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真实性杂记两则
新闻真实性，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永恒的话题。每当重大事件、重大新闻出现之时，真实性问题必然表现得愈加尖锐和突出。最近翻阅旧卷，无意间发现十六年前论及此事的短文两则，觉得所言并未过时。文章选取的事关真实性的两个侧面，依然严重存在。文章都曾公开发表过，只是并未刊载于本网站，现在转发于此，和朋友们交流讨论。
新闻真实和教育诚实
近年来，新闻的真实性再次成为传播界以及广大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几年评出了当年十大假新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实表明，新闻失实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一大顽症。它的存在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窃以为新闻教育实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这样说也许会使一些教育者感到委屈。我们不是反反复复地教育学生要实事求是、把真实性视为新闻的生命的吗？不错，有不少教师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在课堂上。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些方面。这里略举数例。
某校有位教广播新闻的教师，布置学生制作一篇录音报道。他提出过要求、作出过指导，但却并不严于考察。有个学生接到布置后灵机一动，带着他的哥们儿走上街头，让哥们儿作为一场莫须有的车祸的“目击者”，绘声绘色地叙述了这场“车祸”发生的经过，再配上街道的音响，录音报道就制作完成了。这位教师一听，有鼻子有眼，五个W俱全，叙述清楚，录音质量上乘，就给了个“优秀”的高分，令其他一些化了大力气但却得了低分的学生眼红不已。试问如此评分，能培养学生重视真实性的观念吗？
每年春夏，各校各级领导都要化力气指导毕业班学生择业谋职，这是完全应该的。但也有的新闻传播系领导却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学生的“签约率”上。最后一个学期了，学生们忙于跑人才市场推销自己，但是真正和用人单位签约、达成就业协议的为数不多。系领导急了，大会小会地动员、催促。甚至对申请入党的同学说：“组织问题能否解决，就看你能否签约了”；还对学生党员说：“到月底还不能签约的，你这党员就别当了”。于是毕业班学生只好发动全家、四处求人，不论是私企、个企，不在乎是否真给工作，只要开得一张“协议书”做做样子就行。好在学生周围“七姑八姨”开店办公司的颇多，经过一番“群策群力”的公关活动，系里的“签约率”扶摇直上，“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系领导因此而有了政绩，下次招生因此而有了宣传资本。可是这些未来的新闻人却在毕业前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弄虚作假的课程，正直的教师化了几年时间灌输给学生的真实性观念也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某些新闻专业教师治学不严、学风不正，也在无形中损害了学生的诚实品格。有位教授业务平平，东拼西凑出了一、二本教材，荣誉桂冠就层层戴上，什么理事呀，顾问呀，国务院特殊津贴呀，不一而足。可是阅读面广的学生发现，这位先生的教材有不少是照抄照搬他人的东西，有的地方还抄错了，或者抄得牛头不对马嘴。尽管学生私下有点议论，但是这位先生毕竟吃得开，他留给年轻人“如此这般就能走红”的印象毕竟是挥之不去的。
有的新闻院系为谋求获得硕士点所作的种种“策划”，也给未来的新闻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院系领导不是把功夫用在扎扎实实地搞好学科建设上，而是用在处心积虑地制作申报材料上。先是对“学术带头人”精心包装，夸大论著数字，多写溢美之词。再是搞点文字游戏，教授数量不够，就把退休的、离任的都算上；教授年龄偏大，就人为地使之“年轻化”。尽管平时一直把这些老教师撇在一边，甚至还没退休就不让他们报课题、带研究生了，但是制作材料时却“高度重视”，一定要写进去以壮声势。后来，研究生被招进来了，他们发现自己慕名的教授已不再授课，发现这个院系的硕士点唱的竟是空城计。不过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渐渐领悟到：制作申报材料以及相关的招生宣传，原来是可以这样人为拔高、妙笔生花的；添加水分、夸张渲染，原来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发现和领悟一再积淀，就成了他们研究生阶段学习心得的一部分。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这种心得在他们今后的新闻生涯中，当然也会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
笔者见不多、识不广，但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例，就深感新闻真实实在离不开教育的诚实，新闻人的诚实实在离不开教育者的诚实，新闻“打假”实在离不开教育“打假”。教育者是否言行一致、崇尚实际，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培养的新闻人能否信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近代先贤对教师的期望。作为新闻专业的教育者，更应该严于自律，注重个人的品行修养，至少要洁身自好、守住“诚实”这条做人的底线，只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新闻人来。
当今社会人心浮躁，虚假成风。如果学校教师也去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瀾，那末这种恶习就会代代相传，危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将来。但愿为人师表者善自珍重，言传身教，义无反顾地把诚实正直的旗帜高高举起，如此则社稷有望，国家幸甚！
(刊于《新闻记者》2004年第1期)
新闻真实和行政诚实
《新闻记者》杂志在刊载2003年十大假新闻时，有个特别说明，说的是：“非典”肆虐期间不少权威传媒的报道严重失实，“这些新闻和事实相差甚远，毫无疑问应列入假新闻范畴，甚至还有望被评为2003年度客里空最假新闻奖”，但由于它们“都是依据权威新闻源而发稿”的，造假的板子不能打在媒体和记者身上，因此，拟“报请有关部门授予‘2003年度假新闻特别荣誉奖’”（见该刊2004年第一期）。
评选专家们的这番处理当然不无道理，被动造假比起主动造假来，其造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然要逊色许多。不过，既然它能荣获“特别荣誉奖”的提名，個中三昧倒也很值得回味和深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权威新闻源”的影响、支配或干预，能够获得“特别荣誉奖”提名的假新闻实在不少。且不说“反胡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中那种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式的报道，且不说“大革文化命”中那种颠倒黑白、造谣诬陷式的报道，就拿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年代的经济报道来说吧，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山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生猪一天长肉十四斤……诸如此类神话般、昏话式的“新闻”就曾大量充斥在我国的“权威传媒”上面。编造此类谎言的记者和媒体不能说全然没有责任，但是，他们大多也有“权威新闻源”作为依据的，而且这种新闻源的“权威”一度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谁要敢于有所怀疑或异议，那就不仅是炒鱿鱼、丢饭碗的问题，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问题，试问谁敢把自己当作鸡蛋朝石头上去碰呢？凡此种种，今天的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但是翻翻几十年的旧报纸，或者，读读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老新闻》丛书，就会知道此假真的不假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我们熟知的古训。历史是不该忘记的，不仅不该忘记，而且要牢记在心、引以为鉴，时刻温故而知新才是。可惜的是我们有些人就不大在意这些历史，不仅不在意，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淡化甚至掩盖某些令人痛心的历史。于是，某些历史现象就不断以新的面目、新的形态在新的年代重现。在社会生活中、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这种情况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非典”期间的失实报道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不妨再举个文教界议论颇多的例子。这几年我国高校接二连三地合并，说是为了“做大做强”、“争创世界一流”，声势颇为浩大。笔者所在之处，就把分布在大城市东西南北方向的几所本已进入“211”工程的高校，统统合而为一。如此“做大”以后，校区分散，层次增多，领导远离群众、远离实际，管理上问题多多，人事上矛盾重重，教学科研大受影响，师生员工怨声载道。笔者曾同一家中央级报纸的记者站站长谈起，是否可以作些调查，即使不发报道也不妨写写内参，以期下情上达。站长答曰：不好写，上头有指示，这方面的事情一概不写。笔者又曾同省委机关报的文教记者闲话过此事，据对方说：这所大学的校长、书记经常同我们打招呼，要我们多关照、多包涵，弄得我们很为难。记者们的这些话，不禁令人愕然、怅然。然而在不得报忧的同时，报喜之声却不绝于耳，每到需要检阅“阶段性成果”的时节，某些媒体就会刊出诸如“某某大学在合并以后教学科研发展迅速成果显著”之类的报道，知情者只好摇头叹息而已。
看来，这些例子都离不开“权威新闻源”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某些行政当局对待新闻发布的态度问题，它们愿不愿如实披露真相的问题。行政当局有实事求是之心，无蒙蔽掩盖之意，襟怀坦诚，光明磊落，这就会大大减少虚假新闻的出现和流传。反之，虚假新闻必定难以绝迹。如果行政当局动用自己的“权威”，要媒体一律随着它的指挥棒转，一律“对上”它的虚假宣传的“口径”，那末新闻媒体就难逃厄运，历史的丑剧就会一次一次地重演。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正陆续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政务公开的一种措施，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种制度也是一柄双刃剑，利弊如何，还要看发布者的诚实品质如何。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呼唤一种新的机制：切实赋予新闻媒体独立采集和报道新闻的权利和责任。新闻媒体无疑应该重视“权威新闻源”，但又不能囿于“权威新闻源”，它应该和可以独立负责地采集和报道新闻，包括对官方发布的新闻作进一步的调研和核实。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别人不让媒体这样做，就是侵犯了媒体的权利；媒体不去这么做，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要尽快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新闻媒体的这种权利和责任。如此，才能推动和督促当政者在发布新闻时保持诚实，不敢作假，不敢愚弄媒体、愚弄百姓。
我们期望：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 2003年那种“假新闻特别荣誉奖”将会逐步减少以至最终在我国大地上灭迹。但是，为了促使其减少以至灭迹，建议有关专家在每年的假新闻评比时决不要忽视这一奖项，决不要在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假新闻面前抹不开情面。
（2004年4月发于紫金网、中华传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