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右派经历”，以还我本来面目。
2.如果我能回到1957年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不要沉迷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当时我要是如此这般，我的一生就会如何如何。”与其如此，倒不如从既定的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问题。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么这句话应该是积极的。
但我觉得“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和实际发生的相反，以后的发展进程将会如何？”在这个问题面前，一味强调“历史不允许假设”似乎成了掩盖自己懒惰或无知的空话。对于某个人来说，在回忆某些往事时，也有一个问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困扰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够从头开始，我该怎么做？”这时，“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就成了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忏悔的遁词。
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如果1957年的整风运动从头开始，你还会不会参加鸣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且不说我为当年的鸣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领袖”，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一心一意钻研物理学，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也没有“低头认罪”，原因是我极为天真，始终认为自己确实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真意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连稍稍不利于党整风的言论也没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别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实：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诚心帮助党整风的问题，我们对这次运动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那时的神灵，我也没有少烧香；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如果说我对这些神灵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看来，对于我在1957年五一九运动的表现，别人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在一本颇有名的书中，对我有这样一段描写：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
我不怀疑作者写这段话时对我的善意，或许他还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的言过其实：我确实批评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远没有“点名批判毛”。那时我心迟眼钝，甚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我批评的只是“人民日报”，因为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然，既然当时我甚至对列宁也略有微辞，对伟大领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没有“腹诽”，但那时我没有说过半句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这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为我认为整风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将会对整风不利。总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阵），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难以置信的天真幼稚）。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既然我已经批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文章，对神灵们再烧香磕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已至此，我应该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对新社会、对共和国、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毫无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不休”。这就是我对自己1957年所作所为的总的看法。
3.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乡一中百年校庆，我专程从青岛赶往故乡参加这一盛典。在一个展厅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国以来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乡一中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个展厅里，却把另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仅如此，在这个榜上，清华又列在北大之前，这样，在这个曾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谁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给弄没了？或许是作为安慰吧，在我们高五班聚会时，我获得了另一个“湘乡一中之最”：在场的18位同学一致“推举”我为校友中“经历最坎坷的人”。在获此殊荣时我微微一笑，我想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笑多么苦涩。
被划成右派以后，我“劳动”了22年，在这22年的炼狱人生中，我确实没有少吃苦头，甚至曾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再“坎坷”一点点，我就不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但是，“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当然就算不上经历最坎坷的人。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大多数也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他们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极为平实的冷峻的描写，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严寒的冬天正伴随着死神，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的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些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梁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杰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被动地进入了‘自绝于人民’的队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当医生的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也经历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除了挨饿以外，高墙下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苦难。但是，苦难决不是我的劳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说的是我这一段经历的另一个侧面。
4.阶下囚的自学
记得在湘乡一中上学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们说起过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谈到在西牢中难友们用功学习和难友之间的纯真情谊，我当时非常向往。
后来，我也“坐牢”了，我曾经有十一年在劳改单位接受“劳动教养”，但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样。区别之一是，西牢至少是“默许”犯人自学，而这里的管教干部对我们自学却深恶痛绝。按理说，禁止我们这些“教养分子”自学完全没有必要：第一，我们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谁还有精力自学？第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下沦为“阶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谁还有心思自学？第三，自学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管教干部虎视眈眈，“积极分子”无孔不入，谁还有胆量自学？
然而，人毕竟是各式各样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偏偏有人虽然跌入深渊，却依旧心向天空，希望之星还没有完全熄灭；偏偏有人虽然经过七斗八斗，成了惊弓之鸟，但在自学这件事上，却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抓紧每一分钟自学。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管教”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由部队转业的。我们管他们叫“队长”，队长们总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来以为这种仇恨源于“农民的狭隘性”，后来我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虽然对知识不感兴趣，但并不讨厌知识，他们对知识分子虽然说不上崇敬，但也决不仇恨。队长们能从部队转业到“公安五处”来工作是经过选拔的，“鲜明的阶级感情”当然是选拔的重要条件，而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阶级感情”的表现方式。事实上，队长们在已经来到公安五处工作以后，上级对他们的这种培养与选拔的过程还在继续。有一位队长（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而又稚气的脸）对我们的自学稍稍宽容一些，不久就被调走了；另一位队长，一天到晚用各种方式折腾我们，使得自学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却因此不断受到表扬。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队长们仇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队长们敌对的目光下进行自学，就得不在乎“表现不好”之类的评语，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类的桂冠，也不在乎与如此这般的评语和桂冠相关的各种“待遇”。
至于积极分子们，他们一天到晚想捞稻草以显示自己的靠拢政府，“自学”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稻草堆。你看这位积极分子，狡黠的目光四处打探，时不时拿出小本子写呀写的，你要自学，就得有倒霉的思想准备，他虽然不能枪毙你、不能给你判刑，但对你还是有的是办法，“小人之伎俩，诚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顾这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自学还要有“时间”与“书籍”这样两个条件。
在农场干的是农业活，冬季是农闲，“队部”就安排了活儿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闲一点的时候，队长们也总能想办法叫你瞎忙乎，千方百计不让你自学。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总能见缝插针，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小时；在节假日，当队长们有所疏忽时，甚至有整天的时间自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整整11年，这些零碎时间的总和还是颇为可观的哩！
再说自学的第二个条件：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书当然谈不上自学。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书还没有完全被没收。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仪，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面有难色，我写了一张字条给他：“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他终于答应了，还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有一钱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这样的东西还要劳动，我已经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还是难以抑止兴奋之情，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然利用难得的喘息时间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仪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自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真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
还有一个我忘不了的难友叫谢自渝，他奇迹般地保存下很多书，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资本论》。真不容易，他全借给了我，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通读，但也获益匪浅。
5.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的干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几十年后我却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原来真有此决定，只是后来却不知何故取消了。总之，《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但我又一次侥幸活过来了。
“战备疏散”的结果是，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我惊喜地发现，农民并没有“队长”们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之心。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仅限于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课题）！有了这点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自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1969至1979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太听使唤了。诚然，这十年我的学习条件也不算好：没有书桌，甚至连放书桌的地方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就常情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研究物理学，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而我却正是一个现代的唐·吉诃德。
1978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实政策”，我终于重返大学。
6.结束语
从我上述的“右派历程”来看，我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就是遇到问题爱刨根问底，比别人多了一点求知欲，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不安分守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热爱学习，追求真理。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在学术上纵马驰骋，披荆斩棘，而不是在政治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对我自己对别人都会好得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迎来这样的环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