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校园右派”，即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右派”，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的优点与缺点，我们的功绩与过失，我们的崛起与沦殁，都刻有这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反右运动”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活着的人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试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这个群体作一个盖棺之前的论定。

在“反右运动”中，我们被说成是“野心家”，还说我们“对党有刻骨仇恨”。当年我正在北大，是运动的对象。我不知道那时北大校园里有没有年方弱冠的“野心家”，倒是真有“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可据我所知，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些真正仇恨党的人并没有成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明智”地一言不发，或者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套话。反之，我们被划成右派，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青年对党并没有仇恨，只有忠诚与热爱。当年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未必是我们这个群体历史上的闪光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校园右派”，本来就是一群一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人。

因为我们一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向党奉上了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当年所提的意见和要求的正确性和预见性，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然而，也正因为我们一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之前，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今天，我们不想回避这一问题，相反，对于我们祖国所经历的无尽劫难，我们将勇敢地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一份责任，但也理直气壮地拒绝把不该我们负责的罪过硬扣在我们的头上。

在“校园右派”中，大多数人在上大学之前只是在校的中学生。诚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为'镇压反革命’摇旗呐喊；曾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成就’欢呼雀跃。”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一向被认为是“朴素的阶级感情”的表现！被认为是对阶级敌人的蛊惑“一尘不染”！正是“反右运动”让这些“一尘不染”的孩子们领会了他们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的真正含义：每当这样一个孩子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时，周围的同学立刻为“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入”而摇旗呐喊，为“又揪出一个”而欢呼雀跃。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意识到自己过去多么幼稚无知，多么麻木不仁。尽管如此，过去的他也仅仅是幼稚无知、麻木不仁而已，既没有为灭绝人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充当过打手，也不曾为灾难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推波助澜。如果谴责他是“对专制合法性认同的奴才”，那就太不知分寸了。

在“校园右派”中，绝大多数人曾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争先恐后地为“保家卫国”而报名参军，其中的佼佼者曾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倒在“联合国军”的枪口下，却在回国后中了“阳谋”的子弹，从“最可爱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不可接触的贱民”，甚至有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的士兵开的第一枪，把这场战争理解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说不过去的。从根本上说，朝鲜战争是一场“两大阵营”争霸的战争，对双方来说都不能说是正义的。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人却为这场战争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对于过来人，当年的朝鲜战争实在是自己心路历程上的一道伤心岭！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当年的志愿军战士们本人有什么过失。如果有人谴责当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为是“助纣为虐”，反过来颂扬当年拒绝参军、或参军以后当逃兵的行为“有先见之明”，那就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了。

在“校园右派”中，有些人在上大学之前曾经积极参加当年的各种运动，例如林昭就曾经参加过土改运动。诚然，当年的土改运动在完成农村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的名义下，有太多的负面效应：土改运动用暴力“消灭地主”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使大批地主的儿女失学几乎造成中学生的“断代”；土改运动“打击富农”破坏了农村主要的生产力，至今还未能恢复；更糟糕的是，从深远的社会效果来看，土改运动没有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创造条件，却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奠定基础。

当年，林昭投身土改运动日以继夜地工作，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她那时还那么年轻，看不到土改运动的全貌，更不可能知道其深远的后果。但她恰好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看到了一些新社会的阴暗面，觉察到“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从而孕育了后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因此，我们决不认为参加土改是林昭短促而光辉的生命中的一个污点。如果有人因此而谴责林昭是“自上贼船，为虎作伥”，那只能是别有用心。

在1957年整风运动之前，正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卡拉说的： “我们太年轻了……！”我们“校园右派”在这一时期所犯的各种错误都是由于年轻人的轻信。马克思曾经说“轻信”是最能原谅的缺点，可对于我们，这一缺点却给我们带来一个接一个的灾难。

生活太复杂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更是颠三倒四，追究我们“校园右派”在这一时期的行为的历史责任将是一个历史学与伦理学的难题。但相对说来，通过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行为来透视我们的道德品质却容易得多。人们的行为的社会效果会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的行为所表现的个人秉性方面的特征：是正派还是邪恶，是坚强还是懦弱，是与人为善还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是为理想献身还是损人利己……却不会随着他们的行为的社会效果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并不否认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始终相信，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的上面，还有永恒的人性的晴空。

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尽管“红旗下”的“江山”灰暗而又血腥，但我们的前辈当年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却接受过人类先进思想的指导，有过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在共和国初建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幸运地得以在他们的先进思想和英雄行为的余温下成长，生活在一种进取、独立思考而又互助互爱的精神环境之中。想起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至今还感到甜丝丝的。诚然，这种精神环境使我们长期带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新中国的现实，但它也造就了我们“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特殊素质。

与后来的“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迥然不同，我们“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行为方式立足于理想主义而不是立足于愚昧，我们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不需要某一“人民的大救星”每日每时的教导以及无所不在的庇护。我们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而不是由一些“小螺丝钉”和其他组件铰接成的一架机器。我们能够分辨“牛虻”、保尔·柯察金式的忘我精神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亡命护羊”以及欧阳海的“舍身救马”的“忘我精神”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座右铭是“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不是“生命诚可贵，马羊价更高”！？

“五十年代”的一代人的这种特殊素质在我们“校园右派”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当年，我们因“响应党的号召”而中了“阳谋”的诡计，虽经九死一生却仍然历劫不悔。今天，我们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从不计较报酬；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忠于职守，决不偷奸取巧；我们珍爱自己，在最严酷的环境下也保持人的尊严；我们相互信任，至今还像兄弟姐妹般相互关怀爱护，与周围其他的人也和睦相处。即使当年在“高墙”之内，我们的劳动还是那么出色，我们的“难友”之间的友情还是那么纯真，甚至使得一同“改造”的“小流氓”们都深为感动。

我并不认为，“校园右派”一个个都是无私无畏的典范，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却是一个非凡的时代留下的非凡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