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中国知识界的集体记忆中，是最想忘记又最不能忘记的一个痛点。这一年夏天几十万真诚而天真的知识人在执政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感召下和毛泽东“开门整风、欢迎批评”的号召鼓舞下，就党和国家事务问题积极发表意见，大胆进行批评，但很快这种意见与批评超出了执政党所想象的范围和接受的程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受到强力反击，一夜之间他们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跌进充满屈辱和痛苦的深渊，而开始漫长的灰暗岁月。面对执政党“引蛇出洞”涉嫌“诱人入罪”，是为“阴谋”的质疑，始作俑者的毛泽东理直气壮，凛然答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从此，“阳谋”一词，成为制造右派的代名词而印入历史词典。在这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阳谋”中，著名报人、《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的右派遭遇颇具代表性，他有幸被请入中南海而被“事先告知”，又不幸被目为“敌人”而打为右派。他的右派过程，也就是他的命运幸与不幸的急剧转换，让人们看到历史曾经是怎样的误入歧途，而令人叹息。
1957年3月，正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早春时节。徐铸成以民主人士代表身份欣然应邀赴京参加了中共中央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抵京当日，徐铸成即与代表们赶往政协礼堂聆听了毛泽东不久前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个重要讲话录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徐铸成命运的变化开始于这次会议期间，开始于这一录音讲话。
毛泽东讲话主要阐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去斯大林化和匈波事件的发生，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式样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新的思考。不过，在毛泽东看来，经过土改、镇反、肃反、思想改造等系列运动，中共的政权基础已基本稳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执政党本身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们是影响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主要障碍。而整风是克服这三大主义，解决党和群众关系问题，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不二法宝和有效办法。讲话就是专门为此而发。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国内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但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批评监督，帮助改进作风。
毛泽东这一讲话让徐铸成等民主人士听来大受鼓舞，尤其是关于科学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说法，和整风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而是一场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的生动表达，令其感到十分舒畅和兴奋。自1956年下半年中共正式提出双百方针，中国社会悄然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一股久违的自由开放的气息在空气中开始流动，徐铸成从《文汇报》的复刊率先感受到了这一形势的变化。
《文汇报》是去年（56年）10月复刊的。算起来这是《文汇报》历史上第三次复刊。这份1938年1月问世于上海的民办报纸，创办后翌年5月因故第一次停刊。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复刊，其后徐铸成出任总编，文汇风生水起，以锐利的时政言论和独特的新闻视角，赢得读者喜爱，而驰名遐迩。然而，其日益鲜明的民主色彩与自由倾向，使其47年5月再度被当局停刊。48年徐铸成转至香港，同一批左倾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49年上海解放，《文汇报》重新开张，是为第二次复刊。几度曲折，几经艰难，也成就了《文汇报》的声名与荣光。49年之后，在执政党党管报纸的制度规范下，《文汇报》未能延续一贯的办报方针与传统，逐渐失去其独有的特色与风格，读者日益萎缩，经营日趋困顿，而上海市委的有意“改造和逐步消灭”，使其最终难以为继，56年5月不得不宣布关门大吉。不过，由于中央的关注和决定，《文汇报》停刊不久旋又复刊。新复刊的《文汇报》，遵循贯彻双百方针，除旧革新，打破条框，讲究知识，注重教育，内容丰富而生动，文字清新而有趣，使读者喜闻乐见，令大家耳目一新。
《文汇报》从停刊到复刊，时间不过5月，可以明显看出此间中央政治的调整变化。其停刊，诚为地方党委的行为影响，又未尝不是执行中央固有政策之结果；而复刊，则是毛泽东有意而为之。将《文汇报》还有《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人士，让两报成为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发言阵地和意见场所，是毛泽东为落实整风运动战略步骤之一步，也是体现双百方针之一招。徐铸成或未必领会深刻，想到这一点，但报纸的起死回生，并迅速崛起于沪上，受到知识界的广为欢迎，创造了《文汇报》开办以来又一个让人称道的黄金期，实令徐铸成喜出望外，也深以为荣。对此，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徐铸成对中央的开明政策和对自己的关怀（中央批复《文汇报》复刊时，专门批示“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自是深怀感念与感激。
正是这样一层背景，毛泽东的讲话不仅让徐铸成感到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激发了他内心深处一种社会担当的热情。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感到浑身都热乎乎的。”“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多尽力。”傅雷也是难掩兴奋，由衷赞叹道：“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
数天后的3月10日下午，徐铸成再获殊荣，应邀做客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49年以来，作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徐铸成在不同场所多次见过毛泽东，但都相隔以望，受到接见并面对面的交谈，此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徐铸成是何时进入毛泽东视线，引起注意的，已无从知晓，但《文汇报》复刊后别开生面，为毛泽东所青睐，徐铸成因而受到特别关注，则可以肯定。所以，当徐铸成等一行被引入中南海毛泽东客厅，听到康生逐一介绍，毛泽东伸出大手，紧紧握住徐铸成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接着就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其他报纸。”说得徐铸成心里暖烘烘的。
毛泽东邀请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旨在听取对双百方针的有关想法与问题。徐铸成第一个发言，提出自己的疑问，说：“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心中无数。怕抓紧了会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办？”
毛笑道：“你们是做过一二十年的新闻工作了，该好办得多了。我们当年被迫作战时，完全不懂打仗，是在打仗中学习打仗。你们也可以在打仗中学习打仗，日渐取得经验就好办了。还有一点是该努力学习点马列主义。开始学习，可能学不进去，会顶出来，这叫着条件反射嘛，但学多了，瓶子里沾的马列主义会越沾越多。鲁迅当年学马列主义是被迫的，是创造社这批人逼出来的。他学懂马列主义，晚年他的杂文片面性就很少了。”
毛泽东同时承认，办报方面，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我们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文艺有一点，也不多。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
此次座谈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最后问道：“各位在开展‘双百’方针中，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徐铸成说：“我们《文汇报》在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后，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我理解‘双百’方针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畅所欲言。现在一围攻，别人就把话缩回去了。有正面或反面的意见，也不敢尽量发表了。”
毛说：“你的意见很好。这样罢，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写一个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高兴地回答：“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完全赞成。”（《徐铸成回忆录》1998年 页263——264；参见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 页479——480）
这次接见给徐铸成接下来的日子带来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如果说，在此之前徐铸成基于经验对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多少抱有一些疑虑，那么毛泽东的亲口许诺，他对《文汇报》的称赞，无疑是给徐铸成吃了一颗政治上的定心丸，打消了他心中的疑虑，让他在被激发起来的热情与兴奋之中，放心前行，而失去必要的戒慎与警觉。
这也是此次接见留给历史的一大看点。毛泽东不仅“善解徐意”，同时毫不掩饰地对《文汇报》表示赞赏。一个月之后的4月10日，毛泽东召集《人民日报》负责人，批评《人民日报》死气沉沉，落后于形势，并给喜闻乐见的诸家报纸逐一排名，《文汇报》再得殊荣，位列榜首。（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 页514）这对徐铸成，对《文汇报》自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然此后两月，毛泽东一反常态，怒从中起，以“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为由，反戈一击，将《文汇报》打翻在地。这一喜一怒，一褒一贬，翻覆之间，留下了历史反复无常的深刻印痕。此外，另一个看点，是徐铸成发言中提到，其理解“‘双百’方针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为毛泽东所认同。只不过当时双方都不会想到，这一所谓的“高价”最后竟是一种无以估量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甫一结束，徐铸成即率领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团12人中，中共党员有10人，由非党员的徐铸成出任团长，让徐铸成既感惶恐，又“受宠若惊”。徐铸成深深感到，这是中央对他的信任，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也由是达到最高点，当他乘坐飞机飞临泰山时，不由自主地将毛泽东看成是耸于群峰之颠的泰山，这一心情在《访苏见闻》首篇中得以表达。访苏历时44天。访苏归来，国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已是大鸣大放、轰轰烈烈的别一番景象。
徐铸成是5月13日回国，在北京处理完善后事宜，于16日返回上海的。而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思考从整风转向反右的紧要时候。整风是5月1日正式开始的。然而，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的却是非党的知识界人士。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就执政党存在的官僚主义等诸多现象大胆提出批评，积极发表意见，很快，这种批评与意见呈现出一种趋于激烈与尖锐的态势，甚至触及到党和国家制度等敏感问题，超出了毛泽东原所想象的范围和接受的程度，加上学潮与社会群体事件的相继出现，让毛泽东感到一种情绪，一种倾向，一种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潜在威胁，而党内本对整风多有抵触，面对尖锐批评更是反应强烈，诸种因素交集叠加，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不安，使其思想发生变化。于是，在整风不过半个月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主意，调整思路，酝酿由对内的整风转向对外的反右。
5月14和16日毛泽东接连两晚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向党内连发两道指示，要求“各地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瞭他们的面目”；“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 页559——561）17日，《人民日报》据此发表评论，强调“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整风。”毛泽东布局张网，欲擒故纵，准备引蛇出洞的意图，于此清晰可见。
这就是说，徐铸成回国返沪之日，正是毛泽东决定由整风转向反右，准备引蛇出洞之际，也就是“阳谋”酝酿形成之时。只不过，毛泽东制定“阳谋”属党内机密，仅为党内高层所掌握，党外包括徐铸成自是蒙在鼓中，不知就里，全然不觉形势异变，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一张撒向全国的大网已暗中布下。
回到沪上，徐铸成集中精力，埋头写作《访苏见闻》。此时上海鸣放进入最后也是最高潮阶段。在市委宣传部一再邀请下，19日徐铸成参加了上海宣传工作会议的最后阶段座谈。为会上踊跃发言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徐铸成情不自禁，针对社会议论较多的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问题，以《文汇报》社的具体实际，做了题为“墙是能够拆掉的”发言，说，报社内部党与非党之间的“墙”确实一度存在，例如：“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地讨论，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意图？另一位名义上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我们陈述了困难，反映了情况，中央和市委都谅解我们的要求，把这两位同志调开了，另外调几位过去曾在文汇报工作或对新闻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来参加工作。”现在“党的领导加强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墙，基本上已经拆除了；沟，也基本上填平了”。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够互相帮助，相互尊重，坦率的讨论，坦率的相互批评。”徐铸成断不会想到，他的此番本意“护党”和“促进”的讲话，成为被划为右派的主要罪证。
自5月中旬开始酝酿引蛇出洞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鸣放动向，潜心等待反击时机。6月6日和7日相继出现的“六六六事件”（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六月六日邀集六教授讨论时局）和“卢郁文事件”（民革中央委员的卢收到一封恐吓他的匿名信），给了毛泽东这一机会。毛当机立断，决定反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党正式发出反右号令。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由是在全国迅即展开。
一开始徐铸成并没意识到这一运动对于自己的严重性。在6月14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亲自写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后，还漫不经心，以为《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是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三月份还亲口夸奖过《文汇报》，那么，这“一个时期”，当指在此之后，而此后他已出国访问，俟出访归来，便埋头写作，没有全面过问报社事务，因此，此“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于己关系不大，用不着大惊小怪，提心吊胆。甚至6月底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仍对自觉在劫难逃因而忧心忡忡的老友宋云彬宽慰说道：“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
只是到了7月1日当毛泽东再度以《文汇报》为讨伐对象，奋笔写出檄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尖锐指出：“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徐铸成才大梦初觉，感到大难临头，在劫难逃。而毛泽东面对社会对执政党“引蛇出洞”涉嫌“诱人入罪”，是为“阴谋”的质疑，所作回答：“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让徐铸成更有一种欲哭无泪、欲说还休的痛感。原来三月的谈笑风生，春风满面，竟是镜花水月，梦幻一场；所谓的开门纳谏，虚席倾听，另有玄机，别具文章？徐铸成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惟“高价征求批评”，一语成谶，但如此离谱，如此沉重，也不是徐铸成能想象。
即使如此，徐铸成在7月5日的日记中还在写道：“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而事实却是，近一个月前的6月10日，也就是反右动员令发出后的第二天，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召集《文汇报》全体党组成员会议，宣布徐铸成为反党右派分子，罪证有三：一，他在《墙是可以拆掉的》的发言中，宣扬其“拆墙经验”，是调离两个党员干部，毋庸置疑，这是反党大毒草；二，《文汇报》在“鸣放”期间，发表那么多反党文章，他罪责难逃；三，从历史上看，他在解放前的《文汇报》就是右派。（姚芳藻：“小温的座右銘”文汇报http://big5.news365.com.cn:82/gate/big5/wenhui.news365.com.cn/bh/201309/t20130927_1594871.html ）
人们实在难以想象，像徐铸成这样历经两朝、阅人无数、对政治社会具有深刻观察敏锐反应的记者出身的老报人，在反右运动中竟如此反应迟钝，对涉及自身的安危状态失去应有的敏感和判断。这一方面说明徐铸成的自我感觉太好，过于自信而天真，以善心度他人，以为像自己这样49年前在国民党眼中为倾共左派、49年后真心护党的民主人士，与右派是怎么也搭不上界的，而三月的如坐春风无疑也加强了他的这种感觉，以至跌入“阳谋”的陷阱，而全无知觉。另一方面也证明毛泽东谋略之精深，驭术之高妙，无以伦比，“千古一人”，将一场本为党内的整风巧妙地反转为斗敌的反右，可以不露痕迹，点水不漏，同时把徐铸成这样的“铁杆拥趸”玩于股掌，任意拿捏，而毫不心跳。
反右伊始，徐铸成就被定为了反党右派分子，这距他访苏归来不过二十来天。二十来天里，一个被中央信任的人就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右派，一个对毛泽东由衷崇敬的人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反党分子，变速之快，变幅之巨，实出常人所想象，也非常人可理喻。正是因此，会上出现了这样难得一见的一幕：报社编委会秘书温崇实，仗义执言，对徐铸成划为右派提出反对意见，并对所谓的三条罪证逐一进行反驳。他说：第一，《文汇报》两名党员领导干部的调离是党组织的决定，徐没有这个权力。他把这作为他的拆墙经验，是认识上的错误，不能提高到政治问题上来。第二，《文汇报》这段时期的确发表了很多鸣放文章，但这些文章都通过了编委会审查的，编委会难道没有责任？徐铸成那段时间不在上海，他根本不知道那些稿件，怎能由他负责？而且《文汇报》最早发表的一篇鼓吹鸣放最厉害的文章，是宣传部拿下来要我们发表的，想以此作诱饵，诱导大家都来写反对三大主义的文章，存心要把《文汇报》引入火坑，这能怪徐铸成，能怪《文汇报》吗？至于第三点，温崇实说，他更有发言权，因为解放前他是上海地下党联系《文汇报》的信使，对当时《文汇报》方方面面了解得清清楚楚。（姚芳藻：“小温的座右銘”）无人敢说，温崇实所言不是事实，反驳没有道理。然而，在权力就是真理的时代，所谓事实与道理是由权力说了算，而不是事实与道理本身说了算的。反对无济于事，毫无作用。但它却留下了让人心生暖意的一幕，告诉人们，在强大的权力意志面前，历史并非总是输得一败涂地，而一无是处。
在毛泽东撰文公开批判《文汇报》之前，徐铸成就被定为右派，这看起来像是上海市委的自作主张，其实不然。引蛇出洞的想法形成之后，毛泽东5月下旬两次召集地方党委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汇报会上京沪两地一些所谓重要的非党人物已有列入右派黑名单。（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 页606、607）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向以善于领会上意而著称，如果不是上面的精神，上海方面谅不会如此迅速地将不久前还为毛泽东座上客的徐铸成定为右派。在毛泽东眼中，“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是最反动也是必最先打倒的最大右派，既然“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毛泽东语）那么，作为《文汇报》总编的徐铸成自是难脱干系，难逃罪责，尽管徐与章、罗实际并无干系，也尽管徐被罗列的罪证如此不堪一击。为了做实毛泽东的指控，证明《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的实际存在，徐铸成被强行绑架，推上右派的“贼船”。如此，即使没有那天的发言，徐铸成也照样要打右派，原因很简单，政治因目的而裸奔，他的命运已注定。
将徐铸成打为右派而暂时不露声色，不事宣扬，是反右斗争的一个策略，一种技巧，目的乃在稳住徐铸成，通过他的揭发，得到更多更重要的情况。7月的一天，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召见徐铸成，问何以把报办成这个样子，是否受了什么人的鼓励？徐答：“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得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李维汉劝徐，思想不用太偏狭，想想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徐自然不能说，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受到邓拓、夏衍、姚溱的关心。但在李的一再诱逼下，只好说到平时最钦佩傅雷、宋云彬两位，有关文艺问题时常向他们请教。本来房间里只有李维汉、徐铸成和上海统战部刘述周三人，此时徐铸成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房里有两人在记笔记。然一言既出，徐追悔莫及，盖宋云彬先其已入罗网，而傅雷则因此一语或受到牵连。
暂时不戴右派帽子，并不意味着暂时给予右派待遇的豁免权，或者照顾颜面的恩赐。写检讨，做交代，挨批斗，一切右派最初阶段所受之苦之痛，在在少不了。“几天来，皮肤下面刻刻在发火，心往下沉，半月来几乎没有好好睡过（那时天天晚上要写检查，以备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写不出一个字，每晚要抽两包烟，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难眠，每晚必出几身汗，汗衫透湿，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陶陶说我瘦多了……”徐铸成回忆录中摘录的7月5日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巨大压力之下身心所遭之创痛。
这还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候，还处于写检讨做交代的阶段。当检讨作尽，交代见底，价值不具，作用不再，右派的帽子毫不客气地给扣在了头上。随其而来，“降级降薪，工资级别从八级降为十四级”，同时“撤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并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等公职”。到了秋意肃杀的9月，徐铸成被遣去乡下接受劳动改造，而离开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大半辈子的报社。
2013-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