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到1958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的政治浩劫，它涉及的人群之广大、造成的后果之严重、采用的手段之卑劣，都是文明史上所罕见的。它是一场文字狱和言论狱，也是一场思想狱。凡是对时政的议论和批评，见诸文字或言论的固然在劫难逃，即使只是思想汇报、交心、检查，也都会上纲上线为反党罪状并遭到惩处。
本人以弱冠之年，不幸陷于这场浩劫，回顾当年并无任何议政文章，也鲜有口头批评议论，被冠以吓人罪名的基本上都是学习思考、交心汇报之类的内容，最终竟也忝列“右派”行列，可以说是个道地的思想犯或曰思想“右派”。
（一）
本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学时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接触了一些进步报刊和书籍，真诚地向往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并且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和相关活动。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由于年龄和体格条件不够，未能直接参加工作，但是从中学到大学，一直积极参与中共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为党组织所看重。1953年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并加入了中共组织。以后转入中共上海市委。在反右运动前几年间，得到过单位多次表彰。
我从年轻时起就关注时政，愿意思考种种理论问题。崇尚独立思考，遇事多加思辨，已成为自己的习惯。1956年夏，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严重破坏法制的状况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震动。这件事自然地引起了我和周围朋友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种种问题的思考。随后，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正面阐述了我们党的观点和主张。我和大家一样，如饥似渴地进行了学习，对文章关于个人崇拜的形成背景、根源和危害，关于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的某些环节的分析，更是印象深刻。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机关内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同时还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有关讲话。人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苏共的历史教训，提出了诸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新的方针，总的基调是提倡发扬民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对此，我和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当时市级机关每周五下午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上述一些文件便是学习的基本内容。学习中还特别强调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我总是认真地照办。想不到这竟然成了大灾大难的源头。
（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这个文件在5月1日正式见报，并且号召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帮助中共各级组织整顿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思想和作风。一时间全国媒体大事宣传，各级组织纷纷部署，
中央统战部门连续十来次召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发动大家积极“鳴放”，踊跃提供批评意见。各省市党委也照此办理。许多高等学校、文化事业单位都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热潮。
不过好景不常。这股热潮持续不到一个月，形势就发生逆转。看来当局越来越认为这股热潮有失控的危险，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发生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更让他们紧张不安。于是，毛泽东就在内部发文，声称“事情正在起变化”，悄悄悄部署对所谓“右派”的反击。6月8日，人民日报假借一封匿名信为由，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打响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枪声。从此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媒体一片声讨“右派”之声，许多在“鳴放”过程中积极提意见发议论的人士纷纷落马，陷入“大辩论”的包围之中。毛泽东那篇曾让人充满暖意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时拿出来公开发表，内容大有修改，基调已变成“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是长期的， 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了。
我们机关也同样陷入了这场过山车似的政治闹剧之中。闹剧的主要平台就是机关内的政治学习会议，辅之以某些摇旗呐喊的口号式大字报。就在这样的平台上，生旦净末各种角色纷纷登场。
我本人由于一贯的认真秉性，加上政治上的极度天真，参加这些会议时依然在认真地“联系实际、联系思想”，从而为这场闹剧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这些素材大致上出现在三个节点上：
一是整风开始之时。
整风通知下达之初，上头就要大家高度重视、表态拥护、然后积极投入“鸣放”。开始是对本单位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我对部内的各种矛盾做了一番分析，认为部领导民主作风不够，有些决策主观武断，听不进下属的意见。又认为领导对青年干部的思想、生活、困难关心不够。建议发扬机关民主，加强党支部在机关工作中的监督作用。这当然只是一些具体意见，上不了纲、算不上大是大非问题。但是事后看来，不免有伤那些习惯于发号司令者的尊严，从而令其心存不快。
后来上头再次动员，要求“补充鸣放”，而且要求多谈“大政方针”方面的看法。本人实在天真至极，从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难道身在庙堂之上的决策者，真想听取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草民对“大政方针”的意见吗？当时只觉得既然上级号召，那就要认真对待。
于是就如实表达了近年来在学习文件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主要是认为苏共的历史教训值得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状况只有在死后才得到揭露和纠正，这说明现存体制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影响，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各地各级组织中，首长都是最高权威，事事定于一尊，这就易于滋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种状况应该有所改变。应该加强民主决策，并且在制度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进。另外，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里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也联系实际谈了对其中某些问题的看法。比如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认为：从全国来说刚刚普及了农民土地入股的初级生产合作社，转眼之间就宣布取消土地分红、全部转变为高级生产合作社了。这是不是太快了？生产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一下就取消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农民的思想观念能跟上吗？干部的管理水平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能跟上吗？诸如此类，谈了几点，想不到后来都成了批判的素材、反党的罪状了。
二是反右开展之初。
整风开展初期，媒体上广泛报道了各界在“鸣放”过程中发表的种种意见。尤其是中央召开的历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都摘要加以刊登，人们对此关注度很高。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都成了批判的目标。我们机关不失时机地把它们列为政治学习的内容，要求大家联系思想，查找是否有共鸣之处，然后展开批判。我也按照布置联系思想，谈了些看法。
比如，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发言认为，我们有种种工业方面的设计院，还应该有政治上的设计院；并且提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应该先交给它们讨论。我在学习会上回顾说，当初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发言时有所共鸣，认为人大、政协本来就是政治上的设计院，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机构的议政决策作用，不要让它们徒具形式，只是走走过场。又比如，罗隆基谈到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时，提到有些人心有疑虑，不敢对领导提意见，怕今后遭到报复。他建议人大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可能出现的打击报复的事件；这个委员会也可以受理过去历次运动中遭受委屈的人的申诉。我当初看到这个发言时，也有共鸣，认为对案件的复查是应该由专门的机构进行，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我是从自我检查的角度发言的，说明这都是当时的想法，而现在才认识到这些人的主张都是别有用心的。不过，这种切割等于白说，最后所有的“共鸣”，都成了追随“右派”的铁证。
三是响应“向党交心”之时。
1957年夏秋，社会上反右斗争搞得如火如荼，我们机关一个“右派”都还没有弄出来。这时部领导别出心裁，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过好社会主义的关。声称：只有把对党的政策不理解的、和党的方针不一致的想法都亮出来，丢掉包袱，才能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
于是，学习会议加上组织生活，一再启发诱导，要大家汇报运动以来的思想状况，亮思想、丢包袱。单纯天真的我，不知是计，认真梳理了运动以来的思想演变，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还特别谈了些疑惑不解之处，比如：我们党开门整风，主动要求各党派、各阶层提供批评意见，并且郑重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响应号召提意见了，说得不对可以解释甚至反驳，但是现在却大张鞑伐，一棍子打下去，概以“右派”论罪，这样做妥当吗？既然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我党建政多年了，经过了多次运动的清理和教育，怎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敌人和反动派呢？许多出生入死追随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许多长期与党合作的民主党派老朋友、许多刚进大学的年轻学生，怎么一夜之间都成了反动派了呢？这样做是否树敌过多、打击面过宽了呢？这都是从爱护党出发所作的考虑，也是一个党员应有的表达权利，可是后来都成了反党罪状。向党交心、过好社会主义关等等说辞，竟然成了又一次的欺骗。
（三）
经过上述种种动员、诱导之后，机关反右领导小组收集了各科室干部的大量材料，大部分都是来自学习讨论、交心汇报的思想素材。越是认真参与学习讨论、越是认真交心汇报的人，此类素材就越多。越是消极观望、越是敷衍应付的人，积累的素材也就越少。有位颇有资历的干部，当学习组长要他谈谈对时政的看法时，他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对党的决策从来没有不同看法。一句话封了口，而且全程缄默，反倒被人赞为党性强的表现呢！而我，经过筛选，就成了重点“辩论”的对象之一。
于是，运动从“鸣放”阶段，转入了“辩论”阶段。重点对象的材料被摘编出来（大多是脱离了语言环境、断章取义的东西），指名道姓地发动批判。这时候自有某些“骨干分子”出来定调，带头上纲上线；其他人或趋炎附势、或出于自保，陆续跟上；最后是墙倒众人推，把对方“批倒批臭”。被批者只能洗耳恭听、照单接受，稍有解释说明，便会被斥为“顽固”、“对抗”，群起而攻其“态度”。
比如有关个人崇拜这样的理论问题，那些整人的打手们竟一举上纲为：强调反对个人崇拜，这是要否定领袖人物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实际上是要瓦解党和革命运动。至于认为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缺陷，这是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攻击；提出要作调整和改进，实际上是要篡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几个“实际上是……”就完成了“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就把你“披着的革命外衣”剥下来了。
作为当事人的我当然不服，申辩说：我的意思是要改进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不是攻击、也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些打手回答说：这只是你的托词和借口，只是你披的外衣，你的本质就是要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嘛！本人又申辩说：不是提倡让人讲话、提倡共产党员遇事要独立思考、反对盲目性吗？打手们又答曰：你的独立思考，就是不相信革命领袖嘛，就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领袖之上，你是在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代替对革命领袖的崇拜嘛！
又比如，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说，我认为仅就这个言论本身，要让人大、政协发挥好政治设计院的功能，这也不能算错。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政协是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协商机构，那末，国家的大政方针难道不该由它们来设计、讨论、决定吗？但是打手们的逻辑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国家大政方针是要由共产党中央来设计的。人大和政协都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机构（或工具），党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机构（或工具）把自己的主张变成国家法律、然后再在全国实施的。章伯钧的本意是要篡夺党对人大的领导权，你还附和他，这不是在支持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纲领吗？这不是要否定和取消党的政治领导，妄图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吗？
再比如，有关反右运动的种种想法和不解，这是在向党的组织做的陈述和汇报。说这番话，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为了党的形象着想、希望党好；从消极的方面说，如果说得不对，也希望组织上帮助和指正。这就叫做向党交心。只有相信党、忠于党的人才会真正做这样的交心的。可是在那些翻脸不认人的打手看来，向党交心就是向党进攻。他们对我思考并汇报的问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答、对当局翻云覆雨的做法无法自圆其说，只是重复说“你应该相信党、相信党的方针政策”，或者说“全国人民都在反击右派，你还在怀疑，这不是明摆着的立场问题吗？”按照他们的逻辑，我的种种思考，就是在攻击党的反右运动，就是在为“右派分子”进行辩护，这就成了“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辩论”阶段，实际上就是一边倒式的批斗而已。先是小会，后是大会，气势汹汹，当事人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不过，批判方也多少有点色厉内荏，因为我在机关里一直是个被上下看好的年轻人，出身良好，经历单纯，从小就追求进步参加革命，硬要说成是存心反党，实在也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在批判中更多地使用“实际上（或曰本质上）反党”的概念。他们只好强调张某的思想和言论，表面上披着革命的外衣，“实际上”是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式的诡辩。据说张某之所以会这样，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得到改造的结果。他们把有关人的自由权利的思考和追求，把不愿盲从、坚持独立思想的秉性，都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据说由于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不断发展，思想上就会目空一切，便借口反对个人崇拜而反对革命领袖；政治上就会向往极端民主，便借口发扬民主而反对党的领导，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替代社会主义制度；而正因为头脑里充满了这种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于是在这场运动中就必然地站到对立方面去，为党内外右派辩护。经过这样一番“推理和论证”，一个“实际上”或“本质上”的右派思想犯，就被打造出来了。
后来，机关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向我宣布政治结论时，我曾问他：“你们在结论中大段引用我汇报和交心中的话，这也算是我的罪状啊？”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不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吗？好好改造吧！”——真是蛮不讲理，无耻至极！
（四）
岁月易逝，时光荏苒，而今反右浩劫已经过去六十二个年头。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这场运动作了否定。知识界对这场浩劫的背景、性质、后果、教训，已有许多反思和论述，本人也曾有专文谈过。但是，从整体上看，反思还不彻底，许多遗留问题还没妥善解决。随着难友们相继离世，我们这些亲历者还应努力把更多的历史真相留给后人，决不能让往事就此烟消云散。为此我又撰写了本文，并且补充两点看法：
一、这场运动的发动者、主持者、以及忠实的执行者，实际上都是有违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的。从宏观上看，整风发动时设定的方针、所作的承诺，在半个多月后就可以全部背弃，真是翻云覆雨，还自诩为“阳谋”，实际上全无诚信可言。从微观上看，许多单位的执行者，布设陷阱、诱人入局，以期超额完成反右指标，来保自己的乌纱帽，进而谋求加官进爵。总之，在这场浩劫中，大小官员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把善良的人们推进绞肉机里碾压，还声称是“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这是完全颠倒是非的行为。
二、这场运动是极权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斯大林时期的苏共中央，奉行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专制统治，无视基本的人权和法治，残酷镇压党内外一切异议者，弄得天怒人怨。苏共二十大对此作了揭露批判，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纷纷响应，中共高层也曾表示要吸取历史教训，另辟新路。但是一旦群众行动起来、他们又害怕自己的极权地位遭到威胁，马上就来大事镇压。所以，历史的经验表明，不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统治的制度，不真正走宪政民主的道路，类似反右这样的文字狱、言论狱、思想狱，就必定会反复出现，广大公民的言论、出版、思想表达等自由权利就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为了推倒极权专制的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二十世纪后半页的景象尤为惨烈。如今，制度的转型、宪政民主的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历史的总趋势总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深信这一点，并且决意为此奋斗到最后一息。
（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