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强调提高农民收入能否解决“三农”问题，甚至能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个人以为结果很难预料，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
“三农”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但是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急剧的市场化，以及同时出现的政策不配套是“三农”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当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并行的现象，就出农民支出增加的问题。农民支出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在很多时候导致了农民生活的不稳定。
为什么会出现农民支出的大幅度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化的结果。当市场渗透进每一个行业的时候，农民生活和生产费用都大幅度增加了。由于医疗卫生的迅速市场化，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在一些贫困的山区，甚至输一瓶生理盐水已经到了40元。许多农民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不能就医，这反过来导致家庭缺少劳动力，从而使家庭更为贫困。教育的市场化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尽管基础教育是义务的，但实际上农民自己需要负担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资生产和销售的迅速市场化。如果不是在很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农民负担的增加也是政府市场化的结果，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说，市场化导致了农民支出的大量增加。
带给农民更多风险的是市场，而要提高农民收入还不得不更严重地依赖市场。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如果说迅速地市场化是“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在市场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手段怎么能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并非始于今天，政府也曾经采取了许多行动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多数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农民的风险。最突出的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尽管各地都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将农民带入变化莫测的市场，多数农村从中得到的不是收入，而是巨大的风险。大量农副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大降价。从生猪到水果，几乎任何一种产品都出现过大量的过剩，乃至出现了近几年来农副产品持续低价。面对市场的风险，农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里，我们重新看到了茅盾《春蚕》中的故事情景，农作物歉收了，农民没有活路，农作物丰收了，农民也没有活路。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不仅农业被深深地卷入到市场中，更把农民卷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大量农民被鼓励进城打工，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卷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后，首先是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城，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些缺少劳动技能的岗位上，这自然形成了劳动力的供求严重不平衡。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农民工受益却很有限，他们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除了有限的工资收入以外，农民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得到更多的是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在城市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以后，也不知道能否得到工资。即使得到了工资，还有工伤、疾病、没有住房等等的威胁。我们在看到工资收入源源不断地汇入乡村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城市多数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确定性。
当我们以市场为导向试图提高农民收入的时候，我们发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有限的，而由此带给农民的风险却成倍提高了。提高农民收入并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对提高农民收入的理解还是城市指向的。一个被人们越来越接受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就不会有城市工业品的市场。在这里，农民被看作是扩大内需的市场，增加收入以后的农民被预期大量购买城市的工业产品。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为了销售工厂生产的拖拉机而人为地将单独的农户合并在一起，从而扩大农业耕作面积以便于拖拉机的使用。当把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潜在目标时候，农民的生活就会被进一步捆绑到工业产品的市场上。一旦他们购买了工业品，就需要不断地为这些消费品花钱，并且对工业品形成依赖。现在大部分村庄已经通电，一些农民开始购买了一些家用电器，他们要为这些家用电器不断支付电费和修理费用。农民购买了拖拉机以后，就要不断地为拖拉机的柴油、零件支付费用。尽管这些工业产品似乎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农民收入经常是不稳定的，但是农民的支出却越来越是刚性的，很少有弹性。这正是农民生活中风险的主要原因。
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号年年喊，新的政策年年出台，但是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下去，收入也没见增加。单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并不能使农民真正提高收入。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假如农民收入提高了，“三农”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我认为，单纯的农民增收也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农民收入提高以后并不能缓解农民所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农民收入的提高必然伴随着他们支出的增加。这种增加首先会体现在物价水平上。在中国，物价水平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产品价格推动的。当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后，可能会给农民带来较高的收入，但是这些较高的收入会很快被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所平衡掉。其次，农民收入提高以后，如果没有体制性的变化，那么教育、医疗，乃至农民为地方政府支付的管理费用也会相应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与支出增加会在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刚性的支出结构也还会保持原样。
“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减少农民”被很多人几乎不加思考的接受了，但是减少农民并不意味着农民能被城市所吸收，许多被农村排斥出来的农民到了城市可能会更贫困。农民工的困难已经被各级政府所了解，出台了许多政策以保证农民工的利益。但是，尽管对农民工资问题的关注可以保障一些农民能够获得收入，但是由此也会导致建设项目开工的减少，农民进城总体就业机会的减少。农民工资的总盘子并不会因此增加很多。
此外当各级政府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头等任务的时候，还隐藏着另外的一个风险，就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地方政府官员的知识和对信息的把握完全不足以对农民的增加收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他们采取自己所熟悉的行政手段帮助农民创收的时候，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或者是增加收入活动的大量失败，或者是大量资源的破坏性开发。
如果说单纯地提高农民收入并不能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我以为有效地降低农民的风险，保持农村的稳定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降低农民风险应提高农民稳定的就业。尽管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对于每一个打工者来说，这些就业机会都是很不稳定的，尽管他们有了收入，甚至可能在外工作多年，但是他们不属于城市，不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更因为除了出卖体力劳动以外，城市没有给他们更多的保障，比如多数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失业救济，一旦他们没有工作，就会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当他们老了以后，也没有退休制度保护他们。即使在工作期间，也是风雨飘摇，城市经济一旦有任何问题出现，他们会首先失去工作。采取政策保障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有一个相对稳定就业环境是降低农民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
减少农民的刚性支出同样很重要。如果我们用斯科特所引用的比喻，农民生活在淹没到脖子的水中，任何一点风浪都可以吞没他们，那末我们就不仅仅要考虑如何提高农民，使其远离水面，更现实的办法是降低水位，以保障农民的安全。今年中央采取了多项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包括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但是这只能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减少了各级政府从农民那里过多汲取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现代化导致的浪费。比如为了追求课堂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将学校向城镇集中，农民为此要多支付很多教育费用。尽管用公办教师取代民办教师、减少分散的教学点可能会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一些贫困家庭不得不举债让孩子上学。同样，医药也越来越依赖抗生素，这不仅导致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医疗问题。
基层政府的现代化也是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要现代化，地方政府必须有明确的分工以便与上级政府的职能相互对应；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责，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职责，如此一来，人员的扩张就不可避免。不仅人员扩张了，而且设备也需要适应现代化，手机已经成为必需的工具，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汽车也几乎成为标准的代步工具。如果从工业品下乡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有利的，但是这是需要农民支付的，尽管支付的途径可能不同。
如果说这些还不是最大的支出，那么为了显示现代化而建筑的许多形象工程不仅浪费了农民的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一般农民的权利。因为要建设现代化的小城镇，村庄内的道路只能由农民自己去修，或者完全不修；因为要建立高水准的企业，所以贷款全部集中到这些企业中，一般的农民无法获得信贷支持。
在西部地区，我们看到许多山里的农民赤脚走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农民之所以要走在高速公路上，是因为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农民的需要，农民之所以敢走在高速公路上，是因为花了巨资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没有几台车子在跑。也可能人们会说，这些高速公路的钱不是从农民那里集资来的，但是这些钱如果不被浪费，也可能会被用来做一些对农民更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就不会要农民为了治病、为了子女上学而掏那么多钱。
如果说减少农民的刚性支出可能会提高农民的安全性，减少农民所面对的风险，但现实的问题是，农民无法决定他们如何花费他们的钱。他们不能选择比较低廉的教育体系，也无法与医生谈判价格，他们更不可能与政府讨论如何购买公共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农”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使他们能够表达意见，而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表达，而不是无效的表达。建立农民表达的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