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母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建系九十周年。由系扩展起来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不久前隆重集会，纪念九十华诞，全国兄弟院校、各大新闻媒体都有代表前来与会，回校相聚的系友就有一千多人。庆典有大型的全体会议，也有各年级相聚的分散活动；有济济一堂的主论坛，也有深入研讨各种专题的分论坛。人们共同回顾了我国这个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记者摇篮的发展历程，缅怀了陈望道、王中等历代先贤筚路蓝缕、开拓前进的精神，并就新闻教育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学术探讨。会议还举行了世界报刊展览和系史文献展览，特别是为王中教授的铜像举行了揭幕仪式。

作为五十年代毕业的系友，我和几位健在而又能够前来的同窗，相约返校赴会。看到学院的发展壮大，当然是高兴的。但是想起已故的老师和学友，抚今思昔，又是不胜感慨。特别是站在王中先生的铜像前，想起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想起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想起先生和我的同窗学友们的苦难遭遇，想起国事的过去和今天，不禁别有一番苦涩和忧虑。为此，谨发25年前的这篇旧文，聊为抒怀，并作纪念。】

王中先生卧病多年以后，终于离我们而去了。消息传来，心情十分悲痛。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竟在瞬间一齐浮现到了我的眼前。

 王中先生在讲课（历史资料）

四十五年前我在复旦读书时，王中先生是学校党委委员、副教务长并兼新闻系主任。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但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任课。他教的“新闻学概论”，是我们最爱上的课程之一。他的讲课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丰富的例证，既有犀利的语言，又有形象的比喻，尽管乡音浓重，但总能使我们全神贯注，反复回味，深受启迪。当时学校政治活动很多，在这些场合他又是个充满激情的宣传家。记得1950年冬，美国的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复旦校园里抗美援朝的热浪方兴未艾。就在这时，先生为全校同学作了一次纪念“一二·九”的报告。当他讲完了过去的传统和目前的时局之后，向全场抛来了一串铿锵的语句：“现在，我们可爱的祖国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这些曾经义无反顾地奔赴疆场的‘一·二九’时代的青年，要向你们这代人挑战了，你们有没有勇气应战？有还是没有？”这番话不禁使登辉堂里一千多名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同时发出了“有”的吼声。会后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人数直线上升。此情此景至今仍清晰难忘。

1953年我们班级同学毕业离校。离校前在子彬院举行的全系师生欢送会上，我受全班委托作了个告别发言，在展望未来的人生道路时，颇有一些天真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先生在总结讲话时委婉地指出了这点，并且告诫大家说：“出了校门，前程广阔，但道路并不平坦。要有克服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要能披荆斩棘开拓前进。”这些话曾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可惜的是，由于面对的历史积弊过于强大，我们这批同学后来谁也未能“披荆斩棘”，许多人反而被荆棘划得遍体鳞伤。但是，几十年的风雨洗礼，毕竟使我们的人生经历大为丰富，政治头脑也更加成熟了。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党政机关，没能直接参加新闻工作，但是仍然保持着对所学专业的关注。1956年前后曾经去过母校，不过没能见到先生。听说他正带着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去外地报社调研，对新闻事业的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57年那股貌似和煦的暖风在神州大地吹拂的时候，听说先生遵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上海和北京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先后陈词，坦率建言。可是没过多久，就见到报上气势汹汹的批判先生的文章，又没过多久，就听说在先生到达北京时前去迎接或看望的同学，一个个都在挨批。华夏上空顿时黑云翻滚，一片风声鹤唳。素有独立品格的葛迟胤同学认为王中先生的事情属于学术问题、不该扣政治帽子，为此竟被视为先生的“吹鼓手”和“马前卒”；为人热心的同学只因邀约在京同学去看望王中先生，竟被视为“向党进攻”的“联络员”；而我只是在党的会议上对此表示了一点不解，就被不断上纲，直至定性为“和右派一丘之貉”。……再往后，所有的老师、同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全都不再往来、全都杳无音信了。

直至1979年，当先生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告别了漫长的恶梦之后，我带着感慨和苦涩的心情重返母校，由留校任教的夏鼎铭同学陪同前去探望先生。二十多年过去，先生苍老多了，额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记载着这些年经受的苦难和艰辛。而当年被他唤作“小鬼”的我，也已成了满脸胡楂的中年人。可是他还是一下就认出了我，谈起了我在学校时给他留下的种种印象。先生十分关心我的专业发展，并且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指点和帮助。至今我还珍藏着事后他写给我的书信。

现在看来，王中先生实在是我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先驱。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很重视学术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创新。当时他提出的报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念、报纸存在两重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等观点，就已冲破极左的教条，闪现出可贵的“思想火花”（锺沛璋语），显示了相当的远见卓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读到了他发表的《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一系列新作，更加感到鞭辟入里，耳目一新。这里包含着许多对新闻学根本问题的超越前人的见解，这些见解的真理性完全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对我国的新闻改革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作者（左三）和几位同班学友在王中先生铜像前（2019.11.）

作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我十分珍惜先生所阐发的学术思想，尽管至今仍然有人持贬抑或保留的态度。我想，在学术问题上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其他人的探索和研究都是离经叛道之说，那就有点像邓小平所批评的“拿大帽子吓唬人”了。只有真正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真正奉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才能确实有所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深知，科学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为要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从来就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具有大无畏的气概、排难而进的勇气。为了探索新闻科学的原理，推动新闻改革的前进，王中先生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也表现了顽强不屈的精神。我十分敬佩先生的坚韧和无畏。我深切地感到，作为新闻工作的后来人，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坚韧无畏的探索精神，吸取并发展他的学术思想，披荆斩棘，把研究和改革推向前进。这样才算没有愧对前人，没有愧对我们的人民。

王中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是不会也不能被新闻界忘却的。他的精辟独到的学术思想是不能忘却的，他的无畏探索的精神是不能忘却的，他的不幸遭遇给新闻事业带来的损失、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是不能忘却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些，随波逐流，不求进取，那么，中国的新闻科学以至整个新闻事业还能有真正的进步么？

（写于1994年冬，曾收录于2006年出版的《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