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08年8月在南京做的一次报告，在那前后，也还在其它的一些地方讲过）

大家好，我跟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很熟悉了。在这个地方作讲座，也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所以，领导跟我说让我再讲一次，虽然水平有限，但是想一想，也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推托，所以只好又被“绑架”来了。

既然来了，我就讲讲自己的想法。

今年确实很特殊，咱们说起来今年是“奥运年”，或者什么什么，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年底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因为这对我们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有史以来很大、很大的大事了。我们中国哪怕是从秦始皇的时代算到现在，这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它确实改变了我们民族的命运，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记得司马迁讲过一句话，“天运三十岁一小变，一百岁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这是司马迁总结在他之前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发展规律，他认为三十年历史就会发生一次小变化，一百年会有一次中变，五百年会有一次大变。咱们现在正好就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三十年”，也是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当三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应该说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这三十年，怎么去考虑它，我觉得也有一个角度的问题。

比如说“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怎么去讲？”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能怎么去讲？”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身份，包括任何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讲这样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难度，就是怎么样把“历史”变成“思想”。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三十年的历史变成很凝练的几句话，而且是要能够确实服人的。让大家觉得：哎，这三十年，我们这样想的思路是站得住的，而且这样想，我们对历史是承认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回忆历史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比如说我前一段看见四川一个小女孩儿，二十多岁，她给自己起起了一个笔名，叫“桑格格”，然后她就写了一本书，叫《小时候》。然后，在网上，很多人就特别服气，说：哎，你看，她才二十多岁，她都有历史了，她回忆历史的时候能够让大家都津津乐道，她就回忆她小时候怎么上幼儿园，怎么上小学，怎么淘气。有时候回忆历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些人有历史，有些民族有历史，但是有些人、有些民族没有历史。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应该说就没有历史。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去总结过“文革”。我们就不能说中国有“文革”的历史。

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忆我们过去的这三十年。我们怎么回忆它，它才能够成为历史。西方有一个学者，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事实的智慧，也就是说你经过了什么，然后你去回忆这段事实。还有一种智慧是思想的智慧，也就是说你把对历史的回忆变成了一种思想。我认为真正历史让我们记住的，包括历史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它一定要是变成思想的。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下，我觉得对刚才我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容易跟我的思路保持一致。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去博物馆，经常去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其实，我们现在回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就很像我们进入了博物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中国的历史，看起来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去很多博物馆、纪念馆去看，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在很多博物馆里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第一个例子，就是西安秦始皇的兵马俑。那是我们号称世界第几大奇迹的，说这是中国的骄傲。但是，如果你要是从总结历史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包括博物馆的陈列，包括对兵马俑的说明，它都是不能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不知道各位在去西安看兵马俑的时候注意到了没有？所有的兵马俑只有“脸”，没有“身子”，并不是说它真的没有身体，而是说当时的匠人在打造所有的兵马俑的时候，他只注意了他在脸上的容貌的区别，但是他的身体，他的脚，尤其你看他的脚，他的脚都是几块泥巴粗制滥造的一糊就完了。我们就会发现，你在全世界的雕塑里看不到这种情况，全世界的雕塑，只要是一个人出来，这个人肯定就是完整的。我这样说，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是历史给我们呈现的一种真实的雕塑。但是当我们去陈列这个历史，包括解释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对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说明。这恰恰说明在我们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的个体都不能是人。或者说，都不是人。所以，他无所谓。所有的人，千军万马，都是秦始皇的跟班，都是秦始皇的工具。所以，在雕塑的时候，他的意图就很清楚了，所有的人有一张脸，然后上身、下身都是模糊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西方人，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那儿，一看就看见了。而我们中国人一看，永远看不见。我们就会觉得：兵马俑很好。你看多有气势啊。这么多兵马俑摆在一起。但是，如果是一个外国游客，他就很容易看见，里面不存在单独的个人。那么，也就是说，尽管秦始皇兵马俑是存在着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还没有构成历史。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解释，还不那么正确。

第二个例子，我想举一下我们江苏淮安的运河。我们江苏人讲起运河，都很自豪，因为这是江苏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淮安，还是“运河之都”。可是，哪怕就是像运河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把它当作历史来回忆，我们也要真实地设想：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运河。比如说，我们如果弄一个“运河博物馆”，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否就简单地说，运河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骄傲，它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这样去回忆，运河就“死”了，它就没有“活”着。

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从历史的角度去总结，运河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和全世界不同的观念：他想要改变历史的走向。看运河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运河的流动方向不符合百川到海的规律，它不是千江万河，奔流入海，它硬是打破了这个规律，而且它的走向完全是根据帝王的意志来决定的。所以，你看，淮安最自豪的就是提灌站，搞了许多水闸，认为把水闸住，然后，把它蓄到一定的落差之后，让它向本来不可能自然流向的某个方向去流。这说明什么呢？实际上，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他就不愿意面对大海，他不愿意跟世界交流。他不愿意跟世界交流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人为地挖一条河，我把自己养起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运河，我认为，运河就还“活”在今天。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过去很真实的心态。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地说：哎，运河就是古代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我觉得我们就是忘记了历史。

下面，我再举第三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关于国共合作，其实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是抗日。抗日是以谁为主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应该说，中共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了。它现在也承认，主站场是国民党在打。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否认。抗战，现在说13年也好，说8年也好。主站场是国民党在打，包括国民党人对我们这个民族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按国民党的统计，他阵亡了两百多个将军，按照共产党的统计是120个。但是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自己只有一个将军阵亡，就是左权。而且，左权到底是主动打日本阵亡，还是因为日本打他，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而阵亡？一开始我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到了现在。因为我们要提“南京大屠杀”，我们要日本人认账，结果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了，左权不是打日本阵亡的。

日本人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中国所有的数字都是靠不住的。中国人说为什么靠不住啊？日本的史学界就举了左权的死。这就把我们弄得很被动。因为左权的死，我们确实是说了假话。我们只好承认说：左权的事情，我们是造假的。怎么造假的呢？我们把左权的死亡时间挪了几天。为什么要挪呢？你们都看过《亮剑》吧。《亮剑》不是有一个情节，讲日本的一个特袭小分队，去打八路军的总部嘛，而且差一点儿就偷袭成功了。那个讲的原型故事就是日本人曾经派出一个小分队去偷袭彭德怀。结果偷袭的时候，为了掩护彭德怀撤退。左权阵亡。我们又不好意思说。我们就死了一个将军，还不是主动打日本，而是日本打他阵亡的。我们不好意思讲。我们就把他的阵亡日期挪了五天。可是，现在日本人就说了：你的南京大屠杀没有办法证明，因为你的所有数据都可能是假的。他们一个例子举的就是这个。因为日本人做事很精细。他只要动一兵一卒，他就有历史记录。他说，那一天我没有动一兵一卒，你们的左权是怎么死的。现在我们只好承认了。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还不是要讲抗日。我说的是现在不是讲国共合作嘛。我特别想提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中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既然现在要国共合作，我们应该有一个问题，对历史的回顾，我们能不能稍微做一个改变。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的纪念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想象，这样的纪念馆我们要改掉。比如说，到这些纪念馆去看，你就会发现，他会讲，这一次我杀了多少多少人。可是，杀的是什么人呢？当时很容易解释，是——敌人。现在，看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国共又开始合作了，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杀的算是什么人呢？

在这个方面，我特别希望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世界。比如说美国的南北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以南方的失败告终了，但是美国没有搞南北战争纪念馆。他是共同悼念死亡的所有的美国人。他没有说，我只是悼念我北方的，南方的永远是坏蛋。而且，不但没有追究。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主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们来的时候是带着战马来打仗的。现在我们打败了，我们还会去种地。能不能把这些战马还给我们，我们还会去种地？结果北方的胜利者就一声令下，所有的战马都归还了。不但还他，而且没有宣布一个战俘。而我们中国，将来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现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高层，他已经在悄悄地转变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哪怕我们总结现在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如果我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历史观念，我们到今天也没有办法总结。

因此，我们现在要去想一个问题：怎么样让历史成为真实的历史？怎么样让历史支撑我们走向未来。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说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宽容的看法去对待历史。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我们总结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靠得住的。其实，现在我就想：现在提这个提案可能不行。但是我觉得在座的，你们将来如果有人做到了省人大或者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我认为早晚有一天，有一个人大代表会出来提议，把淮海战役等什么什么战役纪念馆都改成悼念馆。我们应该悼念我们民族的这种兄弟相争的历史。尽管在这个历史里，我们说国民党确实是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悼念。我们不希望这个历史再一次发生。我们不能变成一个简单的，就是一场胜利的角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变成杀人与被杀的纪念馆。

所以，我这样举一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对很多历史的回顾，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它就可能变得很真实。

我们还回到我们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现在回顾这三十年，我认为我们现在也要有正视历史的勇气，包括也要有正确地回顾历史思维方法。最近这一段，因为地震的事情过去了，我们又开始回到我们国家的正常生活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国内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俯卧撑”。实际上这是中国人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在做俯卧撑。我们在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一个“俯卧撑”的概念出来了，我认为，我们这三十年的一个基本概念也就出来了，什么概念呢？就是三十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基本上是在负重前进，这是我们好的形象了，就像在做俯卧撑，压力再大，我们也能撑起来，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俯卧撑的含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来都没有主动迎战的精神。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前几天江苏台采访我，就说：你能不能讲讲俯卧撑的事儿。我说：今天我无论如何不行，因为我最近这几天特别忙。8月13号要到上海去签名售书。然后，明天我要到浙江，浙江有一个全省的地方院士级别专家的评选，我要去浙江去五天，然后还要去马来西亚。我说我实在弄不了。但是，我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广东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他在建筑物旁边，来了一个裸体的俯卧撑。大家觉得很搞笑。但是，这个主持人应该说是很聪明的，他就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新动向，而且中国人的一个新的心态被他抓住了。他跑到那儿，来个裸体的俯卧撑，有的网民就在开玩笑，说：哎，你小子逞能，你跑到那儿去做裸体俯卧撑。你有本事，那就来个仰卧起坐。裸体仰卧起坐？当然难度大了。但是，他回答得很巧妙，他说，如果我去那儿做仰卧起坐，你又该说了：你小子给我来一个俯卧撑。我总是不能满意你，那我就来一个俯卧撑吧。但实际上，这个主持人做俯卧撑这件事做得很好。只是，他对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的关系没有把握住。

我想告诉各位，我看到这个例子以后，我就知道了中国人的心态。中国领导的心态我也知道了，中国老百姓对领导不满意的心态我也知道了。简单地说：我们这三十年就是做俯卧撑的三十年。我们很少做仰卧起坐。如果说纪念我们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寄托我的愿望的话，我们特别希望中共主动地带我们做一次“仰卧起坐”。为什么呢？从来没做过，或者说，做过一次。那就是邓小平在三十年前做过一次。那时候毛泽东从来都是做俯卧撑的，然后邓小平就做了一次“仰卧起坐”。从此，我们还是在做俯卧撑。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历史，“俯卧撑”做得很好，“仰卧起坐”做得很糟糕。知道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中国的三十年。

比如说，从十六大以后，应该说，胡温体制是俯卧撑做得最好的一个体制了。他没有出事。他没有出事。像过去的胡耀邦、赵紫阳的体制，像江泽民的体制，我们相比较而言，应该说胡温体制是把“俯卧撑”做得最好的，为什么呢？他遇到的几件事，处理得老百姓都没什么意见。当然我们要注意，仰卧起坐，他一个也没做，他也没有主动弄一个什么让老百姓满意的事，但是，天灾人祸来了以后，他没弄出让老百姓更不满意的事，这也不容易。中国还有更差的领导呢，连“俯卧撑”都不做。他们毕竟还会表演几个“俯卧撑”。

比如说，最早的是“非典”，“非典”能处理成这个样子，说明他们是俯卧撑高手。因为当时“非典”的状况，如果按照旧的想法去处理，肯定是隐瞒，肯定是瞒报嘛。死了多少人有什么关系啊？死人那么重要吗？他肯定是这样讲。但是，当时胡温一上来，他们的姿态就不一样。是一个很漂亮的俯卧撑，当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仰卧起坐。

然后，后来，比如说这次汶川的地震，那是没有话说的，全世界公认，共产党做得很好。我有一次跟媒体座谈，他们采访我，我就开玩笑说：如果共产党在以后执政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汶川地震后这样地去做，我说：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再反对中国共产党，天理不容。如果他真能做得这么好的话。那么，任何人说他的坏话都是天理不容的。因为汶川地震应该说共产党做得是很好的。从各个方面来说，应该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史上非常值得纪念的一页。

后面是瓮安事件。一个小女孩，溺水死了，死了以后，县里没处理好，闹得很大，县政府也烧了，公安局也烧了。但是，你发现，这一次中共的高层领导，处理得很好。一开始没处理好，一开始那个省委书记出来讲话，那是没有处理好的，他一开始就说：有坏人。完全是我们过去那个“抓黑手”的概念。他只是讲：后面有坏人。他是想制造动乱。但是很快他就把方向转过来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做事对不起老百姓导致的结果。这是必然的。这个思路就对了。我们就发现，这个“俯卧撑”他也做对了。因为胡锦涛有一个批示，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么小的小事，为什么最后弄成了大祸？你能解释成有坏人吗？有坏人“登高一呼”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应者云集”？ 谁来解释呢？一个坏人登高一呼，这种坏人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应者云集，不是自古以来任何时候都有的。胡锦涛问的就不是坏人的登高一呼，他问的是为什么应者云集。所以，他们的省委书记变得很快，马上就变过来了，给老百姓三鞠躬，然后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思路就对了。

然后就是上海的袭警事件。上海的袭警事件也是最近出的一个事。应该说，他处理得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里面有问题。像瓮安事件的处理比较好，上海袭警事件，我觉得有些地方，按照我的眼光，我认为都是有漏洞的。比如说，他现在做得很细，包括录音也公布了，包括也请法医鉴定了，说他是行凶报复。你们看报纸、电视都知道。他杀人的那一天我正好到上海电视台作节目，因为我现在在上海电视台做“文化中国”节目。7月23号又要在全国播放了，就类似于中央台的“百家讲坛”。上海那个事情，处理得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还是坚持了公布事实。但是，上海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个人说说，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现在公布了北京这个男青年杨佳，在路上查他自行车时候的录音，他的录音是不是经过剪辑的，我们不愿意不善良地去猜测上海市公安局。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我觉得必须要解释，这样他的“俯卧撑”做得才好，否则将来如果允许杨佳说话的话，会说成什么样子，不好说。那就是，上海市公安局为了这么一个小事，竟然到了北京两趟，到他家去跟他协商。上海市公安局应该公布这两次协商的录音。我就觉得公安平时都是气壮如牛，就这么个小事儿，你怎么能派人去两趟，到北京跟他协商呢？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老百姓，很公平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愿意相信上海市公安局是没有错误的，而且他杀了那么多人，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你上海市公安局为了这么一个扣自行车的小事，你有什么必要跑到北京的人家家去协商两次。如果按杨佳的解释，他或许好解释，他说你们对我有不公平。而上海市公安局是主动提出来要给他赔偿的。这就很奇怪了。上海市公安局现在始终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就说：我们当时所有的执法都是合法的。但是，为什么主动要赔人家钱呢？而且，为什么追到北京去赔呢？这个“俯卧撑”看来还是有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国毕竟进入了一个做“俯卧撑”的年代。因此，我就从俯卧撑的角度，接着跟大家往下面去聊，聊我们中国的三十年。

从俯卧撑的角度，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三十年历史非常奇怪，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该怎么总结这段历史呢？我们没有办法总结。但事到临头，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了俯卧撑这个概念，有了仰卧起坐这个概念，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中国这三十年的历史了。最简单地说，我相信你们肯定都赞成这样的说法，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的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有搞政治改革。如果我今天来跟你们聊，我也从这个角度说，我相信你们也会赞成，也会觉得很过瘾，但是，坦率地说，我建议你们不要采取这个角度。

中国人有时候喜欢把问题推给别人。我们喜欢讲：就是因为你没有搞政治改革，你把政治改革如果搞了，我们中国早就好了。我认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这样总结三十年，那我们就会形成和共产党的对立情绪，我觉得共产党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们没有必要这样跟他对立，人为地总结三十周年，就说：就是因为没有搞政治改革，而且，我希望大家注意，政治改革和不改革不是哪个党愿意和不愿意的事情。政治改革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我们现在不是革命时代了，不可能。急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我们不可能。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改革。政治的改革是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历史。有政治家给我们总结过。他说，从亚洲四小龙的巨变看，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大概在人均收入600美元的时候，就肯定会开放“报禁”，我们中国现在大概将近300美元。到了12000美元的时候，就一定要开放“党禁”。这个总结是不是有道理呢？我个人觉得无论如何它是有道理的。尽管这个几年的数字和多少多少美元它不一定有道理，但是这个总的道理肯定是有的。因为经济生活改变了以后，它肯定会要求政治上的话语权和表达权。所以，中国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一天就不是说谁能够做或者不做就决定的。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到那个“火候”。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中国的这三十年，我们站在一个最简单的角度，我们可能会说：因为你政治没改革，所以没搞好。或者说，你政治改革力度不够，所以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很容易回到“文革”思路。

那么，怎么总结这三十年的呢？我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要看这三十年，可能要看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我是这样总结的：从市场转向，到宪政转向，再到文明转向。我觉得我们这三十年应该暴露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轨迹。也就是说，我们很成功地完成了市场转向，我们现在正在逐渐地面对一个宪政转向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展开的是文明转向。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的成功和教训都与这三大转向有关。这样，如果从政治改革不改革的角度说，那我坦率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没说话的份。那就中央自己讨论呗，他说改革就改革，他说不改革就不改革。但如果我们说市场转向、宪政转向和文明转向。那么，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有份。那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实际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

下面，我就从这三大转向来看我们的这三十年。

首先要说的是，这三十年，我们应该怎么估价它呢？我个人认为，我们很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市场转向”。这是我们很成功干成的第一件事。因为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二十世纪，基本上是革命的世纪。那个时候，基本上是革命话语的中国。但是到了1978年突然转成了改革话语。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国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做的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贡献。

在这里，我顺便要讲一下，现在，大家知道台湾搞民族选举，你知道，最坐立不安的应该是谁呢？这次台湾搞民主选举，最坐立不安的应该是胡锦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二十世纪应该是国共两党的一百年。但是在这一百年里，本来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是很多的，搞得很成功。但是，现在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竟然它又崛起了。结果，我们知道，国民党有三件事是一定会进入历史的。第一个就是推翻了封建王朝，无论如何你也要记他一笔。我们的1949年比不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1949和它是没有办法比的，我们的1949年只是解决了一百年的问题。而人家的推翻封建王朝解决了两千年的问题啊。中国的封建王朝是2132年，它是亡在了国民党的手上。当然，严格地来说，还有其他很多的力量，但是，孙中山的出现是很重要的因素。这跟共产党显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件事情，也是没有办法推翻的。国民党尽管干了很多的坏事，但是抗日，它是有功的。第三件事情，本来我们觉得这些还都好办。我共产党干的好事更多了。第三件事情，它这次搞的这个民选。如果它出事倒罢了，它竟然没出事，而且它竟然就一选选到了底，而且竟然它选到最后还总结了一条经验，叫“人民最大”。现在就写在我们的中山陵上。跑到中山陵那儿写了。你不是有“为人民服务”吗？我比你还厉害，叫“人民最大”。它等于把共产党的那些东西全都学去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心里寝食难安的肯定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因为他也要对得起毛泽东这些前任的领导啊。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中国的历史在二十一世纪记住中国共产党呢？这肯定是一件最大的事情。

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才能让历史记住我们呢？我们的改革开放应该说做得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总结这三十年，是以“开放”为主，以“改革”为辅。

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我们经常说要改革，但是这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事实，中国的这三十年，基本上是开放的三十年，而不能说是改革的三十年。这是我们中国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客观地总结一下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句口号真正地出现到了1987年才出现。我们现在讲改革开放，讲得很顺口，上次我来做报告，我记得我也说过，我说，中国这三十年就是八个字的关键词，开始是“改革开放”四个字，后来是“和谐社会”四个字，八个字可以说尽中国的三十年。

而今天我要更准确地说，中国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讲“改革”，只讲过两次。那“改革”是指的是“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这是第一处。第二处是“正确改革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1978年，我们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实际上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改革”只出现过两次，而且还是用于工作方法而出现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到了1982年的时候，胡耀邦做十二大政治报告里，有13次涉及改革，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搭配使用的词组，没有出现过。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1987年，又过了五年，十三大，赵紫阳作的那个十三大政治报告里，才出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提法。在这个十三大的报告里，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一共出现29次。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邓小平说，在“六四”风波以后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看来邓小平比我们都聪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看来十三大报告最重要。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改革开放才成为一个词组，而且出现了这么多次。在这以前，基本上都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我们今天当然应该说，它是改革开放。但是我们真正总结历史，我们应该发现，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词语出现，就花了十年的代价。就到了1987年。

而且，我们今天老老实实地承认，到了1992年，中国的改革是停滞的。1992年到2002年，应该叫做开放的十年。就是到胡锦涛上来之前。因为这十年基本上没有改革，基本上就是开放。而且，一开放，连开始都没有坚持，后来邓小平火了，跑到广州去，说了一通。结果，又开放了。我们看一下中国，实事求是地说，应该说文革结束的时候，邓小平高举了改革开放的大旗。这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无论如何都是居功至伟的。而且，我有时候说，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泽东的地位或许还会有点儿降低，但是邓小平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为什么呢？他给中国带来的改革开放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实际上，邓小平对毛泽东也不是一点儿继承也没有。他确实没有继承毛泽东的“改革”，因为毛泽东是不改革的。但是你注意看，你会发现，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开放。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想跟全世界打成一片了。毛泽东对世界的战略，邓小平是继承的。第三世界的思路，这个开放战略，邓小平是继承了的，当然，邓小平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到1988年，接下来就是几年的停滞。那几年停滞我们谁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从1992年到2002年呢？基本上是开放的十年，而不是改革的十年。所以，中国的改革，基本的现状就是这样。

而且，中国在1989年以前，邓小平搞了三次改革，我们说正好应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搞了三次改革，三次改革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后来怎么办呢？我们注意到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没有提过政治体制改革，只提了一个概念，就是“市场经济”，所以，说穿了，在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里，你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局部改革，就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全面开放。他坚持要走改革开放的路，实际上走的是什么呢？全面开放，一定要坚持和全世界对接。这个思路应该说是邓小平一个很成功的思路。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三十年，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经济转向比较成功的三十年，也是一个开放非常成功的三十年。但是我们真的不能说是改革非常成功的。现在如果我们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变成了歌颂了，变成了诗朗诵了，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其实我们简单地回头看这三十年，我们应该发现，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而且，现在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到了今天，在这一次中央又重新提倡思想解放，但是你们发现了全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没有？中国的思想解放一共喊过三次。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一次是非常成功的。包括南大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那是非常成功的。第二次是邓小平的南巡，那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那也是基本跟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合拍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今天，汪洋跑到广东去主政，就提出“思想解放”。薄熙来跑到重庆，要搞电视直播的“思想解放大变论”。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次思想解放在全国已经没有了群众基础。要知道，我现在特别痛心的是什么呢？出去做报告，我经常说，现在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改革已经在全国失去了共识。就是你再怎么喊，老百姓也不跟着你喊了，你再怎么说思想解放，他都不听了。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到没有，最近这十年，所有的改革，老百姓只知道了一件事，只要一改革，就是要掏我腰包的。只要改革就是掏我腰包的。只要改革，领导阶层就很高兴，想办法争权，想办法争利，然后，想办法往自己腰里弄钱。但是现在中国有一个趋势，最早是掏国家腰包，现在国家的腰包掏得差不多了，现在这帮所谓的“改革者”开始掏老百姓的腰包。

一个最荒诞的事是：前几天南京的交管部门竟然出来放风说，现在南京的交通堵塞，怎么解决呢？这样解决吧：收交通堵塞费。他真会想啊，以后所有开车出来的或者上街办事的单位的车，统统收你钱。这就是它的改革。

还有一个改革也很“精彩”，南京大桥不是堵嘛，他就说了一个办法，说：分单双号。单日单号车过，双日双号车过。后来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发现大家一片反对之声。简单地说，三个字：不要脸。你要是没本事解决南京长江大桥堵塞的问题，那最简单的办法是你下台。单日单号走，双日双号走，那你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的问题谁来解决呢？你的堵塞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出行难的问题谁来解决呢？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改革，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发现了，他只要一说什么什么改革，我们老百姓就要防着，三十年前，什么改革，问都不要问就知道：我的腰包要鼓了，现在，只要提什么改革政策，问都不要问就知道了，我的腰包要瘪了。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简单地说，这三十年可以用两句伟人的话来总结。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接受我这样的看法。第一句，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一起开政协会，讲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叫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时中国有一个大文人，后来第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的胡风，写了一首诗，写得非常精彩。当时，所有的人都说，胡风确实是鲁迅的好学生。胡风当时参加的建国典礼以后，回来就激情澎湃，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最精彩的叫做“时间开始了”。你看看，写得多精彩，时间开始了。那过去那个封建王朝那都是没有时间的。现在，我们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时间，终于开始了。那是一句很精彩的话。所以，当时，毛泽东也很激情洋溢，他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了二十多年，结果发现站得姿势不怎么样，大家知道，邓小平过了这么多年，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很好的学生了，邓小平学毛泽东确实学得很好。这你不能不承认。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时候都没有怎么整过邓小平。你别看什么第几号走资派什么什么的。毛泽东这个人他是不在乎的，我叫你起来就起来，叫你趴下就趴下。最重要的是你要看，批斗会批他了没有？你看刘少奇被批斗成什么样？头发几尺长，批斗无数次。邓小平文革的时候一次都没有被批斗过。所以，所有人都清楚，邓小平是毛泽东留的一张王牌。所有的人都知道。林彪如果不行了，肯定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自己，我相信他一定也清楚。那种大政治家，他们都知道，这种东西是不会把我打倒的，无所谓的。所以，你看看，全国没有哪个走资派，像邓小平这样热衷于给毛泽东写检讨的，说：我一万年都不翻案。保证不翻案。这两个高手过招，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因为毛泽东特别喜欢的就是你要给我写检讨。然后拿在手里，如果你要是在犯这个错误，开会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你当时写的检讨，你还没有改。所以，邓小平很了解他的这个特点，邓小平知道，他就像毛泽东的得意高徒，或者说像毛泽东什么什么最亲近的人一样。他可以跟他撒娇：我检讨我检讨。我永不翻案。别人敢这样说吗？肯定不行。毛泽东肯定看不起的。可邓小平这样说，他就很喜欢。为什么呢？英雄惜英雄。邓小平就看出来了，说：我永不翻案。毛泽东马上就又把他用起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邓小平确实是很厉害的。邓小平出来以后，他讲的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这三十年的功劳，实际上就是这样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你说得很好，但是你站在哪里了呢？你是站在了和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对立的位置上了，还是站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当中了呢？你老毛没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邓小平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我们要站在世界现代化的队伍里，我们不要站在和他对抗的队伍里。结果，邓小平应该说是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只要站起来就行了。站在哪儿他不管。邓小平说这不行，站起来了，还要站在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当中。

但是邓小平也说了一句话，也是半截话，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三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句话我们只能把它理解成邓小平当时没说完。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一个感叹号，那就有点儿糟糕，因为现在胡锦涛所作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不是这句话。而是这句话后面的那句话。什么呢？邓小平这句话，完整地说，应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前提是不能让更多的人再穷下去。

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大家知道最惨痛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一部分人不叫“先富起来”，而叫“永远富起来”。而且，我们经过三十年的百般折腾，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了一件事。穷人一辈子只能做穷人。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谁富起来了就富起来了，他要是富不起来就永远富不起来了。我们都折腾过，最早的时候，炒股，然后干什么什么，什么都折腾过了，最后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不行，富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必须解决一个事。凭什么一个社会我要富我才能过呢？凭什么我要富裕了我才尊贵呢？我不富就不能快乐吗？我不富就不能贵吗？到了今天，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做一个快乐的穷人！

本来我可以自食其力，生活得还不错。我就想：不行，我跟谁比还差了多少、多少钱，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弄钱。这个社会干吗要这么引导呢？这个社会为什么不能把方向转一转，有钱没钱，根本狗屁都不是，我不看你有钱没钱，我看你这个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自己也不拿有钱没钱衡量我自己，我怎么衡量我自己呢？我快乐还是不快乐。所有的中国人都发现了，这是改革开放让我们看到的最让我们痛心的事实。富人不快乐。他总觉得有人打他的主意。穷人也不快乐，每天想的就是，我怎么还没变富啊？我一定要致富。中国有很多口号很怪的。要致富。这些年我就开始逐渐地想清楚了。致什么富啊？你就那么过就行了。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总是提这样的口号，真的很糟糕。但是，我们要提一个口号，我不想富，但是你不要让我更穷，行不行呢？那些富人，我们能不能求求你们，我们不想富了，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让我们更穷呢？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不更穷，那你这个国家就很糟糕。而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能保证你富，但是他能保证你穷。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糟糕的事实。我想穷太容易了。你要想富，太难了。我们这个国家现在80%的财产被20%的人霸占了。我们这个国家有80% 的人只占有了我们这个国家20%的财产。而且这80%的人还不能包括那个老少边穷地区的所有的人。他们过的也能算是人的生活？一年挣个几百块。然后，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这些人我们就不算了，如果我们把它们也算上，那我们连20%的财产都没占到。

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就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如果只搞经济的转向，富人会为富不仁。穷人也不快乐。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样，简单地说，经济转向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从人民到人民币”的专向。这就是邓小平那一代很伟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很有意思，我们总是讲人民，其实谁跟人民都没分，文革的时候大家都有经验，都说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如何如何，可是你自己出了事，没人管你。为什么呢？你不是人民。他那个人民是来回变的。他要是想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人民，不想用你的时候，你不是人民。后来发现不能玩这个概念，怎么办呢？从人民到人民币。也就是说，从很空洞地给老百姓一些政治许诺，开始给他一些很优惠的经济利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改革。国家开始想办法给老百姓一些经济利益，最早的时候是发奖金，后来是涨工资，那个时候大家发现了没有？全国人民都是很高兴的。只要有什么改革政策，全国都是一片欢呼。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的改革因为我们长期地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而且，全世界的后发的现代化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叫做后发优势，但是也叫做后发劣势。全世界很多国家现代化都成功了。那些最晚实现和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它们反而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你这些国家这样成功的，我把你现成的规章制度和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我把它搬过来，搬过来以后，我就炮制一下，我就能成功。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后发优势。但是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所有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本上成功的例子没有，它所享受到的都是后发劣势。也就是说，他以为我有优势。你前面的教训我不学，你的经验我学，可是，后来发现，没有学得像的，照猫画虎，结果都是反类其犬。

我们中国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们以为我们就把西方的经验搬过来学就行了。结果我们学他的市场经济，学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学得很糟糕。我们真的是反类犬。尽管我们现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上我们是完成得最彻底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做得很糟糕的一件事。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到处去讲，我说我们就看中国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还真的没有见过谁家里只要有一个重病号，只要有一个天灾或者人祸，这个家庭就一定垮台的。中国历朝历代有很多很贫困的时代，但是我们还真的没有见到一个时期。我们这三十年是大开眼界。现在，很多单位，很多媒体经常搞捐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哎，我们为什么要捐款呢？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家西方国家不是动不动就捐款呢？现在我们仔细看才看清楚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因为指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没有宪政的改革配合，没有文化的转向配合，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结果是非常没有人性的。什么叫没有人性呢？我们把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变成了就是和人民币的关系。结果，它就变成：我通过工资的方式来建立和你的关系，但是，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不是一次分配的关系。比如说，我国家赚了一百块，我拿出五十块给你发工资，还有五十块呢？大家知道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为什么中国贪污腐败那么严重，我告诉你，中国的贪污腐败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行政腐败。中国赚了一百块，50块给老百姓发工资，然后还有50块，就跟你没有关系了，这是国家财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讲的话吧。他就拿这50块钱随便挥霍。公车、旅游，贪污、盖楼、腐败，你都不能管他，为什么呢？那是国家财产。但是谁告诉你这个概念的呢？谁说除了工资我就不能要了？比如我们说公园收费，永远是不合理的。你凭什么收费啊？公园说，哎，上级没给我钱，所以我要收费啊。问题就在这儿啊，上级凭什么不给他钱啊。公园是我们纳税人建的。那是我们家的后花园，我怎么就还要交钱才能进去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博物馆凭什么收费？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搞经济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不承认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结果，一次分配里的钱他又从你的腰包里掏走了。看病的时候多交钱，上学的时候多交钱。现在中国碰到的问题不就是这个问题嘛。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跟改革没有办法建立起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在市场转向里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公费医疗。中国连文革的时候都是公费医疗的。文革的时候有看病难的问题，没有看病贵的问题。文革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痛心疾首，说文革的时候很糟糕、很糟糕，可是我说老实话，你要真是得了病，你还真巴不得回到文革。那个时候有看病难，没有看病贵。找个好医生或许你要找人，看病贵是不存在的。而现在碰到了什么问题呢？看病贵。

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全世界的国民卫生支出，个人支出的比例都是非常小的。但是中国是全世界支出最大的。中国人看病的支出比例是多少呢？2002年的时候，60%，我们看病的时候有60%的钱是自己支付的。但是，全世界的情况是什么呢？发达国家是27%，转型国家是30%，最不发达国家是40.7%，最最不发达国家是42.8%。最最最发达的中国，我们掏钱要掏60%。所以，为什么我说老百姓都怕改革呢？因为改革都变成了掏腰包运动。我们受不了了。所有的改革就是一个动作，掏百姓腰包。所有的官员他想的问题就是一个，反正是我到你头上刮钱。这叫什么改革呢？有一个经济学家算了一笔帐，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他提交了一个提案，他说老百姓有病，政府出钱天经地义，全世界都这样。到国外，在加拿大，很多华人没钱看病，他就耍赖。弄个假名字，然后看病拿了药就跑，医院是不追他的。医院转身就把这个钱转到政府帐上，政府盖个章就给报销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有坏到不能再坏的人，但是还没有看见谁冒充癌症去打针吃药的。见过这么坏的人吗？不可能吧。明明没有癌症，偏要冒充，说自己有癌症，你给我打两针癌症的针，没人冒充吧？既然都癌症了，你就政府掏钱养着就算了吧，还折腾什么呢？所以，全世界都是政府掏钱的。可我们就是政府不来买单。结果我们现在就碰到了一个局面，任何一个家庭，因为国家只给你一次分配，每个月只给你发一次，比如说6000块钱，我给你了。其他的事你一概自己承担，国家所有的事他都不管了。你到公园，自己掏钱。你到医院自己掏钱，你上学自己掏钱，生老病死，自己掏钱。那6000块怎么够呢？何况很多人还没有六千呢。还有人只有三千、两千呢。

中国有一个学者给全国人大交了一个提案，说，我给你算了一下，你不要拿这么多的钱，你就把每年占老百姓的你所谓的那个国家财产里有一笔叫做行政机关的支出，你把那笔钱里买公车、出国旅游、开会的那笔钱拿出来，如果是100%的话，他算得很细的，如果这笔钱是100%的话，他说你只要拿出30%，中国所有的老百姓，大病看病，不要钱。这就是计算的结果。

大家知道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很好玩儿的，说中国的改革很成功。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国家，收入最多的国家了。所以，温家宝喜欢说，我怕什么。我的国库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中国最近几年国民经济的收入增长幅度，在全世界是排在前十名，很可能还是排在前五里的。但是各位知道，跟我们有关的个人收入排名，我们排在多少吗？第120个国家之后，还不是之前。如果是第119个，我们还能稍微说一下，我们还排在“孙山”之前。但是我们要排在第120个国家之后，我们名列孙山之后。这就是问题了。国富，但是民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领导有什么问题，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我是要特别如实地告诉大家，我们要注意到，因为我们的改革背后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的管理体制支撑的。在有效的管理体制的政府的背后没有一个优良的文明支撑。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很简单地想到，改革就是一个带着老百姓赚钱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像公费医疗的问题，像教育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什么层面上，我们才想到了根本，要把它想到人权的问题。这个人权不是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打交道说的那个人权啊。我做报告不会涉及到那个政治问题的。这个人权是指的，作为一届政府，你一定要意识到，你跟老百姓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给他发工资的关系。作为一个“国”，它是“家”的后盾，你一定要捍卫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简单地说，他的生老病死的权利，你要捍卫。你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东西我给你发了工资就两清了。既然两清了，那我也跟你两清了。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也不去了。你国务院几个总理去就是了。

凭什么让我去呢？不就是因为国和家有这层关系嘛。平时我小家自己管自己，到了大事的时候，国家要站出来。到了大事的时候国家没了影子那是不行的。例如，我们中国过去永远看不懂美国的那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一个国家救一个大兵干什么？为这个还多死了几个人。这就是国家，这是他的尊严。如果它救了，所有的人就知道，我遇难的时候我背后有国家，如果不救，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遇难的时候背后没国家，那，现在我就一脚把你蹬了算了。我们中国碰到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认为他背后没国家。宋平，过去的那个常委，离职之前他讲了一番话，他说：什么叫做小康社会啊？共产党搞了这么多年，解释来，解释去，解释不清楚，他说，其实很简单，不管什么社会，就要让老百姓上得起学，住得起房，看得起病。否则你什么社会都没用。讲得天花乱坠有什么用啊。如果我觉得上学越来越难了，住房越来越难了，看病越来越难了，它就是有问题的。再怎么解释也是有问题的。何况你国库里塞这么多的银子你干吗不拿出来呢？实在不行你们减少一点儿支出，让老百姓好一点儿，怎么不行呢？你看人家东莞给老百姓发钱，这种发钱咱们是捞不到了，它是有手机的都不能得，我相信咱们在座的谁都拿不到。但是我们没意见。为什么呢？总比叫那些官员腐败了好吧。要那些没有手机的得一点儿有什么不好。我现在在澳门作兼职教授，每年要去几个月。澳门通货膨胀，最简单的办法，所有的人发钱。这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你绝不能认为，我挣的钱跟你没关，这是国家财产。

我经常说，改革开放有两个概念是很不要脸、很不要脸的。一个叫做国家财产，什么叫国家财产，谁代表国家，谁花这个钱？还有一个就是土地是国有的。哎，建国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吗？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打着土地国有的旗号，拆迁，害了多少老百姓。他所有的钱，政府也不要，老百姓也不能要，给了开发商。结果富了那些开发商。我一再跟大家说了，全世界富人排行榜里，从来就没有开发商，中国的富人排行榜里，1/3都是开发商。为什么呢？这些人，就是用不仁的方法致富的。有些人说对他们要同情，我说我不这样认为。如果这些人知道，遇到国家有难的时候知道出来捐款，我要同情，否则我决不同情。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让利的三十年。但是我们让利始终是让给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哪一次让给老百姓了呢？可是，让到最后，他们不让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做富人。但是他们也再不可能做穷人。为什么呢？这帮人连掏钱都不掏。我上次来讲过，世界首富跟二富的表现中国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巴菲特，世界二富，他捐了310个亿美元，他说我把我挣的钱还给老百姓，为什么呢？在市场竞争的规则里，是没有规则的，我赚的钱肯定是别人赔钱的结果。我要给你一次再就业的机会。这才叫富人。这次比尔•盖茨也辞职了。他就是做慈善事业。全世界富人的定义就是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美国汽车大王说一个富人如果到死的时候他的身上还有一分钱，他就不是一个人。中国有人这样说的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的市场转型单兵直入，其他的转型都没有跟上，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新的概念开始出来了。过去我们说要建立一个市场社会。现在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没有资格建立一个市场社会，我们只能建立一个社会市场。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调节手段，把我们该得的钱要来。我凭什么都掏工资，我看病的时候你要出点儿钱。我上学的时候你不能收我的钱。然后我住房的时候，你不能要我更多的钱。这就是社会经济的奥秘。我们中国现在从2002年开始，胡温体制他们所做的和前面最大的区别就是，前面是经济社会。我把钱给你了，以后你富贵有命，生死在天，跟我没关系了。现在胡温体制告诉你，我国家管你一辈子，我先给你一笔钱，拿着花去，遇到事了，国家再来帮你。我们要哪个国家呢？我们当然要社会经济的国家，我凭什么去要经济社会的国家呢？

所以，第一个问题，关于经济转向，我们中国做得最彻底，但是到现在为止暴露了很多的问题。结果我们要注意到，从90年代末到新世纪，中国的学者和一些政治家就开始提出了新的想法。什么想法呢？我的总结中共是不是承认？我不清楚，我们也不必去问他。我现在只是实事求是讲我的想法。我也就是一个教书人，我只是跟你们交流我的个人体会，也不会动摇他的政权的。

简单地说，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完成的是第二次转向，叫做宪政转向。我们过去叫做改革，现在应该叫做改制。不是指根本的政治制度，而是指改变我们很多很多现行的制度。这种在宪法的背景下去改革我们各种各样的制度的做法，就成为我们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为什么呢？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中国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我们现在再用改革的口号去动员全国人民都不行了。我刚才说过，共识已经没有了。

而且我说一句不该讲的话，也可能我想得不对。我就总想：有什么改革能改三十年？动个手术三十年也够呛吧。一个社会改革改一百年，总叫改革吗？其实我们中国真正激荡人心的改革，1992年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的后改革时期，从92年我们就看出来了，从92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是开放，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市场。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就是开放，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我们真的做得很到位吗？没有。但是我们真的做了一件事，就是开放经济。结果全世界来赚中国的钱，港澳台也来赚大陆的钱，中国人也跑到外国想赚外国人的钱，当然，没赚着。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三十年开放，这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三十年改革，我们要斟酌。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真的有三十年呢？现在有些人说“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改革已死”理解成我们国家进步的一个具体措施的要求，并不是说改革不对，而该死。而是说，现在我们向改革要效益已经很难了。我们要向什么效益呢？要向改制要效益。

那么，改革和改制有什么区别呢？最简单地说，改革是利益导向，它的核心是让利。比如说，80年代是改革时代，90年代不是了，所以你看不清楚了。80年度，你看那些企业家跟赵 紫阳开会，跟李鹏开会，动不动就喊，你要给我松绑，你要给我政策。什么意思啊？让利。就是国家要让利于我，所以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就是一个让利的过程。可是，让到现在，让的空间已经没有了。而且我们发现，让的结果是让给了极少数的富人。为什么老百姓开始不太信这一套了呢？他说你改革的实质谁都看出来了，一开始我没看清楚。因为老百姓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给自己涨工资呢，结果发现涨到一定的时候，工资再也不涨了。再让利也跟自己无关了。都是富人把钱拿走了。你看现在中国企业高管暴露出来，他们的年薪竟然两千万。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吧？而且有的企业还是亏本的，还是负经营。他竟然自己拿两千万。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但是，这就是改革。

还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绝大部分的中层领导，都愿意改革，为什么呢？叫政府让利啊，自己的机关多捞点儿。比如说，如果改革的话，中国移动就最愿意了。因为移动赚钱赚到了什么地步呢？移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我们能想象的吗？我出去做报告，我经常说，只有移动是最令人鼓舞的。我出去做报告，两个部门。一个是移动，一个是银行。我到移动去做报告。早早地下面做得满满的。都拿着笔记本哗啦哗啦记，结果下来我就跟他们的老总说，我说你们的企业文化确实搞得很不错。我这个报告不怎么样，你们下面听得那么全神贯注。他就笑，他说不是。他说我们移动所有的会，都是全神贯注的。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很有钱的企业，能进移动，中层管理干部，年薪最少是30万。他说，所有的人都不敢消极怠工，怕丢了这份饭碗。所以，这就是你讲课他们这么认真听的原因。我一听，也有道理，后来我有一次给浦发银行作报告，到他们休假的地方作报告，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几乎就不是什么浦发银行，几乎就是时尚博览会。看看发式、看看服装、看看拿的笔，看看拿的包儿，我都吓一跳，我说这些小男孩儿、小女孩儿简直就是时尚团队，这哪儿是银行啊。后来我就问，他们说收入高，我说收入有多高？他们说，中层以上，只要干个几年，就是三十万到六十万。所以，他下面坐着的人就跟我正常作报告的人完全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知道，很多人现在就怕，一说搞改革，很多省级领导、市级领导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改改改，改的结果是钱都不知道改到哪儿去了。后来我们发现，现在再喊改革，老百姓是喊不出来了。老百姓兜里没钱了，怎么改，领导也喊不出来了，领导喊改革，大家注意到，中央的任何一个政策到了省市都会变。

现在，真正的对策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应该说是进入了宪政时期。当然，我们可以不用这样的名词。我换一个名词，大家就会和我达成共识了。就是我们过去的改革是利益导向，是分钱的；现在的改革是权利导向，分权的。我现在不分钱了，我现在分权。什么权呢？人权。当然，这个人权我一定要强调，中国人一说人权，习惯了，都说是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那个人权。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讲的人权是指的，我们现在再搞改革，我们要权利导向。要把权利作为一个公共产品，把它公平正义地分配给老百姓，还给老百姓。 并且，让权利去保护老百姓。

上次我给大家作报告，我讲过，我说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治开始了一个最大的转向，什么转向呢？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分利时代。就是说，我给你多少多少钱，你别闹了，再闹你就对不起我了。结果老百姓就是不闹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你给我的钱没有给那些人的钱多，而且你给我的钱又想办法拿走了。所以老百姓就不愿意了。共产党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就出现了问题。2002年以后，其实胡温体制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他们发现，如果我用分利体制去做，我怎么做我都没有办法把老百姓讨好好，我就是把我的钱都给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满意了吧？但是欲壑难填，发钱这个事儿发再多也不嫌多。所以，你用这个东西跟老百姓达成共识，当然有一天共产党要玩不下去，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发现，老百姓要的是分权。也就是说，老百姓现在要的是什么呢？它要的是社会公共产品。这个东西，我们中国太缺乏了。比如说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我们有吗？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我们有吗？医疗，要有保障，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我们有吗？交通要畅通，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我们有吗？住房，要廉价，是个社会公共产品，我们有吗？我们除了给老百姓发工资以外，所有的社会公共产品我们都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宪政时期，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要从利益导向转向权利导向。我们要转向分权导向。如果分权导向说得共产党不愿意听的话，我们换一个词，维权导向、还权导向。

我们要想办法维护国家的公平正义的权利的运转。要想办法维护老百姓的公平正义的权利的获得。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我们要让我们国家的所有的权利，让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公共产品一定是公正的。而且，我们一定要有社会公共产品的极大丰富。什么叫做极大丰富呢？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跟大家讲。比如说我过去经常讲最小的例子，夫妇两个如果是出国，如果是男士先出去，一般这个家庭回国的可能性大，如果是女士先出去，这个家庭回国的可能性小。这是我跟很多朋友总结的一个规律。如果是太太先出去，老公跟着走，一般他就不会回来了。为什么呢？很简单，所有的人都觉得在国外生活更安全。为什么？在国外的公共产品是有保证的。你遇到了事情，它所有的公共产品能够保证你能够享受你的所有的公民的权利。只要你有，你肯定能拿到。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现在终于弄清楚了，最重要的不是富或者穷，而是我在这个国家要有人权保证。人权保证领导不愿意听，我们就换一个词，要有权利保证。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所有的权利都要公平正义。我需要的时候它要给我，所有出国的人能够感受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很多人在国外很快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睡觉的时候睡得很踏实。他知道，如果他遇到事，没有人能够打垮他。只要他没有犯法。

我前几天在市里作报告，是讲另外一个题目，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太太就跳起来，说：潘教授，你这样讲，很对。我们老百姓遇到问题没有办法申诉。她说我被国家机关抢走了多少多少万，我到现在拿不回来，打官司，没有哪个公安局帮我要。我说这个事我们在中国碰到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现在到了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我一再强调，做不做富人真的不重要。做穷人也可以快乐。但是做穷人不能没有维权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不维护我的权利，这个穷人就太可怜了。富人是靠花钱去买权利的。穷人如果靠出让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生存，这就太可怜了。所以，我们中国很多穷人可怜就可怜在这儿。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从分利到维权，实际上就是要完成一个转换，我们要用各种各样密不透风的方法来限制国家机器。这是一个重点，要把国家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人员想成大坏蛋。美国的总统布什，大家知道他的第一个感慨是讲什么？他说我是一个坏人，现在被你们关在国家机器的牢笼里了。这就是全世界的国家机器都是这样运转的。只要进入这个国家机器的，我就先把你想象成一个贪污犯，先把你想象成是全世界最坏的大坏蛋。然后，我用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去限制你，结果你想坏你就坏不起来，想坏你做不到啊。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改革就是精英改革，我们首先相信你是一个改革家，然后我们就跟着你干吧，最后发现你是一个大贪污犯。我们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制度都是保护他的，而不保护我，所有的制度都对他有利。国家给他让利，给他松绑，让他带着人折腾，折腾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钱没赚着，你再回头，晚了，他跑到美国去了。

因此，要用制度去管。你看美国总统，碰到水门事件，他就下台，我们的毛泽东想不通啊，他接见基辛格，他还发过感叹，说：就这点儿事儿，他就下台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尼克松在美国就会下台呢？就是因为美国的所有的制度，他的改革已经不是分利了，而是分权。我这个分权不是指几权并立啊，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必要那样去弄得共产党很紧张。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跟共产党一起来研究，我们怎么通过非常完善的制度，把这个国家有效地管理起来，把所有的管理人员当成是可能犯罪的人把他管起来。而且，我们可以很善良地告诉他，我这样管是让你别犯罪。这就是分权的第一个要求。我们现在改革，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件事。没什么利可分了，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支持任何分利的改革要求了。因为任何分利的改革要求只有一件事，就是分老百姓钱袋子里的钱。如果你的钱，钱包里还鼓，你就去要求分利。现在早就进入分权时代了。可是我们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我们很多著名学者都没有意识到，他还跟着去喊。为什么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最后落得被万民痛骂，为什么呢？我们善良地说，我们不去猜测他的人品。就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从90年代以后，已经从分利时代进入了分权时代，如果你还想分利，你就是与企业家为伍，结果被企业家恶毒地利用。弄得他自己声名也很坏。现在的学者一定要为老百姓分权。一定要为老百姓争权。总之，所谓的维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千方百计地把这些国家官员看住。还有一个，千方百计地维护老百姓所有的公平正义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他的道理就在这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做的是两股道上跑车，那些富人，他们特别希望的是分利改革。而我们老百姓，我们永远只能支持分权改革。现在我们一定要注意，分权改革也碰到了很大的障碍。碰到了什么障碍呢？分权改革需要全社会的文化的基础。没有一个适合于分权改革的，或者叫做维权改革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维权是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文明转向。

经济转向碰到了障碍，我们发现要宪政转向。宪政转向势必也发生障碍。我们势必意识到一定要完成一个文明转向。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特别看重现在的改制。刚才我说了，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从改革到改制。但是，改制，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我们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障碍。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利用剩下的时间来讨论的，也就是今天我最后要说的主题，在全世界，非基督教国家，改制没有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没有西方背景，改制很不容易成功。经济转向倒还好办。我就把市场体制拿来用吧。我就要开放，邓小平说，我就是要把窗户打开，但是改制牵涉到了所有人。一个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文化心态和一个民族国民精神的体现。可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一开始都是搞经济转向的，然后就是改制。但是，所有的维权过程，不是走向流血，就是失败。没有例外。为什么呢？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讲一点比较深的道理了。什么道理呢？全世界现代化国家的成功，几乎没有例外地是基督教文化背景。这是我们中国现在碰到的一个最头疼的事。我们中国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全世界的现代化，我们从来都是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家都记得，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全世界的学者大多没有支持过这个结论。中国的学者这才逐渐开始大梦初醒，发现上当。其实，这是陈独秀他们为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捏造出来的一个历史的链条。全世界的现代化其实是来自于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是欧洲14到15世纪南部欧洲最重大的事件。但是，你看一下全世界的历史纪录，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把1500年作为人类现代化历史的元年。就是，人类历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分水岭。今天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这里我可以把话讲得稍微深一点。

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我就一直主张，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就可以把中国历史写完，写一本什么书呢？《公元755年》。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是公元755年。755年是谁呢？安史之乱。就是杜甫和杨贵妃的年代，活在那个年代的有李隆基，有杨贵妃，有杜甫，有李白，有安禄山。中国的安史之乱乱了十年，中国的人口死掉了1/5，那是中国历史元气大伤的一个起点，公元755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原地踏步和大踏步倒退的。尽管还有什么小高潮。可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说，公元755年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应该逐渐结束了。而且，如果755年中国的封建王朝再苟延残喘个几十年、几百年结束，大概就赶上了西方的1500年。但是我们中国的封建王朝一共是2132年。也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年在持续。因此，中国最重要的是755年。

而西方最重要的是1500年。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学习的《全球通史》，就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历史书，它的书就是分成两部分的，《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国的兴衰》。我们要注意，他写的那个大国，也就是现代化国家，他是从哪一年开始写呢？1500年。为什么全世界都把1500年作为全世界现代化的起点呢？这一年和文艺复兴没有关系，它跟什么有关呢？它跟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关。1517年，马丁•路德最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就是西方的宗教改革。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所以1500年，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起点，而我们如果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凡是从文艺复兴这条线走下来的，无论它走经济转型也好，走宪政转型也好，它都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它都要经过流血，都要经过暴力，而且都要经过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比如说意大利，比如说法国。意大利最典型的是文艺复兴，法国最典型的是启蒙学派，但是我们发现，意大利和法国的血腥味儿是最浓的。我们就要反思。为什么不是在文艺复兴的国家先实现的现代化。而偏偏是在宗教改革的国家先实现了现代化呢？其实就是因为民主宪政的国家，它是跟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所以，现代化如果要平稳地发展，一定要经过一个文化的转向，而这个文化的转向，在西方我们是看到了它的先例的。这就是宪政的人性的维度。

我们讲宪政，宪政也有一个人性维度，人性维度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基督教背景。这一点，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否则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得很简单，我们就会觉得，经济改革，那就改呗，宪政改革，那就改呗；分利，分吧，维权，维吧。可是我们就忘了，为什么一个非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维权运动总是维不好。为什么改革分利它也分不好，现在有人举了一个最有意思的比分，来形象地说，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差别最大的在哪儿呢？有人很有幽默地说：美国的教堂多，中国的澡堂多。美国是用上半身改革，中国是用下半身改革。我觉得很挖苦，但是也很形象。好像很有点儿像中国的改革。确实，中国的改革大多是下半身的。西方的改革都是上半身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美国人都是西装革履地到教堂去的。中国哪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政治学习都没有了，被我们改革改掉了。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做到最后总是适得其反，我们的维权的政治改革，改到最后总是改得官官相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教堂太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中国的澡堂太多，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叫做：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才是市场经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坏一千倍、一万倍。我们到今天真的要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我们怎么做。上次作报告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思路。当然，我今天讲的都是上次作报告的时候我没有讲的。

我今天要说，基督教我们是没有办法照搬的。我今天不是要讲向基督教学习，但是，爱是一定要照搬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它信不信基督教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没有爱，如果一个民族不是以爱作为它的最高信仰，这个民族所灌输的不是爱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是什么改革都搞不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为什么不能进步，用我的话来总结，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论证“爱不是万能的”，我们很多人都很聪明。包括孔子、庄子都来帮我们论证：爱不是万能的，不要信这一套。我们还是要信实际的利益这一套。弄到手的才算数。但是，我要说，我们从新世纪开始，我们的全国人民一定要论证一件事：没有爱，万万不能。

西方论证这件事是从什么地方论证起的呢？西方论证这件事是无意之中通过基督教论证的。所以，西方的基督教，它最大的功劳就是它给西方的宪政改革，给西方人的维权和分利提供了一个基石，他们都是在爱的基础上进行的。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啊？两个人如果没有爱心的话，是永远没有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前一段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小文章，叫做《为什么仓廪实却不知礼仪》。全世界的规律都是仓廪实而知礼仪，为什么中国却是仓廪实而不知礼仪呢？因为全世界进入市场经济的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他一开始因为他没钱，他就搞了点儿小动作，耍了点儿小流氓，结果他赚了钱了。但是赚了钱以后，他马上就洗手不干了。这就叫做“仓廪实而知礼仪”，中国的企业家都没有遵循这个规律，中国的企业家是什么呢？仓廪没实的时候不知礼仪，仓廪实的时候更不知礼仪。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做不到呢？很简单，仓廪不实的时候，你不知礼仪，安全系数就比较小了，你很容易犯法。但是你混过来了，你已经犯了原罪，发了血汗财了。我们把这个叫做“血汗工厂”嘛。但是，西方的企业家在赚了钱以后都知道收手，都知道有上帝管着，我现在赚了钱了，我不应该再干了。可是我们要知道，赚了钱以后，他的安全系数更高了，像王石这些人，他犯罪你更不容易发现了。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上帝管着，他就更容易犯罪。所以，中国永远是饱暖思淫欲，从来就没有见过仓廪实而知礼仪的。西方为什么见到了呢？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来管你，它是上帝来管你的。所以，赚了钱以后，他就在想：我不能再干了。再干我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它的文化背景就不同了。我还要强调，我今天不是讲，那我们就把西方的基督教搬过来吧，不是。我只是如实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难题。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背后没有人管着。怎么办？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天知地知，谁都知道那就等于不知。西方人说：哦，天知地知就是有一个上帝管着。中国人说天知地知，就等于说你知我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你知我知，我把你买通了就行了。实在不行我杀人灭口。大家发现在中国杀人灭口的频率增加了吧。天知地知是空的。所以，杀人灭口就成了最好的致富办法。

那么，我们就要问，怎么才能让中国人有一个天知地知的概念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又不能把西方的基督教搬过来，我们就只能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中国要进行信仰的启蒙。要进行爱的启蒙。否则，你怎么做都不行。

所以，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提一个想法，我们花了三十年的代价为“欲望”的“欲”正名。我们过去的三十年是为“欲”正名。我们以后的三十年是不是要为“爱”正名。

在中国，富人生活得没有廉耻，穷人生活得很不快乐。大家生活得都不幸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推倒了欲望的这一张多米诺骨牌。结果全社会都垮掉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我还要举例子吗？不要。

我们改革开放最大的代价是两个。一个是自然生态环境完全破坏掉了。所有人都承认吧。我们现在的秦淮河，你还能下去吗？中国的任何一条河流，你还能下去吗？所以，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掉了。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还破坏掉了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我们完全把它破坏掉了。而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地去维权了，我们不但要分利，而且要维权了。怎么维权呢？如果没有一个有爱心的一代中国人，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所有的改革，如果没有文明转型作为后盾，我们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香港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他调查说：中国的企业家，家族企业成功的例子很多。但是，股份制企业成功的例子很少。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在家族企业经营的时候，很多人崛起了。但是，到了股份制的企业，到了真正按照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运转的企业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他总结了三大规律。我们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三大规律，我觉得这三大规律很有意思。他说：所有的华人企业都有三大共同规律的。

第一个，所有的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者说个体的企业，都是靠私人关系掘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它走得都不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都不是用改革开放的正道去致富的。所有的人都是用个人关系掘到的第一桶金。所以，他说这都不是成功的例子。你现在听很多企业家讲，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家都会说：哦，我偶然有什么机会，偶然谁帮了我一下。这些都是一种很不正规的致富方法。所以，他总结了，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他总结说，很多企业都是靠了明星效应的。就是说：企业主很重要。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中国的企业，你说谁谁谁，大家都知道，你说他做的什么企业，没有几个知道的。比如说，李嘉诚，中国人都知道，李嘉诚做的什么企业，中国人未必都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是家族式的，都是家长式的。

还有第三个也很重要，他说很多企业家的成功都是来源于不安全感。都是来源于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的总结很可怕，包括他们到大学去上课，我都觉得很可怕。他们经常会总结说：哎，我当时是穷啊，我穷得没有办法了。我穷则思变，结果我就想办法了。但是，全世界的企业家都不是这样的成长。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是因为要为人类作贡献，要让上帝看见他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他才去做事的。我们发现很有意思，我们这个东亚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所有的企业家他只要想赚钱的，都是因为穷。都是因为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就发现，不安全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动力。

比如说，中国文化，我经常把它叫做“抢椅子”的文化。中国人就是你抢我抢，抢这把椅子。本来是十把椅子，十一个人抢；然后是九把椅子，十个人抢，抢到最后一把椅子，坐上去了，那就是李世民，那就是秦始皇。全国人民就都成为他的臣民了。为什么中国会不断地持续这样的历史呢？比如说英国，我们没有见过二十四个朝代吧。他的一个家族的历史就搞到底了。没有人要想要推翻他，他也不想去统治全国人民，但是，中国就不是。所有的人，没上台的时候想上台，上了台怕下台。为什么呢？所有的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奥秘，不安全感。没有人有安全感，皇帝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没有安全感的人能够去创造财富吗？他只能杀人，他只能放火，他只能“先下手为强”，你说他哪儿能创造什么财富呢？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济学家的总结很重要。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企业家，他都不是那种用那种从容的心态去致富的。他是靠什么致富的呢？他是靠拼命的。这种打拼的想法，这种拼命的想法，这种穷怕了必须要去赚钱的想法，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中国社会是这样的不安全感，这个社会永远是没有爱心的。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想先下手为强，所有的人都怕后下手遭殃。一个企业是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工人也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很多人在单位为什么他要努力啊，他有不安全感，他说我不混到一个处长就会怎么怎么样，我要是不混到一个什么什么，我就会怎么怎么样。在这种心态下，中国人很多人晚上做的梦都是致富梦，中国很多人晚上做的梦都是明天怎么去折腾别人的梦。这样的民族，它就永远不安定。所以，不安全感就来自于没有爱心，来自于他没有一个强大的信念的支撑。他不知道我只要做善人，我只要做善事，我就是最快乐的。没有中国人相信这个。中国人相信的就是摸摸我的腰包鼓不鼓。那中国人的腰包都是不鼓的，所以就全都没有安全感。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法国有一个画家叫米勒，他画的一幅画叫《晚祷》，就是晚上的祈祷。他画的是什么呢？一男一女夫妇两个，他们很穷，在田里做活，到了晚上，教堂的钟声响起了，那个男的就停住了他手里的活，安详地祈祷，女的坐在田埂边儿也静静地祈祷。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看见这个我们会怎么想。其实，西方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仔细地去想。我们一定要知道。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那种急吼吼的心态。我经常讲，我们中国人连一个安徒生的童话我们都看不懂。安徒生的童话讲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从来就没有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徒生讲的的童话，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解读，都是错误的。没有一个正确。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看什么都是不安全，所以就以为安徒生也应该说：你看这个小女孩儿多惨。过年没饭吃，在街头冻饿而死。错了。安徒生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理念。他说，做穷人也可以很快乐。你看那个小女孩儿，她穷到手里只能有一把火柴，但是她也有她的快乐。我们中国人就永远不懂这些。全世界的现代化国家是靠从容淡定的心态成功的。他不是靠那个急吼吼的，说：你放心，明天你也致富了，你放心，我教你致富诀窍，后天你也致富了。这样弄法，这个国家整个儿的就是强盗。当不了强盗就当小偷。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安定可言，我一再讲，不富不要紧，要贵。但是我们中国不富的人都不贵。他的心态都不贵。我们中国富人呢？他更贱。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大、最大的毛病。像油画《晚祷》这样的情景，没有中国人做得出来。他很穷，两个人在田边儿劳动，可是教堂的晚祷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很快乐地去祈祷，他觉得上帝给了他快乐，给了他安宁。所以，中国靠什么给我们呢？如果没有一个东西给我们中国人这种心灵的安宁，我告诉你，什么改制都没用。什么改制都成了大家上下其手的交易。都没有用的。

比如说，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没有？中国的改革最重大事实是什么？叫做高成本，低效率。中国的改革确实改了三十年，但是它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什么叫做高成本呢？我们中国人花了太大、太大的代价，得到的东西太少太少。我们毁掉了自然生态的环境，我们毁掉了精神生态的环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做中国式的改革了。中国式的改革就叫做防盗门式的改革。我说中国的改革如果这样改下去，看起来简单，我随便改改制度就完了，如果不进行文化改革的话，我们的改革就是一个防盗门改革。什么叫安全门改革呢？中国什么最多？防盗门。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美国就不弄安全门呢？那么，我们来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中国的防盗门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是在一个高度不安全感的社会里进行改革啊。我们首先是防人，我们永远是做俯卧撑，防盗门不就是“俯卧撑”的标致吗？我们首先把自己防得好好的，然后，改革吧。怎么改啊，我到你那儿捞一点。所有人都是这样，防盗门文化不过，防盗门意识不除，中国就国无宁日。改革就永远没有成功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看一看中国的防盗门我们就知道了，这种改革有什么可能成功呢？

那么，最幸福的东西来自哪里呢？讲到最后，我就要跟大家讨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最美好的国家呢？

我前一段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例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我前一段在澳门，没有什么电视可看，每天开着中央台那个烂电视看，后来我突然看到张越，就是那个胖胖的主持人，她采访医院一个接触临终病人最多的医生。张越这个人比较知性，她很有头脑，她就问了这个医生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你可以说是中国接触死人最多的人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人临死之前是什么样子？那个医生说，哟，那不能讲，那简直是不能看，求饶的，打滚的，狂吼的，乱叫的，大哭的，什么的都有。后来张越就问了一句我认为很重要的话，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话，张越问：那有没有死的时候很安静的，很快乐的？那个医生一下被她问住了，他想想说，也有。后来张越就问他，你嫩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死的时候比较快乐？什么样的人死的时候大闹，情绪很不好啊。大家注意，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活着，其实就是为了迎接死，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那么，什么样的人死的时候最快乐、最平静呢？我觉得张越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那个医生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后来这个医生就说，我还真是没有答案。后来张越就开导他，她说我问你，是不是有钱的人死的时候比较安静，还是没钱的人死的时候比较安静？是不是男人死的时候比较安静，还是女人死的时候比较安静？是老人死的时候比较安静，还是小孩儿死的时候比较安静？后来，医生说，好像都不是。后来，张越说，那应该怎么分类呢？这个医生说，我想不出来。后来过了几天，这个医生给张越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想出来了，他说我总结了一下，这么多年见到的著名多死人，我想出来了，生前爱过别人和被别人爱过的人，死的时候都比较安静。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什么叫做现代化？这就是现代化。生于快乐，死于快乐。这不是最好的现代化吗？我们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弄得生的时候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致富梦，到死的时候都是恨恨不已，不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那个现代化干什么呢？你说我们费那么大劲，要那个现代化干什么？张越这么一讲我就很清楚了。

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在一百多年前，俄罗斯有一个大作家托尔斯泰他写过一部小说，叫《伊凡•伊里奇之死》，他写的就是这个事儿，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注意，所以，所有的西方人都看懂了，说：我要追求的就是快乐，但是我们所有的东方人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托尔斯泰当时写的小说就是说的这个，说：这个人也是一开始当官、发财，然后到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谁都不理他，他也不快乐，想来想去突然想清楚了，我要爱别人，别人也爱我，我死的时候才会快乐。结果他就开始变了一个生活态度。死的时候很从容。我就突然想到托尔斯泰过去写的这个小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接受，我们中国人就不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穷怕了。所以，我们总是觉得有钱才快乐，银行里存钱才快乐。我们就忘了。我现在就到处提倡，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性银行和爱的银行。只有储存了爱，储存了温暖的银行。你在这个存折里存得越多，你才越快乐。否则，你就越不快乐。

如何使得全社会财富极大化？其实很简单，就是双赢，就是在不损害第三者的前提下，双方都得到利益。也就是帕累托改进的意思。如果大家都能够不损害别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能够双赢，社会的财富一定会极大化。

如何使得全社会自由极大化？其实很简单，就是双赢，就是在不损害第三者的前提下，双方都得到自由。也就是帕累托改进的意思。如果大家都能够不损害别人的自由，实现自己的自由，同时又能够双赢，社会的自由一定会极大化。

如何使得全社会快乐极大化？其实很简单，就是双赢，就是在不损害第三者的前提下，双方都得到利益。也就是帕累托改进的意思。如果大家都能够不损害别人的快乐，实现自己的快乐，同时又能够双赢，社会的快乐一定会极大化。

这是今天我们才看到的一个基本经验，可是，美学早就在赌了。美学为什么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

一般来说，人生的苦乐成U字形规律。儿童比较快乐，之后快乐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一般人的快乐至30多岁为最低点。北大教授在浙江的课题调查证实，25岁到40岁年龄组的快乐指数为最低。之后又随年龄增长而快乐增长。

老年人是比较快乐的。原因之一是老年人对于金钱、地位方面的要求比较少，容易满足。英国人有句俗话：人生从65岁开始。什么是从65岁开始呢?因为他们是65岁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才能够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和快乐。英国人现在改变了这个口号，说人生从45岁开始，提出45岁以后就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可能说明，现在的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发展比较快，积累财富比较容易，加上社会保障又比较完善，45岁就可以争取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达到“自我实现”。所以，人生哲学的口号改变了，鼓励大家从45岁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便实现自由境界中更大的人生快乐满足。

从这个角度，我最后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最简单的信息，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要知道，影响了西方现代化的是两个人，但是，这几年我突然发现，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真的要重新接受，我现在特别想写一本阅读西方文化的书（《西方美学精神》），我想写出来跟大家交流。为什么呢？我们对西方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所有的历史知识都是不清楚的。比如说西方现代化的鼻祖叫什么呢？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什么书呢？叫做《国富论》，那是所有现代化的“红宝书”，所有的国家都认为，现代化是什么？就是经济转向，就是搞成经济社会，就是要搞成市场经济。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说，亚当斯密从来就不是这样表达的。而且在西方，真正影响西方的亚当斯密的书不叫做《国富论》，而叫做什么呢？《道德情操论》。我们没想到吧？我们以为，西方，不就是亚当斯密的西方吗？不错，是亚当斯密的西方不假。但是，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西方啊。

还有一个更典型，达尔文。达尔文是现代化的鼻祖，他论证的物种起源的道理叫做“弱肉强食”，强者生存。但是现在很多西方人说，实际上真正达尔文影响西方的，包括达尔文最被西方看中的书，叫做《人类的由来》。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国富论》翻译过来了，《道德情操论》不翻译，《物种起源》翻译过来了，《人类的由来》不翻译。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里宣布说：我年轻的时候总结的弱肉强食的理论是错误的。我在动物的身上就看到了有爱心的动物才能够发展壮大，凡是没有爱心的动物种群，没有例外，全都衰亡了。哪个种群兴盛起来了呢？富有牺牲精神的动物种群发展起来了。他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人类要发展自己，不但要强者生存，而且要“爱者优存”。有爱的人才能“优存”。所以，我这一段就特别想写一本书，就是想说“没有爱万万不能”。我想说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就是要学达尔文这样的思维，去专门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强者只能生存，爱者才能优存。全世界都懂这个道理。爱者优存，可是我们就不懂。我们总是说强者生存，强者生存，一定要做强者。下了岗也不能哭，还要拚死去搏斗。我们都忘了。只有爱者才能优存。我们都不能优存。

上次我举了一个例子，这一次我还是想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现代化轨迹里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对于现代化过程当中的那些受到迫害的弱者，我们应该怎么去关注他。

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韩国的留学生他杀了32个人，但是，我上次就说过，我们要跟人家学现代化的经验。但是，所有的美国人悼念的时候，都是33个人。他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送的花环也是是33个。而且，所有的美国人，没有人说他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一个美国大学生，上次我说过，他在他的花环下面写了几句话，我很感动，他说：赵承熙，如果我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我也是你的同学。如果我早一点认识你，就会早一点儿关心你，你就不至于有今天。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从容淡定的美国人，这是一个有良好国民心态的美国。而我们中国呢？我经常说，马家爵事件是我们中国国民心态的试金石。马家爵事件，他自己是个杀人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经常问，谁杀了马家爵？我们在这个场合，私下里，我们不妨说，马家爵是不是我们下手杀的？马家爵恰恰就是在改革开放当中成了弱者，极弱者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们一次次的分利，他的利被分了，他的家里就不是勤劳致富的一家吗？马家爵就没有努力过吗？可是，他的努力谁看见了呢？他到死，我们都没有原谅他。他是一个在改革分利过程中的落败者，在美国，这样的人被全体美国人民同情，而在中国，我们只看到了他杀人，没有看到我们的错误。马家爵杀人以后，我们的记者还在用敌情观念，像余秋雨那样地去总结：你看，马家爵过去就想当杀人犯。例子有二，一个，马家爵上了大学以后，天天洗冷水澡。就是要锻炼身体，培养野外生存能力。这不是狗屁嘛，人家马家爵几分钱掏不起，他没有办法洗澡，他只好洗冷水浴。可是，我们的记者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然后，马家爵吃不起饭，咸菜都买不起，他每天只能吃两个馒头，我们的记者就在马家爵已经判了罪被枪毙了，我们还在总结呢，马家爵就不是一个好人，那个时候就连野外生存能力，每天吃两个馒头，锻炼自己抗饿的能力。我们怎么就那么冷酷呢？更重要的是，马家爵的父亲，还是很不错的父亲，尽管他在培养儿子上有错误，马家爵的父亲跑了上千里，要饭跑到被他儿子杀死的同学家去下跪请罪，他同学的家，全村人不准他进村。他只好跪在村口。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呢？马家爵的姐姐后来见记者，实在没办法了，她说：我弟弟犯罪了，我们认罪，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善待我们。

为什么一个民族不能够善待自己的这些弱者呢？哪怕他犯罪了，我们都不能善待他。很多的犯罪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且，反过来说，我们这个民族对弱者没有同情，对有爱心的人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尊重过。我们到现在尊重的就是那些有钱人，那些有名的人，可是那些为社会奉献爱心的人，生得很从容，死得也很从容的人，我们从来不尊重。

我正想讲一个例子。全世界老百姓最尊重的人是谁呢？特蕾莎修女，她就是给老百姓做好事的，戴安娜名气很大吧，戴安娜那么大的名气，跑去给特蕾莎修女打工，回来以后还痛哭流涕，说：我实在是惭愧，我去了以后才发现我做不到。因为特蕾莎修女是不穿鞋的。她连买鞋的钱她都给穷人了。她说，我还不行，我光脚实在受不了。我给她打了一个月的义工。全世界的政要都给特蕾莎修女打工。特蕾莎修女到了什么地步呢？她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把她的奖牌刚出版奖大厅就问：什么地方有当铺，什么地方有收买奖牌的，我卖了。最精彩的是事是什么呢？她到当时的南斯拉夫，但是科索沃地区在打仗。两个民族打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后来特蕾莎修女就一个人跑到战场上去救那些老弱病残。结果，科索沃打仗的双方听说特蕾莎修女来了，马上就停战。说不敢打了，说哪怕是来个皇帝，咱们照打，打死活该，特蕾莎修女打死了，在全世界太丢脸了。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为一个爱者停战。双方都不打了，然后特蕾莎修女就把人一拨一拨地带走，把人都带走了，她也走了，双方一调查，说：修女走了没？走了，走了咱们再打吧。这就是爱的力量。我们这个民族它从来不推崇这个力量，他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力量。特蕾莎修女死在印度，她死的时候印度总理来抬她的棺材。然后全印度的人站在路两边送她，棺材一抬起来，楼上办公的人飞奔而下，跪在地上，全印度的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比她站得更高。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最终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信仰，简单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敞开了心门，都去爱别人，没有那个不安全感，都不生活在绝对恐惧之中，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就指日可待。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搞来搞去，我们安全感越来越强，我们的恐惧感也越来越强，我们这个民族就太危险、太危险了。

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简单地说，我认为就是从经济转向到宪政转向，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文化转向。文化转向的关键就是一句话：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