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茅盾的悲剧能够作为后世的一面镜子，倒也不失为一种贡献。
但是，谁又能保证茅盾这面镜子会起到照亮后人的历史作用呢？
1949年以后文化界最初发动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例如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茅盾基本居于局外人或批判者的位置，所谓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生存于从来就是丛林社会的中国来说，是基本的生存法则，也是通行的潜规则。然而，人毕竟有起码的良知和价值判断，一旦问题超过最低尺度或累积过多，便会产生刺激效应，压抑久之就要流露，甚至倾泻。之后的“反右”运动中，茅盾便经历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甚至差点阴沟翻船。
一、陷入“阳谋”
在“大鸣大放”的初期，茅盾大概也是真心相信了最高层的整风动员，比较热情地参与到其中。据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摘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记录：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老舍发言说：“我的四个小孩都不学文艺。我们写不出东西，很痛苦，他们都看见了，不愿意像我们这样痛苦，所以他们不干文艺。一切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现大悲剧，王蒙小说发展下去，老干部的下场是投河，惊心动魄，这不合人民内部解决办法。我们的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可我们这样写出来又不能赶上古典……”话还未完，茅盾接过话头继续说：“我有过同样想法。现在有没有悲剧？一般说也可以说有的，如官僚主义是思想方法问题，碰得头破血流，也可写得痛快淋漓。”对照此前那些官样的文章，可以发现，茅盾这番话可以说是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如果不是“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恐怕茅盾是不会这样性情地无拘无束地公开表达。
1957年5月15日下午，李维汉主持召开了民主人士参加的统战部会议。这一天的会议发言情形是这样的：最先发言的是马寅初，他的意见比较“保守”，说的是“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接着是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他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然后是茅盾发言，暂且不表。茅盾之后发言的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刘清扬，她虽然大讲“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但也从侧面中揭示了“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等问题。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先列举有人概括的三种机关人事情况是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无名无实，然后说，“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这一次最后发言的是民主人士张奚若，他用十六个字总结了政府工作中的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5月1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翔实报道。
在这样一种轻松、自由、畅所欲言的氛围下，压抑多年的茅盾，也终于一反往日的温和、内敛，大胆鸣放起来。茅盾开篇就说，“问题太多，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接着他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三者间的关系入手，说宗派主义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情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又常常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对此茅盾总结道：“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针对宗派主义的问题，茅盾说，不懂业务的党员领导只重视更高一级的党员领导，却极度轻视非党专家的意见，“这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的原因？”针对官僚主义，茅盾分析说，“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都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外行”，“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结果迫使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被称为‘进步’云云”。针对被统死的出版工作，茅盾满腹怨言道：“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如果要改弦更张（我看是到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决心必须来自最高方面。”公平地说，相比于李慎之、林希翎、储安平等犀利的“右派”言论，茅盾这番肺腑之言，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绌了。但是，如果比较茅盾1949年后的历次发言，这一次，却也是破天荒地语惊四座了。
因为这是预设的“阳谋”，据茅盾的儿子韦韬讲，事后“有关方面”及时暗示茅盾的发言有错误，“要汲取教训”，据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讲，在内部排队中茅盾还是因此被定为“中右嫌疑”。对于这种暗中保护和网开一面，既有见人下菜碟之感，又存在有目的地整人之嫌。难怪杨献珍当年私下里说：“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阿伦特说：“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只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二、积极表态
如果从茅盾自身和“反右”的历史结果来说，他侥幸地躲过这一劫，真是要感谢“组织”，因为就在这一天，领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了党内干部阅读。文中写道：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
右派有两条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文章的愤怒和大加挞伐的用意都已经很明显了，只是最佳时机还未来到。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当天，最高层向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既然因为自己的冒失险些酿成大祸，既然最高层已经暗示“何去何从”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茅盾当然要选择归队、站稳立场了。但是，仅仅“夹紧尾巴”还不能算“改邪归正”的，这一点茅盾早就心领神会。
在第一篇发表在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表态文章《“放”、“鸣”和“批判”》中，茅盾开篇立意说：“批判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正是大‘放’大‘鸣’中必不可少的大‘争’。”接着，他又痛心疾首地指出，右派们“集中火力，打击积极分子，不分皂白地丑诋积极分子都是胁肩谄笑之徒；这是企图威胁积极分子，孤立共产党”，“右派们钻这空子，夸大事实，企图在群众中间降低党的威信，动摇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诱使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中间分子跟着起哄”。这样的说辞，固然符合那种模式化的批判话语，但最后一句，是否多少也有些切身体会呢？茅盾继续批判道：“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倒退下来，退到哪里去呢？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么？如果他们是这样想的，那真是白天作梦！中国如果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跟着来的绝不会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而是只会招来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复辟，招来了殖民地的命运，招来被奴役！”表面上看，茅盾这番话意在重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是话语逻辑则完全混乱，因为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如果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跟着来”的若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呢？那样岂不就不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复辟、殖民命运和被奴役的结果了。显然，茅盾在这里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批判造声势，至于学理是否严谨，恐怕管不了那么多了。
在1957年6月26日《文汇报》上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茅盾一面继续批判右派言论和行径，如说：“右派野心家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进攻，现在看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根据报上所揭露的材料），右派的骨干分子是哪些，现在亦陆续在暴露出来了”；一面针对“中间分子”剖析道：“中间分子之所以跟着起哄，当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上和右派有共鸣。他们好像自己以为是帮助整风，而其实是从右的一面表示了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不满情绪；这就证明了他们的思想改造功夫没有做好，虽然他们自己是不肯承认的。”为此茅盾倡议道，既要“踊跃参加‘鸣、放’”，又要“时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自己头脑里的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斗争，换言之，即在鸣、放之中继续厉行自我教育——即思想改造”。如果结合茅盾的“冒失”发言，这样的文字怎么看起来都有点像他的夫子自道——在检讨自己思想改造得不好。如果言中了，那么可以想见茅盾背负了怎样的压力，又怎样聪明地不失时机地化解了这一压力。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茅盾一边肯定了1949年来的文化成绩，一边驳斥“右派”对文化工作各种“今不如昔”的言论，并将文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作家、艺术家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出路只在于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同时，茅盾也紧密配合最高领袖的指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修正主义”。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在文化艺术部门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否定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必要性，等等。一句话，修正主义企图为资产阶级夺取对文化艺术的领导，借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造自由市场，使毒草滋蔓，毒液横流，毒化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资本主义复辟作思想准备。”茅盾还进一步指出：“许多人发出种种错误议论，或者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把局部现象夸大成为全般事物；或者由于他们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于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不习惯，在惊涛骇浪中迷失了方向，受了右派分子的影响而随声附和；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最后，茅盾发出号召：“我们必须同这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加以歼灭。我希望文化界同人一致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展开论争，辨明是非，坚持真理。已经上了右派当的人，应该赶快回头，同人民一起跟右派作战。”
在发表于《文艺报》第十七期的文章《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中，茅盾针对文艺界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的观点批驳说：“这种荒谬的思想，表现在组织问题上就是今天已经暴露出来的要把党的领导从刊物编辑部排挤出去的阴谋活动。”针对1949年前后“党委退出高等学校”的呼声，他区别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学校中发展“反动组织”，是“腐蚀青年”，是“进行法西斯思想教育”；而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保证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防止反革命分子活动”，并说这“不仅是思想问题而是立场问题”。针对“为什么文艺团体内一定要有个党组织”、“作家为什么要由作协来领导”的问题，茅盾解释说，中国作协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同业工会性质的作家组织，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不但要求会员遵守“六项政治标准”（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辨“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本文注），还要借此来“推动文艺运动，来发展文艺队伍，健全文艺组织”，并进一步强调说“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作协作为“思想战线的一翼”要“坚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最后，茅盾指出，不但要与文艺工作中的右倾思想作斗争，还要和“自己身上的右倾思想作斗争”，因为“自己身上的右倾思想，就是文艺理论和实践上的，从最明显的对于工农兵方向的反对或怀疑，到比较地可以算是一个理论问题的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可以割裂的说法”。
在发表于《文艺学习》1957年第9期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驳右派的一些谬论》一文中，茅盾针对教条主义辩解说：“过去的一部分批评文章还有教条主义，是一部分的批评家没有好好执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甚至违反了这方针的缘故。”“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并没有提倡过公式化、概念化。”针对粗暴批评导致作家不敢下笔，茅盾辩解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有些作家所写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认为是粗暴的教条主义批评吓坏了他们，以致他们‘只敢’这样写之故。”而根本原因是“他实在还不熟悉劳动人民，因为他的思想情绪还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即因为他还没有足够地在劳动人民中生活而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茅盾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对于思想改造之必要不但三心两意，而且阳奉阴违，而在这次右派进攻时他们就说出真心话，诋毁思想改造方针。而且讥笑工农兵方向为‘教条主义’，束缚‘创作自由’。这些荒谬言论其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下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针对“写真实”的问题，茅盾辩解道：“主张‘写真实’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他们的所谓写真实就是要写生活的阴暗面……最近揭露的事实，正也表明了一些右派分子在‘写真实’的幌子下恶毒地进攻党，进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我们的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之后，茅盾还先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永远胜利前进》、《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关于所谓写真实》等文章中，继续配合主流政治，清肃“右派”的各种言论。这一次他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了，再也没有前几次政治运动时的闲暇和轻松了。
三、接受实践考验
当然，仅仅是撰写表态、驳辩性的文章是不足以表现坚定的立场和战斗的思想，他还需要在具体批判运动中接受考验。然而，第一个面对的批判对象竟然是丁玲、冯雪峰这一对老朋友。
“丁陈反党集团”案，是文艺界“反右”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关于丁玲事件，早在“胡风事件”后就已经开始。从1955年8月3日起到9月6日为止，作协党组共召开十六次批判丁玲的会议，身为文化部长和作协主席的茅盾，并未积极参与。一来，他认为这主要是党内宗派问题，自己是民主人士也不便介入其中；二来，茅盾本人与丁玲关系还算要好，毕竟她是自己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教过的学生，虽然丁玲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得意之极了，但总也还有一份师生情谊。原本，这次批判在1956年有过“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短暂态势，然而在“反右”风暴来袭之时，丁玲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从1957年6月6日到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共举行会议二十七次，其中批判会是二十四次。
茅盾起初依然作壁上观，直到7月25日的复会上，才勉强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1957年8月3日的第十次会议上，茅盾做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的书面发言。文中，他一面指斥丁玲说：“不肯承认错误，甚至花言巧语，企图再欺骗党，蒙混过关，那就是错上加错，愈陷愈深。如果这样地在大庭广众之中玩弄手段，公然欺骗党、欺骗同志们，而心里毫不感到羞愧，精神上没有负担，那只能是丧心病狂的人，才做得出来……对于丁玲同志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一面警醒和点拨丁玲赶快承认错误，放下面子，不要以为承认错误“就从此不能做人了”。茅盾还说：“这样的洗心革面，是要忍痛的；但不这样忍痛，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可惜的是，茅盾好心的蓄意提示，没能帮助丁玲过关，而这些批判之词，则作为历史永载史册。
8月7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公开作了报道。8月11日，《文艺报》以《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作了报道。8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开始把批判的矛头转向冯雪峰。8月14日，夏衍作了轰动文艺界的“爆炸性的发言”。《人民日报》8月26日以《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大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为肩题作了报道。接下来是批斗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这期间，茅盾因“病”请假未与会。
形势急转之下，在9月17日一千三百五十人与会的总结大会上，茅盾继陆定一、周扬、郭沫若后，做了《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的报告。文中，他继续批评道，“丁、陈反党集团”的文艺思想就是“躲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思想品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丁玲的个人主义尤其严重，她的行为，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到了不择手段，向党进攻”；“冯雪峰的文艺思想跟胡风的文艺思想基本相同”，都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上海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是雪峰的野心与胡风的野心互相勾结而且互相利用的结果”；“章罗联盟有计划地向文艺界钻空子，妄图夺取领导权，而且也计划到如果夺不到领导权的时候就来个分裂，拉一批人出去办剧团，办刊物，唱对台戏”；“章罗联盟的这些阴谋，在不少场合是有党内的右派分子作内应的。丁、陈集团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的成员，就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联系。”最后他警告说：那些有反党言行的人，“在这次斗争中真能无情地解剖自己、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如果依然口是心非，希图蒙混过关，那就是最后毁灭了自己”。饶有意味的是，茅盾在这个讲话中，还针对“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的口号批评说，这“是从侧面来诋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人“有的实在是没有尽职，有的实在是想要滥用职权、达到私人目的，或者达到小集团目的”。不知道是不是茅盾健忘，他在此前的政协会上不也是发过“有职无权”的牢骚吗？只是当初没有人予以指出，否则真不知道茅盾该如何辩白。
茅盾在“反右”运动还有一大败笔，就是针对年轻作家刘绍棠的批判。在《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中，茅盾直言不讳地说：“刘绍棠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党的培养下，得到了初步的成就；然而他就骄傲自满起来，个人主义越来越滋长，终于发展为反党，堕落为右派。”茅盾还将刘绍棠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联系起来，说他们都是“不肯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和忠告”。之后，他批评刘绍棠把《讲话》理解为“纲领性的部分和策略性的部分”，“没有提到立场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是“十分荒谬的”。他还批评刘绍棠的“独立思考是反党的，反马列主义的，正是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从反党、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自称的‘独立思考’是一样的”。在刘绍棠已经“检讨”的情况下，茅盾于1957年10月11日批判刘绍棠的大会上，又做了题名为《我们要把刘绍棠当作一面镜子》的讲话。讲话中，茅盾以一副老前辈、老资格的姿态，训斥道：“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所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
面对茅盾在“反右”中的“过激反应”， 《茅盾人格》中有这样的文字：“而今评价茅盾当时的政治品格，我们固然可以谴责他明哲保身的私心，但要作更为本质更为宏观的历史评价，我们只能归咎于极左思潮和执政权力在这特定时代的畸形结合。历史似乎和这一代精英开了一个大玩笑！其后果却十分惨重：不论毛泽东、周扬，还是郭沫若、茅盾，这一代精英的政治品质，都被特定时代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地扭曲了！这个历史悲剧，只有一个贡献——给后人留下了避免重蹈覆辙的一面历史的镜子。”是的，如果茅盾的悲剧能够作为后世的一面镜子，倒也不失为一种贡献。但是，在根本问题还未搞清楚之前，在没有认真清理和反思那段历史之前，谁又能保证“极左”思潮不再来？谁又能保证茅盾这面镜子会起到照亮后人的历史作用呢？
（摘自：《温故二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