回归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拨乱反正。

不能违背，农业作为一种利用生物生命活动而进行生产的发展逻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经济增长和自然增长相交织，不仅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还要遵循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工业的逻辑是集中、规模高效率，是因为工业生产的对象一般是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只要工艺相同，在任何地方生产的品质相同。而农业的逻辑是分散、适量、永存性，是因为农业是以自然界的生物作为劳动对象，是一种生命的逻辑，生命的逻辑要求分散，没有分散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许多生物的生活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高效，而什么样的地域生态环境决定着生产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与工业标准化相比存在根本差别。

对于农业与工业存在劳动对象、生产方式的显著区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9】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工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农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与手工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是不一样的。【10】工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生产即劳动，劳动与生产是统一的，集体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着自然再生产的独特性，劳动即生产、但生产过程不一定都是劳动的过程，如手工业的劳动即生产，而畜牧业和种植业的生产过程并非全部是劳动的过程，故有些环节可以进行集体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有些环节如自然再生产就根本不能；导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变化，由此决定了工业和农业的分配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列宁当年就认为，俄与美相似而英法德的国情不同，就要走美国农业发展道路，就要为“自由的农场主经营”、“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扫清障碍，【11】因而在十月革命前明确反对土地均分，土地纲领强调要分给农场主而不是分给懒汉农民，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同时要求不能剥夺富农，因而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勤劳富农是农业振兴的中心人物，不要害怕农民的个人主义。【12】说明列宁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农业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方式，是由农业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斯大林修正了列宁的思想进行的前苏联集体化实践，简单地按照工业的集体化劳动来发展农业，就是忽视了农业发展的这个自身规律，带来了社会主义实践仍然需要不断反思的深刻教训。

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是，规模经营是否就是耕地面积的规模呢？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论断，就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质就是农业的技术装备现代化。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第二个判断，就是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耕地面积的规模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就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来经营农业，结果就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就成为集体化取代家庭经营的一个理论提前。因此，小农户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走集体化大规模经营之路。今天中国农民的实践也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判断。如湖南很多地方人均只有八分地，又大多是丘陵地带和山区，尽管是这么小的规模，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机械化，都是用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还有河南、河北和东北地区等平原地区，实现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以及耕种一体化，不少地方甚至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的田间管理，小规模的家庭小农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虽然每个小农没有条件都购买农业机械设备，但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现代化装备，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新的时代内容，符合邓小平提出“第二个飞跃”所明确的“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针对“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大国小农”国情，十五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就是社会化服务加家庭经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农村联产承包制正式写入宪法，标志着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确立。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十九大把家庭经营的“小农户”第一次作为肯定性而非作为落后的否定性写进党的文献，进一步回应了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3、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到小岗村考察时感叹：“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小岗村的农民为解决温饱、摆脱贫穷而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的红手印，由此发端启动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制度变革，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拉开了对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大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不可否认，小岗村改革为解决温饱、摆脱贫穷的诉求是一条贯穿中国从近代到现代整个历史进程的主线和主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中国改革和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3】因此，最大限度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更快地解决温饱、摆脱贫穷就成了推进小岗村改革的最大社会共识。

为了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长久以来困扰农村的贫困问题，时任中共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明确表态，小岗村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多收点粮食，吃饱肚子。小岗村以开路先锋的作用恢复了农民家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农村由“贫困饥饿”到“温饱有余”的农业发展道路。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的粮食过剩，1985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农村消费占全国绝对比重的态势，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4%，【14】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乡镇企业的不断兴起，农民不断从长时期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以排头兵和生力军的作用开启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作为靠辛勤劳动最先好起来、收入最先多起来的“万元户”，都是来自最落后地区的农村、最贫穷群体的农民，成为当时改革的最大受益主体，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不可逆转的社会基础。作为现代化标志性的突破是允许农民进城，从而打开了隔离城乡流动的闸门，【15】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实现了超越中国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历史转轨。

不可否认，小岗村改革破解了全球人口大国现代化的时代难题。作为全球特大型国家，既要以7%的土地养活约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又要以四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如果不解决吃饭的问题，所有的改革、所有的主义都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断言：“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6】因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交易额是3亿吨，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量只能满足5亿人口的需求。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一些专家就预判，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17】因此，美国布朗就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之问，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对中国的三个基本判断：未来人口不断增长难以逆转，耕地不断减少难以逆转，环境破坏造成农作物不断减产难以逆转。全力养活自己就必然要求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快速推进，就不能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始终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如果以牺牲农业来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即使能够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谁能养活十多亿人口的中国？

谁能想到，曾经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小岗村，大包干后的第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十几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350元，为1978年的18倍。【18】谁能想到，相比改革前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况下，从1984年废除布票，到1992年废除粮票；由不到十亿人口连数量都无法满足的食品短缺饥饿时代，到现在十四亿人口却农产品过剩而满街的农产品卖不出、不仅要“舌尖上的安全”还要“舌尖上的美味”的时代，中国的农业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尽管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主要是进口大豆，接近粮食总进口量的80%。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大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量的1.8%和2.3%，自给率均在95%以上；其中大米从2016年的进口数量逐年下降，到2019年同比下降53万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2亿多吨，2019年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亿吨，库存量可以确保全国一年的消费。

不可否认，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是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当时的体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从包产到组再到包产到户，由农民和基层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被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大胆地下放权力，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断给予农民更多的生产自主权，让农民成为生产主体“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岗村改革作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的中国农民自发行动，尽管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但由于得到邓小平的力排众议和大力支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自己决定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使小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

邓小平感叹，“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19】。正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20】，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变革，成为了改革的“原动力”。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是广西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或是华西村、大邱庄的乡镇企业，在备受争议中得到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肯定与鼓励而不断完善走向全国，由此形成了鼓励改革、激励改革、宽容改革的时代精神，给基层与农民的首创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因而凝聚着全社会的改革共识和发展力量。

4、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

对于一个农民长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古老农业大国，如何接受产生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建国初期有一个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式，无疑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认为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是必然的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虽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邓小平认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21】，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到了让农民难以生存的地步。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22】。小岗村的“大包干”改革将农民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生产经营主体以自主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中的人这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由此出发推进了全球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苏联解体”作为人类史上最为瞩目的兴衰悲歌的事件相对应，小岗村改革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史上最伟大创新的时代标本。

小岗村改革的制度创新是什么？由于既经历了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的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成为今天宝贵财富；又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的发展历程，其成就与缺陷可作为借鉴；从而就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又避免了各自的局限，实现对人类史上两种所有制的超越。这不是对两种所有制的重复，而是集中了这两种所有制的优势，成为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形式，无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能混淆，改革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就有人在质问，为什么小岗村过去包产到户的，现在却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重走集体经济道路？毫无疑问，改革前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而终生守望土地，农民没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而由政府统收统购，集体所有权以集体为主体单位，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改革后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有自由择业的权利特别是有进入城市的权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在新农村建设以后又获得了国家财政开始向农村投入的权利，在保持集体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分离出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改革又分离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质上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以个人所有的、股份的、合作的等多种形式为有机构成，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决定着资源要素有机构成的多元性，决定着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多种所有共同合作的混合经济，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既发挥了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对发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作用，又激发了个人、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和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发展农业农村的积极性。

不少人都把南街村、华西村等几个村树立为集体化道路的标本，先不说两个村的巨额债务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发展模式就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南街村、华西村的经济结构是双层结构，上层是由集体所有制构成，下层由资本构成。因为南街村、华西村吸收了那么多的外来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要素，既有集体的、还有个体的，还有股份的等，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南街村的村民只有3千多个，却有2万个打工的外来劳动力以及资本，华西村也是这样。因而有很多村集体成员外的资本参与经营和分配，实质上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区域性、成员资格排他性的集体所有制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共同合作、按要素分配的混合经济形式，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市场集体经济【23】。因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要以明确什么是集体经济为前提，因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农村土地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等资产为基础发展的经济都是集体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那种一大二公的实现形式，无论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是一条走不通的回头路，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不能混淆，小岗村发展模式与华西村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有些人认为小岗村因为搞“大包干”是“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而华西村等因为搞集体经济走上了富裕道路。小岗村和华西村相比较，分别代表了农业和工业两种不同的类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华西村主要是发展工商业，没有多少农业，不靠种地赚钱，因而华西村发展模式是解决农业大国的工业化问题，是继“大包干”之后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标杆。华西村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办起一家小五金厂，吴仁宝把工厂周边用围墙围起来，不许外来人进入，与小岗村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红手印一样，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到1990年就成为了中国“天下第一村”的“亿元村”。因此，华西村以排头兵的作用开启了中国农村由“温饱有余”到“富起来”的工业化道路。

小岗村主要是搞农业，制度变革所承担着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搞农业就是靠种地赚钱，而要农民靠种一亩三分地去共同富裕，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因为就是种鸦片也不能致富，这就是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根本原因。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不可逆转，这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经济差异的历史必然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必然趋势。即使是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已经成为资本高度集约化、技术高度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但效益与制造业、服务业相比是天渊之别。可以说，农业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要应对的共同命题；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特点。如强大的美国农业因务农辛苦、收入低，当前就存在着“谁来种田”的问题。华西村和小岗村一样搞农业，能富吗？难道全国农村学华西村都可以不搞农业吗？

尽管农业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必然成为弱势产业，但任何时候吃饭问题永远是比财富更重要的问题。因为不论多么工业化、城镇化，任何人的躯体都必须仰赖农业而维系生存，任何人的生存都必须基于农业之中，无异于存于自己的血肉。因此，农业作为和生命休戚与共的战略产业，与财富多少和富裕程度无关，因为无论多少钱都是不能吃的，对农业以追逐财富为导向的单纯经济价值功能，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小岗村党委副书记马武俊说“有的干部群众看别的村发展工业富了，很着急，也想放弃农业大搞工业，说搞农业，五年十年都富不起来。”曾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的沈浩定下过这样的“规矩”：村里招商引资，一要涉农，二要能带动农户。“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摆在农业农村发展头等重要位置，小岗村没有忘记“以农为本” 的改革初心，始终把土地、粮食看作安身立命的根基。

小岗村代表着绝大多数的中国农业村庄，不仅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一个标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三农问题的缩影。毫无疑问，中国农业的利润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利润，农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却彻底打破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远离饥饿的恐惧。然而，搞农业的小岗村不如搞工业的华西村富裕，搞农业的乡村不如搞工业的城市富裕，就足以说明中国农民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待遇，这是工农城乡差别的二元体制下对农民的最大不公，也说明了中国农民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

因此，小岗村太伟大了，中国农民太伟大了，中国全社会都要致敬小岗村！都要感恩农民！

注释：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8页。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44页。

【4】 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5】 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6】《当代中国的安徽》（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 603页。

【7】林毅夫：《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如何创造奇迹》，《金融经济》2018年第1期。

【8】董正华：《走向现代小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9】亚当·斯密 国富论 杨敬年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398－399。

【11】《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p390-391

【12】列宁文集13卷p256-257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14】陈文胜：《中央一号文件的“三农”政策变迁与未来趋向》，《农村经济》2017年第8期。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人民日报》1985年3月25日。

【16】风雨征程 辉煌巨变，《中国粮食经济》，2009年10期

【17】隋福民：《完整认识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02期

【18】《小岗村：开启农村改革大幕》，《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5日01 版）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23】习近平在2014年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发现》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