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就凭这一点，硬把这次学生游行说成是马哲民和“民盟”策动的。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为题的长篇通讯，将此事大加渲染，声称这次学生闹事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11]杨、王二人再加上一个被认为是王在校内的亲信钟毓文，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乱罪”被枪毙。同案判徒刑的10人中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此外还有几十人受了其他处罚。直到1985年中共湖北省委复查后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才为此案彻底平反。[12]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年为了打击“民主同盟”，什么伤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声色俱厉地质问：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这篇社论宣告了“反右派”运动的开始。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在1957年，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说是千差万别；并不一定真是本人有什么过失，有的仅仅是因为“民盟”盟员的身份，有的是因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为要凑足上级下达给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指标规定的人数。当然，也有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或者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或在大报、小报乃至壁报、黑板报上发表了触犯中共政治标准的言论。
下面就来看看当年的一些“右派分子”曾提出了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又是如何被批判的。
例如，黄绍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13]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未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杨兆龙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制造矛盾与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种以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意见，杨兆龙反驳说，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5]
这些意见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遭到猛烈的批判。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承认：“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16]
黄绍竑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还表示，在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同时，还有一个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由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事情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援，情况就会更好一些。[17]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她问：既然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提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她把“以法治国”的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并尖锐地反问道：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18]
为了批判这些意见，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说这些意见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篇社论还发誓要把这种发号施令的做法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可能是最尖锐的批评。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而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19]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文章也谈到党把自己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不只是1，200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6万万人的中国，难道98％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2％的人的主张，当这2％人的“顺民”么。他们还主张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选产生。[20]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撰文认为：决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他还主张学校里的党派可在教员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应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21]
这些言论虽然言之有理，却犯忌讳。周恩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周恩来还批判了“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右派谬论”，但究竟有哪个“右派”头面人物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却语焉不详。在我所接触到的大量关于“反右”的材料中，只见到天津中学教师黄心平在座谈会上说道：“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22]
“鸣放”中有人提到了共产党员的特权问题。张云川说，在工作、待遇、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23]其实，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承认这一点。毛写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4]上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们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钱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5]下面辑录一些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大字报上发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后列作者名与页码）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46）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76—81）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10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龙英华，131—132）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149—150）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209—211）
这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观点现在已被写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面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实际上被采纳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说，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26]陈振汉因此被打成“右派”。当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运动的是邓小平。1980年邓表示：“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27]陈振汉当年有什么错，一目了然。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事实上，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人不愿意承认“反右”运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性质，便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话不放，试图证明“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为据的那些话语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报道，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后来葛佩琦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盖棺论定”，这恰好说明当年“反右”时栽赃诬陷手法曾风行一时。
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事，能充分反映出当政者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想探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你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泽东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28]显然，如果鲁迅依然保持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针贬时弊，那毛泽东就会把他关在牢里；假如周树人为了活下去，不再象以往那样写作，毛却可能安排周树人当文联主席。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受民众尊崇，又被共产党捧上天的人物；这样的人若活到1957年，恐怕也难逃厄运。鲁迅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前途如何自不必多言。
有一种看法认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即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来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顾“整风”和“反右”时说过：“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30]他的判断是：“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30]按照这一说法，“反右”运动把那1％的“右派”“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如果这种“扩大化”只是偶然发生的，仅此一回，那么，它或许还可以被看成是“失误”或“缺点”。如果每次政治运动制造“打击对象”时都要“扩大化”，那还能仅仅被看作是“失误”吗？
在“反右”运动之前，有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三反”运动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编制出“打虎预算”，再按照这种“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至今未公布真相。我的印象是，错案率很高。在“肃反”运动中，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140余万人，其中130余万人属错案，错案率达94％。可以说，“三反”、“肃反”运动，无不与“反右”运动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
“三反”、“肃反”运动是中共建政前期的政治运动，操作时比“反右”运动还是相对要谨慎一些。“三反”、“肃反”运动结束之前都有复查程序，一只“老虎”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也就解脱了。而“反右”运动的复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三反”、“肃反”没有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而“反右”就不同了。“反右”运动不仅构成了政治迫害，同时还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见解。当把那些有助于促进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中国就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评价“反右”运动，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看，“反右”运动的根本错误就不只是“扩大化”，它代表着思想文化领域专制的全面完成。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再到批判胡适、批判《文艺报》，1955年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再升级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批判无休无止，批判的对象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最后在“反右”运动中变成了针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整肃。“反右”运动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为后来的“文革”准备好了“舞台”、“演员”和“演出技巧”，还为“文革”培养了姚文元、关锋等角色。可以说，“反右”运动是“文革”的彩排：“文革”不过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运动。
在反思1957年发生的这一事件时，我们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言论，这些以其作者22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岁月的淘洗，现在看来是更加光彩夺目了。“右派分子”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虽然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既是此前30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50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因。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的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运动，这时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当中创造的那些荒唐的“新生事物”，像“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等等，便在社会上毫无阻碍地推广开来，直到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这样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才悄然收场。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
或许现在有些年青人会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那些“史无前例”、也但愿后无来者的灾难性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其实，“反右”运动的根本目的不就是消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吗？“反右”运动“胜利”了，随后便令人痛心地发生了诸如“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再也看不到敢于秉持社会良知针贬时弊的知识分子，只能看到狂热的追随者，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错吗？评价“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两个字――制度。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提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的解决。在1979年里，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99％都得到了“改正”，被开除公职的恢复了公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了党籍。他们大都回到原来的专业领域工作，有些人甚至担任了比“反右”前更高的职务，朱镕基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王蒙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11月，三位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30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30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30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确实也有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王蒙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题为“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文章说：在1988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31]王蒙这篇文章也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扩散到全国，这段历史成了中华文化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号，第168页。
[2]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286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至269页。
[5]出处同上，第273页。
[6]《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3号。
[7]《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99页。
[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00-101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
[10]《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572页。
[1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56页。
[12]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第10版。
[13]《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第31页。
[14]上海《新闻日报》1957年5月9日。
[15]《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24日。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
[17]《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6至567页。
[18]《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85页。
[19]《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23-24页。
[20]《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
[21]《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22]《天津日报》1957年5月27日。
[23]《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24]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页。
[25]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6]《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
[28]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页。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1页。
[31]《王蒙文存》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