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昭分别已经半个世纪,50年前的往事我几乎全忘了,心的深处,只留下了某些刻骨铭心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北大放映苏联电影“斯维德诺夫”,其中有一句我特别欣赏的台词:“为了纪念你,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以求战胜一切。”今天,我正好把这句台词用在林昭身上。她去彼岸已经整40年,我却仍然在此岸拚搏,就是靠这个“战胜一切”的求生欲望来支撑。
还有一次林昭和我一起在校外看一个国产电影,电影的名字已经忘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镜头:一辆囚车推着一个犯人去菜市口,围观的群众向他扔脏东西。林昭极为反感地哀叹:“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只会在没有反抗的人身上表现自己的勇气,表现自己‘疾恶如仇’。更糟糕的是,如果你不跟着别人虐待那个犯人,人们就会说你与坏人同流合污。”过了一会,她又继续说:“他们统治这个国家,就是处处把我们这个民族的阴暗面推向极致。你看,只要‘运动’一来,指定了某人为斗争对象,这个人的处境就和那个被推向菜市口的犯人一样,其他的人的‘检举揭发’就像向犯人扔脏东西,谁要是表现出一点同情,哪怕是呼口号时手举的不够高,就立刻成为下一个斗争对象。在这种形势下,主持会议的人想要什么样的材料,‘群众’就立刻绰绰有余地揭发出什么样的材料。如此得心应手的执政手段,你说他们怎能不反反复复地用,你说我们这里怎能不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
有一次我问林昭:“如果要你来治理这个国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永远禁止开‘斗争会’”!
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告慰林昭的是:她深恶痛绝的“斗争会”不见了,虽然还有太多“依然如故”。
记得有一次我对林昭谈到苏联小说《士敏土》时,说到自己的困惑:“十月革命到底创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是格利那样的劳动者的家园呢,还是巴丁那样的匪帮们的黑窝?”林昭对这一问题早就胸有成竹,她是从女性的直觉得出结论的。例如有一次她说:
“我去过一个小工厂,只有二十几个人,大半是女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工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公私合营’,可合营以后,第一个变化就是管理层从两个人变成了七个人,这些人整天开会却很少关心生产。女工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工资却反而下降了。更糟糕的是,女工们的家里常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需要临时请假什么的。以前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只要活干的好,老板是好说话的,现在干活好坏没有人重视,问题能不能解决取决于能不能‘体会领导意图’。时间长了,女工们越来越依附领导的‘长官意志’,越来越失去了人的尊严。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十月革命产生的苏联,肯定是‘巴丁’们的黑窝,而不是‘格利’们的家园。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更是如此。”
对于同一个问题,我较晚才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十月革命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失败,沙皇在俄国复辟,或者某一共和主义的独裁者篡夺了胜利果实,则俄国将出现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些反革命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之后,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就成了他们的遗嘱。由于在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执行这一遗嘱,在俄国复辟帝制,诚然,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帝制是一种变了形的帝制,一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一般地说,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林昭听了感到意外,她问我: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了新发现?”
“不!对马克思的学说我只知道一点皮毛,但我认为,我对物理学有新发现。”
我以为林昭会嘲笑我,但她没有。过了几天,她突然问我:“能给我这个外行人说说你的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吗?”
“能!我正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倾诉呢?”
“为什么偏偏是我,我对物理学可是一无所知!”
“要的就是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人,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物理学的知识,就有了这种知识带来的偏见,而有了这种偏见,我的话他就一句也听不进了。”
“是吗?那你说说看!”
“商人们赶着骆驼在沙漠里走路时,只要大方向定了,就跟着骆驼走,骆驼会选择一条特殊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其他路线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很久以后,人们才终于弄清楚,原来骆驼选择的路线是重力最小的路线。
“……”
“动物的感官往往比人灵敏,鹰比人看得远,狗的鼻子比人灵,蝙蝠能听到人听不到的声音,骆驼就更奇妙了,它能辨别身处不同的位置时背上所负的重量的细微的区别。”
“你是说骆驼选择的路线是使它感到背上所负的重量最轻的路线,是吗?”
“对!我说我正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倾诉,除了因为你对物理学一无所知以外,还因为你总能即时领悟问题的关键!”
“还是先说说你的骆驼吧!”
“骆驼感到背上所负的重量轻,就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小一些,你知道‘重力加速度’吗?”
“知道。”
“还有,你听说过在高山上,‘重力加速度’比山下要小一些吗?”
“听说过。”
“因此,在地面附近,‘重力加速度’随着空间位置的改变而改变,对吗?”
“对!”
“为了表现这种改变,我们只要测量出地面附近的每一个位置的‘重力加速度’就够了,对吗?”
“对!”
“在数学上,如果为每一个‘位置’给出某一确定的数量,我们就说有一个‘数量场’,场合的‘场’,场所的‘场’,场地的‘场’……”
“行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场’了。”
“这个‘场’字实在很重要啊!”
“不就是指为每一个‘位置’给出某一确定的数量吗?”
“对,在这种意义下,‘场’是指一个‘函数’,而且是一个‘位置的函数’。但这只是数学家们的看法,在物理学家们看来,就不仅如此。”
“他们怎么看?”
“我曾对你说起过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记得吗?”
“记得,你说他是最早的原子论者。”
“他说过,世界上除了原子与虚空以外,什么也没有,记得吗?”
“记得。”
“他说的‘虚空’,似乎也不是一无所有,有时他说原子是坚实的东西,而‘虚空’则是稀薄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下,物理学上的‘场’就像德谟克里特的‘虚空’。”
“你是说物理学上的‘场’就是某种原子之间的‘稀薄的东西’,是吗?。”
“可以说‘场’是某种‘稀薄的东西’,但说它是‘原子之间’的东西就不确切了。物理学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与虚空”的对立改成如下说法:世界上除了‘实物’与‘场’以外,什么也没有。在这里,‘实物’的‘实’是 ‘果实’的‘实’,‘实在’的‘实’。”
“‘实事求是’的‘实’!‘有名无实’的‘实’!”
“对!太阳,地球,石头,原子,电子……等等,都是‘实物’;而刚才说的在地面附近,每一个‘位置’有一个‘重力加速度’,则是一种特殊的‘场’,叫‘重力场’。”
“我听说过‘重力场’。”
“‘重力场’是‘引力场’的特殊情形。‘引力’就是牛顿称为‘万有引力’的一种力,太阳,地球,石头,原子,电子……等等都有引力,确切地说,都有‘引力场’,‘重力场’就是地面附近的‘引力场’。”
“我也听说过‘引力场’。”
“在地面附近,除了‘高度’以外,我们还用什么来表示一个位置呢?”
“用经度和纬度。”
“对,对于地面附近来说,‘经度’、‘纬度’和‘高度’确定一个‘位置坐标’,但这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的‘位置坐标’。”
“你说过,这是‘相对坐标’。”
“对!如果以太阳为参照系,我们会看到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我们会看到一幅‘动态的图景’:‘重力场’伴随着地球绕太阳运行;或者说,地球携带着自己的‘重力场’绕太阳运行。对吗?”
“好极了,和你说话真省力。”
“你不是多次说到类似的图景吗?最近的一次是阐述关于‘绝对与相对的相互依存’。”
“可惜的是,除了你以外,我再也没有第二个知音。”
“不至于吧,这里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问题就在这里,费尔巴哈曾说,在这个充满了荒谬的妄想与卑鄙的成见的时代,我的哲学正由于它简单而不能被人们理解。现在我的处境和那时费尔巴哈相似,我的物理学也是由于它简单而不能被人们接受。”
“你说人们不接受地球携带着‘重力场’绕太阳运行吗?”
“差不多!人们不接受的是:电子携带着自己的‘电磁场’绕原子核运行。”
“这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因为物理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电子有一个自己的‘固有电磁场’,有一个像影子一样伴随它的电磁场,这就使他们误入迷途。”
“是吗?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物理学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是所谓‘量子现象’,例如,一向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波’的光在某些实验中显得像‘粒子’,而一向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粒子’的电子在某些实验中显得像一种‘波’。但是,只要考虑到电子有一个固有电磁场,这一切现象就都显得极为简单而自然了。”
“为什么物理学家们不愿意接受电子有一个自己的‘电磁场’这一事实呢?”
“说来话长!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库仑也在静电学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定律,叫‘库仑定律’。它在形式上与万有引力定律极为相似,说的是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也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只不过在万有引力定律中,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决定于它们的‘质量’,而在库仑定律中,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决定于它们的‘电量’。在万有引力定律之后,引力理论一直停滞不前。而在库仑定律之后,电磁理论却飞速发展起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把电学、磁学、光学以及关于热辐射的理论都统一到他们的‘电磁场论’之中。在这以后,有一个荷兰人叫洛伦兹,把‘电磁场论’与‘原子论’两大巨流汇合起来,建立了‘电子论’。这个洛伦兹是物理学王国中的凯撒,而他建立的‘电子论’则是物理学的顶峰,在那以后,物理学就误入迷途了。”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吧!”
“我想,也是未来物理学家们的看法。”
“‘未来’是什么时候?”
“遥远的、遥远的将来。”
“你真是生不逢时!”
“我是天边的一颗清冷的孤星,无意与处于中天的灿烂的群星争辉。”
“算了,还是说说你的物理学王国中的‘凯撒’吧。”
“我们全都熟悉永久磁铁的行为:它能吸住铁钉等小物体,又能吸附在铁门等较大的物体上。虽然这两种吸引是一回事,但磁铁在这两种情形下所处的地位不同:当它吸引铁钉时,它是主动的一方,就称它‘甲方’吧;当它被铁门吸引时,它却是被动的一方,是‘乙方’。电磁学的起步,就是把库仑定律所涉及的两个电荷分成甲乙两方,作为甲方的电荷激发一个静电场,作为乙方的电荷则在该电磁场中受力。这种划分伴随着电磁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现在,电磁学的基本方程有两组,一组是麦克斯韦方程,描写甲方的行为;另一组是洛伦兹力方程,描写乙方的行为,整个电磁学都可以从这两组方程演绎出来。”
“慢点,我记不住一个又一个的专业名词,就记住了甲方与乙方!”
“这就够了!这种甲方与乙方的划分成了电磁学的一个框框,电磁学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框之内解决,但这个框框也妨碍了电磁学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对于电子所激发‘固有电磁场’来说,这一框框就碍事了。电子激发固有电磁场,它是甲方,但电子也在这个固有电磁场中受力,因此它也是乙方。总之,只要考虑到电子的固有电磁场,电子就既是甲方也是乙方,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所谓‘量子现象’中的一切困难就会立刻迎刃而解!”
“怎么迎刃而解,你举一个例子!”
“首先,电子有电荷,电子的运动,内部运动与整体运动,就形成电流。于是一束电子就形成在空间连续分布的电荷与电流,这种电荷与电流作为甲方,按照麦克斯韦方程激发一个电磁场,它是电子束的固有电磁场;另一方面,根据洛伦兹力方程可以得出结论:电子束的电荷与电流作为乙方,会满足一个类似‘欧姆定律’那样的方程。既然电子束既是甲方又是乙方,这两个方程都成立,这就得出了一个最原始的量子力学方程——克莱因-戈登方程。”
“太专业,我不懂!”
“那就说一点更具体的,有一种电子束叫‘单色电子束’,其中的每一个电子都以同样的速度、沿同样的方向做等速直线运动,这种电子束的固有电磁场是一个单色平面波,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布罗意波’。像光波一样,德布罗意波也是电磁波,只不过光波是离开了波源的电磁波,而德布罗意波则是伴随着波源的电磁波。当德布罗意波遇到一个小孔时,就会像光束一样衍射。不同的是,光束的衍射图形通过光的能量的疏密表现出来,而电子束的衍射图形则通过电子的数量的疏密表现出来。”
“还是不懂!”
林昭皱起眉头,我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再见面时,林昭主动回到物理学的问题,她说:
“你说说‘测不准原理’吧,听说正是这个原理把原子世界与我们看到的世界区别开来。”
“你怎么知道‘测不准原理’?”
“这些日子我看了几本介绍量子力学的书。”
“原来如此!这么说吧,一束电子由于有一个自己的‘固有电磁场’,这些电子之间就有一种相互作用。因此,一个‘电子束’不是一群散兵游勇,而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它有一定的‘队形’。例如,‘单色电子束’的‘队形’就是诸电子在整个空间均匀分布。记得‘单色电子束’吗?”
“记得,就是你上次说的每一个电子都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向作等速直线运动的电子束。”
“对!‘单色电子束’中的每一个电子都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向作等速直线运动。现在让我们想象你自己是某一‘单色电子束’中的一个电子,如果在某一时刻,其他的电子突然消失,则你还是继续以原来的速度作等速直线运动。这就是说,你在电子束的队伍中运动,就像你单独运动一样,不受队伍中的其他成员的任何干扰。但是,一旦你的运动因故脱轨,则电子束的集体力量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你重新回到原来的运动状态。你说,电子束这样的集体,像不像《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种‘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你真会联想,但是这一切和‘测不准原理’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刚才说的电子束的‘队形’本来是电子束的性质,是大量电子的‘群体’的性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被物理学家们理解为单个电子的性质。还是回到刚才的比喻吧,假定你林昭是一个电子,而一位观察者知道你在某一‘单色电子束’中,除此之外,这位观察者对你一无所知,但他却非常熟悉你所在的电子束,特别是,他知道这个电子束中的每一个电子都以某一速度运动。因此从‘林昭在这个电子束中’这一前提他立刻知道了你林昭的运动速度,在这种意义下,他说林昭的‘运动速度’是‘完全确定’的。但是,他从你所在的电子束中的诸电子在空间的‘位置分布’能知道你一些什么呢?如果这个电子束的诸电子集中在一处,他立刻就知道‘林昭出现于该处’;如果这个电子束的诸电子在空间的分布有密有疏,他还可以说林昭‘出现在电子密集之处的可能性大一些;出现在电子稀疏之处的可能性小一些;不可能出现在没有电子之处,’等等。但是,刚才我们说过:‘单色电子束’的位置分布是诸电子在整个空间均匀分布。这样一来,关于林昭在空间的位置,他就一无所知了。在这种意义下,他说‘林昭的位置’是‘完全不确定’的。这样,物理学家们就从单色电子束的性质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电子的速度完全确定,那么它的位置就完全不确定了。’而这就是‘测不准原理’的一种表现方式。”
“那么曲折?!”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概念混淆,计算错误和对实验的误解,三言两语也说不清,你说得对,我生不逢时,如果我在量子力学建立之前,或者在量子力学建立的初期建立了我的物理学,那么我会很容易让人们接受它。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的物理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什么牛粪坑,几十年没有打扫,积累的污秽太多了。最主要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那种极端神秘而又莫测高深的思想方法。我在北大学物理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我的同学谁都说量子力学难懂,但他们心里想的都是‘量子力学对别人难懂’,至于他自己,量子力学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他还理解得深刻极了!你想想,谁又愿意相信自己如此深刻理解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呢?”
“这么说,你认为量子力学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听说爱因斯坦也反对量子力学,说说你对爱因斯坦的看法吧。”
“爱因斯坦是最后一个经典物理学家,也是第一个量子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为物理学开创了灿烂的前景,而他的光子论却把物理学引入迷途。”
“狂妄绝伦!还是说说‘相对论’与‘光子论’吧!”
“‘相对’和‘绝对’总是对于某一变异而言的,给定一个变异,在这种变异下保持不变的东西就是绝对的,随着这一变异而变异的东西就是相对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对应的‘变异’是‘参照系的变换’,例如,地面是一个参照系,一辆匀速运动的汽车是另一个参照系。一个坐在汽车上的人,对汽车这一参照系是静止的:他在汽车上没有走动;而对地面这一参照系来说这个人却是运动的:他随着汽车运动。在这种意义下,‘运动’与‘静止’的对立是相对的。当然,这一点用不着‘相对论’谁都知道。爱因斯坦的新发现是一些过去认为是绝对的东西其实却是相对的,特别是‘同时性’是相对的:如果两件事情从地面上的人看来同时发生,那么,从坐在汽车上的人看来就是先后发生的。”
“这倒是很新鲜。”
“现在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接受这些新鲜的知识,而是比较熟练地掌握原来的知识。你说,如果一个物体从某一参照系看来是在放热,有没有可能在另一参照系看来,它却是在吸热。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提:‘放热’与‘吸热’的对立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是绝对的。”
“怎见得?”
“如果我在地面上看到一个壶在冒热气,那么,我坐在开着的汽车上看到的也会是这样。”
“很好,确实如此。放热与吸热的对立是绝对的。此外,辐射与吸收的对立也是绝对的。在物理学中,‘辐射’专指发射光波,而‘吸收’则是指吸收光波。如果我在地面上看到一个物体发射光波,那么,我坐在开着的汽车上看到的也会是这样,对吗?”
“对!”
“那么,一个物体到底是加速运动还是减速运动,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
“这么说吧,如果一个西瓜从一辆开着的汽车上掉下来,由于惯性,开始时会跟着汽车向前滚,后来越滚越慢,终于停下来,这是减速运动,对吗?”
“对!”
“这是地面上的人的看法,但是从一个坐在汽车上的人看来,西瓜在汽车上是静止的,而地面则在后退,西瓜落到地面以后,开始并不随着地面后退,差不多仍然还是静止的,后来却随着地面后退,而且越退越快,直到与地面后退的速度相等为止。这是加速运动,对吗?”
“对!西瓜对于地面来说是减速运动,对于汽车来说却是加速运动,可见加速与减速的对立是相对的。”
“好极了。综上所述,如果对于某一参照系来说,一个物体在某一过程中只有吸收与加速两个效果,则对于另一参照系来说这个物体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就只有吸收与减速两个效果。对吗?”
“对!”
“如果一个物体只有吸收和加速两种效果,即他把所吸收的光波的能量转变为动能,则能量守恒定律似乎成立。但对于另一参照系来说,这个物体却可能只有吸收和减速两种效果,它吸收了光能却反而失去了动能,这就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了,对吗?”
“对!”
“根据相对论,能量守恒定律对一切参照系都成立。因此,对于任何参照系,物体都不可能把所吸收的光波的能量转变为动能,或者说,不可能只有吸收与加速两种效果。由此我们从相对论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物体同时吸收而又加速,则一定还有第三种效果。’对吗?”
“对!”
“可是根据光子论,光电效应就是一个电子吸收一个光子并且加速而没有第三种效果的过程。由此可见,光子论与相对论是相互矛盾的。”
“是吗?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如此明显的错误别人都看不出来吗?”
“事实如此!其实光子论的错误还有更明显的形式:按照光子论,光电效应的过程是在金属中静止的电子吸收了一个‘光子’,从而进入等速直线运动,并脱离金属,成为‘光电子’。但如果一个静止的电子吸收了一个光子,则它一定会沿光线传播方向运动,可是在显示光电效应的实验中,‘光电子’的运动方向却差不多与光线传播方向相反。”
“这就怪了!按照你的意见,怎么说明光电效应呢?”
“当光线照射金属时,在金属中静止的电子就进入光波。电子有一个固有电磁场,光波也是电磁场,在电子进入光波以后,这两个电磁场就相互作用,引起一个短促的过程,我称它为‘入光过程’,其效果有三:第一,电子从光波中吸收一份能量,也就是吸收了一份光波,第二,电子从静止转入等速直线运动,成为‘光电子’,第三,电子从真空进入光波。在这里,比‘光子论’多了一个‘第三种效果’——电子从真空进入光波。这是‘光子论’不能表现的效果。这样一来,对光电效应的说明就不再与相对论冲突了。”
“你是怎么想到这种‘入光过程’的呢?”
“你记得中学物理中的‘势能’吗?”
“记得,机械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动能,另一部分是势能。”
“实际上势能不是机械能的一部分,而是‘场能’的一部分。例如,当两个电荷离得很远时,每个电荷都有自己的静电场,如果让这两个电荷相互靠近,则它们的静电场相互迭加,合成一个,这个合成的静电场的能量不等于它们远离时的两个静电场的能量之和,换句话说,因为两个静电场相互迭加,静电场的能量有所改变,这个静电场能的改变量就是这两个电荷的‘相对势能’。我由此得出推论:第一,当两个电磁场相遇时,其能量也会突然改变;第二,这个突然改变的能量有一种转变为动能的趋势。把这一结论应用于光电效应,就得到这种‘入光过程’的说明。”
“你就不能让别人接受你这种说明吗?”
“不可能!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明确地说:‘人家是权威,我信他的还是信你的’?”
“你不能说服别人,就是因为你不是权威吗?”
“不完全如此!还因为物理学糟糕的现状,人们宁愿相信匪夷所思的量子物理学新规律,不愿意相信平易近人的经典物理学规律。其实连爱因斯坦也受到非难,人们责备他想回到经典物理学,在物理学王国里,‘想回到经典物理学’可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其实,光子论正是‘波粒二象性’的滥觞,因此爱因斯坦正是‘匪夷所思的规律’的始作俑者,只不过后来的量子物理学家沿这个方向越走越远,连爱因斯坦也不能接受了。”
“这么说,正是爱因斯坦改变了物理学的方向,从经典物理学转向量子物理学,你相信物理学有一天会再次改变方向吗?”
“相信!因为经典物理学毕竟比量子物理学优越的多,就说对光电效应的说明吧,把它理解为电子的‘入光过程’就自然得出结论:如果电子离开光波以后,将经历一个 ‘出光过程’,其效果与‘入光过程’相反,即:第一,电子发射一份能量,也就是辐射一份光波;第二,电子从等速直线运动转入静止;第三,电子从光波进入真空。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当参照系改变时,这三个效果各自有相应的改变:由于频率是一个相对的物理量,从另一参照系看来,第一种效果的变化是:电子发射的那份光波的频率有所改变。第二种效果显然仅对一个特殊的参照系才成立,在这个参照系,电子的‘终态’是静止的,这要求它有一种特殊的‘初态’。如果是‘初态’改变,电子的‘终态’就不再是‘静止’。第三种效果倒是没有变化。如果电子进入光波以后,又离开光波,则它将先经历一个‘入光过程’,再经历一个‘出光过程’,这个‘出光过程’的第一种效果是发射一份比入射光频率较小的光波;第二种效果是从一种等速直线运动状态进入另一种等速直线运动状态;第三种效果还是电子离开光波进入真空。把这两个过程合在一起,其总的效果是:电子吸收一份光波;又辐射一份光波;并且从静止进入某一等速直线运动状态。有这样三种效果的过程就是‘康普顿效应’。你看,对于经典物理学,从‘光电效应’可以预言有‘康普顿效应’,而对于量子物理学,这两种效应却是大自然强加于人们的互不相干的两件怪事。”
“你说说普朗克的‘幅射量子论’吧,听说爱因斯坦曾为此大为苦恼,他说:‘我要使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同这种认识相适应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这就像一个人脚下的土地都被抽掉了,使他看不到哪里有可以立足的巩固基地。’”
“是的,可我一定能使你感到‘幅射量子论’是早该预料到的。”
“是吗?”
“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两个不言而喻的前提:第一,发射光波的‘光源’是物质;第二,物质是由一个个原子组成的。你同意吗?”
“同意。”
“因此,单个的原子一定可以发射光波,是吗?”
“……”
“这很简单,如果单个的原子不能发射光波,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又怎么能发射光波呢?”
“好吧!单个的原子可以发射光波。”
“原子的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原子发射光波不可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有限过程。在这个有限过程中,原子只能发射一份有限大小的光波。对吗?”
“对!”
“我们把一个原子发射一份光波的过程称为‘元辐射’。既然物质由一个个原子组成,物质发射光波的过程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元辐射’合成的,对吗?”
“对!”
“于是,在物质发射光波的过程中,每完成一个‘元辐射’就增加一份光波,因此光波的能量将一份一份地跳跃地增加,对吗?”
“对!”
“而普朗克所说的‘能量子’,就是某一‘元辐射’中所发射一份光波。由此可见,普朗克的‘辐射量子论’乃是原子论的必然结论:辐射的‘量子性’起源于辐射源的‘原子性’,对吗?”
“好像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生活的比喻来阐明这一平易近人的道理。春节时,孩子们放鞭炮。如果有一位‘大人国’的观察者,他看不见孩子们更看不见鞭炮,但他根据一系列的测量、计算与推理得出结论:在放鞭炮的过程中声波的能量一份一份地跳跃地增加。那么,这位观察者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声波的能量不连续地增加因为声波的波源是由一个一个的鞭炮组成的,而不是因为声波本身是由一个个粒子组成的。在比喻的意义下我们也可以说:发声的‘量子性’起源于声源的‘原子性’。”
“这个比喻不错,它让我明白了‘辐射量子论’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相信,至少对于这一个问题,你比爱因斯坦说得更明白。”
“我总算有了一个知音!”
“真的吗?”
“在这个星球上,我只有你一个知音,而你却不是学物理的,你能理解我的痛苦吗?”
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阴暗而抑郁,似乎从心的深处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悲哀。过了一会,她反问我: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痛苦’在身体里翻滚,似乎只要割开一个口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
“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名扬天下,大有作为。我想那时你的妻子不会是我,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仿佛是命定的五月十九日正在大踏步迎面而来。现在想起来,林昭似乎预感到大难将至。五月十九日以后,我俩同时被卷入狂潮,处在风口浪尖上,甚至连见面点头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反右运动晚期,我俩都被划成为右派,都被孤立,才重新开始约会。记得在一次舞会上,我俩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那以后又发生了种种事情,往事不堪回首。幸运的是,记忆已经模糊,而且,用诗人的话来说,“心的深处,没兴激起回忆的涟漪。”然而,我还记得我和林昭的如下对话。我对林昭说:
“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如果说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林昭对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她说:
“当我加冕成为‘右派’以后,我妈妈用惊奇和欣赏的眼睛端详我,好像说:‘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成熟了。’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右派’这一桂冠的份量。无论如何,这一个回合我是输了,但这不算完。‘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事情就是这样颠三倒四:我从小看《水浒传》,却用《红楼梦》中的词句来为自己作结论;林昭似乎整天沉浸在《红楼梦》的虚幻世界里,却用《水浒传》中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抱负。我这个七尺须眉,在反思自己或许是最辉煌时期的所作所为时,竟联想到某个苦命丫鬟临终时的哀诉;而在同一时刻,大家闺秀林昭却在吟一位山大王的反诗。
我和林昭的交往在这里划上了一个逗号,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下文的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