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偶然在丁弘编的《交流文稿》2008年第五期上的《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看到我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表述的如下命题：
A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一命题我原来写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的摘要上，但在《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它的创始者却成了南京大学某一教授。不管怎么说，这一事实说明这位教授接受了命题A，我为此感到很高兴。诚然，这位教授接受的方式似乎有太浓的“中国特色”，但相对于这一命题的首创权的荣誉的归属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有没有知音。如果我的物理学理论也能通过这种具有十足的 “中国特色”方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即使在人们眼中我自己因此而成为剽窃者，我也心甘情愿。这样的结果对我个人来说虽然可悲，但眼睁睁地看到人类在物理学领域处于永恒的黑暗中则更为可悲。
然而，我仍然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原因如下：
为得出命题A，我经过了一个推理过程。
首先，命题A的原始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按照恩格斯的表述，这一基本思想是：
B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B作了更详尽的表述：
C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当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归根结底，命题A乃是从命题B或命题C得出的结论。
其次，命题A还受到马克思的另一命题的启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接着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按照这种描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总是与她的经济地位同步提高的。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从较小的历史尺度来看，情况却复杂的多。实际上，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发展到某一新阶段时，其政治地位并不是立刻自动地调整到相应的阶段。相反，这种调整往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C作了如下补充：“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那么，“社会革命”是否总能成功，从而总能使得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桎梏重新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呢？未必！除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外，“社会革命”能否成功，还决定于各种其他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还不具备，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有时，革命的失败会使得生产关系过分长期地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种情况甚至对于镇压了革命的统治阶级也是不利的。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统治阶级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变革，以消除那些甚至危害她自身利益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历史现象表述为：
D那些镇压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命题A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命题的一个推论。
最后，命题A乃是对一个历史问题的回答。
到了二十世纪，出现了新的历史情况：现存的生产关系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尚未获得进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地位，但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却已经有力量“夺取政权”。如果这时她果真夺取了政权，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我称这一问题为“列宁问题”。
马克思没有遇到过这一问题，但他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却似乎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对命题C提出了另一补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正是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对比马克思的命题D，我得出了命题A。在我看来，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已经证实了这一命题，从而这一命题乃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除历史事实以外，命题A还有两个理论上的前提：大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用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前提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情形下，作为上层建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这时往往出现马克思的命题D所表述的历史现象。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革命力量也可能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如果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缺乏理论素养，贸然夺取政权，就会导致命题A所表述的那种历史现象。
我之所以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是因为当南京大学的那位教授提到命题A时，既离开了它的大前提也离开了它的小前提，这一命题因此而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成了一个神秘的教条，这种教条对于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二
在同一期《交流文稿》中，有一篇题为《重读〈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其中说：“近百年间，苏联走过从高举列宁旗帜，认真贯彻《共产党宣言》，到否定《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曲折道路。”这一句话包含了如下观点：
第一，列宁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共产党宣言》的原则。
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不是恩格斯表述的命题B，也不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表述的命题C，而是“暴力革命”。于是上面的命题就变成：
第一，列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暴力革命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暴力革命的原则。
难道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从俄国与中国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就学到了这点东西吗？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命题D，又怎么理解命题A呢？
看来，《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的作者并没有静下心来从头至尾仔细读一遍《共产党宣言》，以致忽视了其中关键的一段话：“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如果作者认真阅读过这段话，就不难看到：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指导思想“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作者看到这一点，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命题：
第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而列宁篡改了这一思想，并且用“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错误思想取而代之；十月革命则是实践列宁的这一错误思想而制造的历史悲剧。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共产党宣言》的“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来。
如果从这两个命题出发，就难免要把《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从头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