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我们还到人大会堂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为悼诗末句。

就在十天的四月五日，我应邀到耀邦家中做过一次长谈，从下午两点半变到九点半，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毫无倦容。晚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谈了十个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他并没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在那个“生活会”上与却被逼得做检讨。他最后谈到，“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就好，不做也没有什么，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四月十九日，中纪委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我最先发言，讲了同耀邦的谈话，说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如此长谈。我说，由于突然去世，他的要求重新结论便带有遗属的性质。因此，请中顾问将我的这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我简要发言后，张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平，霍士廉等先赞同我的意见。陈丕显问我：你们谈话时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有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场，后半截德平参加了。由于十点钟我还要赶去参加《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联合召开的悼念耀邦的讨论会，就提前退席了。

四月十五日夜写的那首悼诗，是这样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第一句自然是写耀邦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举。第二句语带双关：既是耀邦的心愿与在位时的作为，又为耀邦诉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个冤灵！

第三句写他一九八八年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随后到南宁，只好足不出户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灵。”多年来，这七个字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着，他同我最后的长谈、他的遗愿，也总想将它公之于世。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开始整理谈话记录，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稿。现在特将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时序整理出来，并将其间有关交往写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灵。岁届耄耋，总有“汩余若将不及”的感觉，及至整理完毕，才像卸下了一副担子。

对耀邦的认识加深

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和元元，他们的父母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元元的母亲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学。在耀邦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他们两人同家属站在一起。他们常来我家，于是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 “中介”，既交流必要的信息，也从好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的特点。现在还零零碎碎记得一些： 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他常说“我是党的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贺龙、谭政……对我都帮助过；林彪对我很好，抗战胜利后，争取我同去前线。”林彪事件后，他更加深了对山头、宗派的认识，说：“这是脱离群众。”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思想敏锐，口若悬河”，在延安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赞赏。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虚，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耀邦下台之后，听到他在“生活会”上受到那种攻击，大家愤愤不平，同时极其关心他的情况。我当即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他，表示某种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左右逢源仇又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

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书的《谈艺绿》，将末句写在扉页上，供他翻翻，移情养性。同时还将我的《龙胆紫集》和《论三峡工作》送上，请他一阅。后者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该书序言交《人民日报》后，清样送到书记处，有人说我的闲话，耀邦没让发表。原来我并不知道他也喜好旧诗词。不久以后，元元带来他写的三首诗让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了，也知道三峡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后两句委婉道出莫立大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三首诗词我作了些格律上修正，让元元回去时，顺便送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有关格律的书。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元元来家，告诉我，耀邦叔叔明显瘦了。听家人说，那些检讨的、被指责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小平说过的。我们当时都奇怪，何必匆匆做这种检讨。

七月十九日，我的日记记道：（用楷书排的文字是耀邦本人的话；括弧内的话是笔者按语）：

元元夫妇来。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独谈话。元元一开始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对他关心，谈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党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领班人），选中了；要从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元元转述的耀邦谈话要点，有以下这些：

下来这几个月，不看电视，专心阅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是“文革”时读的），

作了一些笔记；并将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讲过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过的记录，

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并没有什么错误。 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1]。

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是羞辱（一九八七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罗列了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一月二日给邓小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十五日在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的《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此事在中纪委支部会上，我也听到过对耀邦的攻击。）

我还是谨慎的，领导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紫阳都讲过，我就没讲过。那时考虑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线制。搞退休，伤老同志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本不看，免得受干扰。

今后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七十一岁多，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元元说，耀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感。

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年、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如王鹤寿的揭发，当然伤心之至。）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原，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

“文革”当然不好，发生了之后，其结果好：不会再发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中国的前途，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天，谈到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中，都有过反映。元元说，耀邦叔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

在党校负责时，提出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2]讲课，还是按马克思主义讲课？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中全会前在北戴河讨论时，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中删掉，万里赞成。全会讨论时，他们两人仍坚持这个意见。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在还是保留为好，将来再考虑是否去掉。最后都归咎于我（全会中这一幕，我是亲身经历的，定一和万里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尤以右侧中纪委席掌声持久。最后邓小平讲了不多的话，要害是：“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

元元说，她几次听耀邦谈到，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没有错误的。元元感到最亲切的是你的人格高尚，你无愧于世，对得起历史；我十四岁参加共青团，经过那么多党同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然保存了一片赤诚。这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耀邦听后笑了，说：对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 　

在组织部时的一次长谈

耀邦从总书记职务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在延安中央青委时，听说过胡耀邦其人，都是称赞的话。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总理带队查勘三峡坝址时，同坐在船上，有人在下围棋，我们都是旁观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不在一个组，《简报》上似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发言。一九七五年五月，我从秦城监狱释放，仍回到安徽磨子坛水电站过劳动生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四日清晨，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后，连夜写好要求平反的长信，第二天发出。与此同时，我的二姐李英华（三八式）和女儿李南央，几次找到耀邦家。于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病，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我回到北京复职。这年写《怀念田家英》文时，田还没有平反开追掉会，文章寄《人民日报》担心难以发表，特先寄给耀邦审阅。他立即指示：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还赞许有鲁迅文风。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调到中央组织部，五月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耀邦是组长，副组长是余秋里、程子华，日常实际工作由秋里负责。组员有十多人，我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人员由中组部办公厅主任等组成，同各系统和地方联系，编辑《简报》供中央参阅。工作地点在玉泉山，大家都住在那里。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小组也由耀邦负责（胡乔木副），也住在玉泉山。耀邦来参加人事小组会的次数不多。人事小组的任务是准备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玉泉山住了三四个月，工作当然是繁重复杂也很难的，有时进新退旧一个人，要作许久调查，反复研究，花很长时间才能定案。记得我向耀邦作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帐，当年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一九八二年初我六十五岁，已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将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员入选特别严格。据说这件事中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原因在部内地方、经济、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统干部，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干部，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有过的“小计委”。我知道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自己有过当年在中央漩涡中翻滚过的经验，不愿意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能上不能下”，只当个局长，而非部一级名义。于是我就只好服从了。中央定的“干部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以及据此选拔接班人即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当年称建立第三梯队），我是衷心拥护、坚决执行的，中组部青干局具体任务是选拔省部后备干部（最终考察了一千来人）。这个任务的第一仗，就是十二大的人事更替。自己当时似有这点感觉，从耀邦（他是总书记）这方面来看，我大概还是可以信任的吧（由于“我行我素”，后来我终于遭到“解玲还是系玲人”的一幕，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文章是写耀邦）！在那个人事小组上，我也被推选并被批准进入中央委员名单，这是丝毫没有精神准备的，接着就开十二大，其历史意义大家都清楚的。我曾应《诗刊》之命，写过歌颂和期望的四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后一幕，报纸没有作过报道，也没有留下一个镜头、一张照片。大会就要结束了，传来耀邦的话：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的中青年，要我选三四十人向政治局作介绍，先印出个简历。此事可说驾轻就熟，很快就办好了。大会开幕当天在人大会堂的一个厅，记得叶帅、小平、陈云、先念、邓大姐、彭真等都到了（庐山下来后没见到过叶帅，老人还认得我），耀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绍。老人们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十二之后到一九八四年岁末离职之前，由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书记处会议，亲眼目睹书记处开会情况，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过毛泽东执政时情景，使我感到我们确已进处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开始为群言堂了（不过书记处的会，两位老人是不参加的，新时期我无缘列席常委会）。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胡乔木总是挨着耀邦坐着，显出某种监护的样子，令人不快。有关人事处理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讨论到有关问题，胡乔木发言，声色具厉地说道：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听说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当时大家都不答腔，也就过去了。耀邦能保护好巴金，却保护不了周扬。第二件事是有关《人民日报》的人事。自批判“两个凡是”，耀邦还在中央党校时，就同《不民日报》合作得很好，报纸真正起到了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喉舌作用。因此也最受胡乔木、邓力群的攻击，这是他们指挥范围内没能控制住的最后一个重要阵地。大家知道，自胡绩伟、王若水被整下去后，报社不听他们的指挥的剩下一个秦川。这件有关《人民日报》人事处理事，可能使耀邦加深了对我这个人的印象。

就在这个时候，耀邦同我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一九八二年到中组部后，我没有断过写日记，所以许多事都可以如实写出。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廿一日下午三点，耀邦约我谈话。当时想到可能是听听我对人事等方面的意见。前几天参加书记处讨论广西、湖南等省班子的调整问题和“文革”遗留问题时，耀邦谈到柳宗元的文章《驳复仇议》。其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要向古人学习。回家后找到原文，觉得同当前广西形势并不相关，于是向耀邦写了封短信，说明此意。这之后的几天，就是十九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到王在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已全面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一月七在习仲勋处谈到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明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到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十二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办此事；野苹还告诉，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十九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则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打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不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

下面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两天的日记中有关记录。

一月二十日，拟明日谈话提纲：

（一）望中央生活正常（回顾当年）。邓力群要干什么？清除精神污染事。《人民日报》事。

对乔木认识、看法：没有管过柴米油盐，没有单独挑过担子。总是一支笔。有时不认帐。不能容人。权威自居。

（二）认识人之不易，关键在用人。人各有局限与特点、缺点（毛的教训）。耀邦自己。中组部。两位老人。

（三）秘书与子弟问题。谨慎小心，注意传话。

（四）科学技术第一（专家治国问题）。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好大喜功问题（三峡）。水利部“一水三核”（钱正英－美国，争取美国援助贷款建三峡工程和三个核电站）。

（五）“偏离社会主议”的担心问题。

（六）湖南问题（省部级机构改革后，湖南遗留的人事问题比较重，还有“文革”遗留的派性问题）。

（七）谈丁玲事（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

这天的日记中，最后有一句话：

大局在支持耀邦，黄老有同感（当年我常去看望黄克诚）。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到耀邦中南海住室，谈到六点，整整三个小时，惜无录音也。我大体按准备的几个问题谈自己意见。下面是耀邦所谈：

关于八一年、八二年争论[3]：经济上讲得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的讨论[4]，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一九八0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二000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都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二，力争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姚说只能定百分之六，一九八一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面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面讲了要百分之十，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1）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百分之七。（2）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比此事。（3）不要整党？答要整，是文件看样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二中全会后，在中顾委讲：我吃几碗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来的，这种说法大家服气。）

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我两次，第三次又问，才讲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说我用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

小平看乔木，党的第一支笔，不是政治家。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内中谈到要全面改革。乔木时在昆明，送给他看了，他说全文很好，略有增删。结果又向小平告状，说是刮改革风，等等。乔木认为邓力群并不会写文章。（我谈了对此人看法后）对邓力群现在摸不透。

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下来。乔木、力群等也下。三五年内要新上几十人。书记处还要进四十几岁的，下五个，换五个年轻的上。

要敢于实践。列宁一九二0年（？）讲的。这是首位问题，要打开新局面。拨乱反正，反“文革”，正到解放初。新局面是开创，无所谓拔乱反正。

自己就是坚守两条：毫不谋私，大事请示。各方面尤其地方要敢于创造，现在是创造性不足。否则，如老的都不在了，会惶惶无主。地方要分权，权不能过于集中。

秦始皇亡在转业干部，军人三十六郡分封，于是在地方闹事。

宋朝亡在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集中到朝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现在只有四件事算是有了纲：

（一）外事方针、政策有了一套。

（二）党内生活、人事。有了《生活准则》。干部要“四化”，老同志安排好。

（三）农业，还在发展。责任制到专业分工，又一大发展。里程碑式。

（四）统一战线。台湾、港澳、民族、宗教（让郑必坚写宗教问题，三个月了，看了历史文件，有互相矛盾处。）

文化部长四平八稳，无新局面。

计委过稳，大家不满搞老框框。司局级换一批，交流一下，有的可以到省里去，合适的当副省长亦可。

这次谈话，有些是泛谈泛论，但也属于组织部业务范围的事。

约到家中长谈

一九八五年后，我虽然不在职了，仍然关心风云变化，耀邦的处境是大体知道的。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上我还发发言，有时还说得比较尖锐。后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的支部会上，发言也不大有顾忌，该讲的还是讲，胡乔木的问题我就谈过。一九八六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用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之变，我并不感到意外。

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的日记，按时序，有以下可录之事：

元旦。于光远电话：被点名批评，批他的“大公有私”，“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拟申诉，怎能同“全盘西化”联得起来？

二日，有人告知，凌晨两点，长安大街由西向东，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岁”，“严惩凶手，爱国无罪”。当是昨日天安门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电话：必须疏导，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李普来，同去黎澍家，漫谈形势，不胜感叹：苏联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拉开，因此基础比我们好得多。

三日。项南来，再谈假药事经过。他已风进耀邦，耀邦说，他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定，并说谁无过失，自己过失过多些，还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多。

下午，顾委传达十二月三十日小平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六人的谈话文件，颇似当年“夏季形势”：当前学生闹事乃几年反对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所至，否定“清污”过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应予开除，过去软弱。关于王若望，上海有关开除和保护两说，中央也有保护层。波兰教训，专政必要。上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巩固文艺宣传阵地。整肃要开个名单，但不急于处理。

四日。传言颇多：紫阳转总书记，耀邦到顾委等。陈云说赞成开放，但基建不能过大，要个笼子。计委很难改老一套作风。

五日。上午顾委支部会，调门都高，黄火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说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责陆定一和于光远。倒是提出物价问题，关系千家万户也。下午到医院，向黄克诚遗体告别。

六日。高扬说：由来已久，几年矛盾；少开常委会，书记处专断；专职书记分开开会，不合党章。嘱我不要发表意见。

七日。黎澍电话：他的邻居自天津回，学生卧轨，要求中有物价问题。下午参加黄克诚追悼会，不见耀邦。

八日。秦川告知，王鹤寿通知钱李仁：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钱问是否符合党章？答符合。

九日。到人大小礼堂，参加“华夏研究院”成立大会，颇为隆重，避免讲话。遇胡绩伟、于光远、苏绍智等。说点了一串名字，王震还点了巴金。

十二日。上午参加顾委一支部会，揭批耀邦了。多人发言讲具体人事。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态。

十四日。续开支部会。曾志大姐也说了一篇，但最后讲了公道话：还得全面看，三中全会后做了许多好事。大家最后意见是：小平决不能下。黎澍夫妇、李普、秦川来，都有忧虑，要注意国外反应。

十五日。得到电话：耀邦停职检查；检查好了，可保留政治局委员。

十六日。电视新闻，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来的不安，告一段落。来日方长也。有人谈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滞十年，但原我们不步后尘。厂长制贯彻甚难；企业都有潜力；都知道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绝，是赠耀邦的。（此诗刊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龙胆紫集》新编本中，题目为；《丁卯岁首赠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的日记：

晚上延滨、元元夫妇来，告耀邦最近一些言谈和他们听到的传说：

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大概是十二月三十日才去了一次，只是打桥牌，什么也没谈。邓家后来又约去，以身体不好，谢绝了。自己也没想好今后做点什么（秦川曾劝他写回忆录）。现在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读书学习，思考问题，情绪尚好。 “陈云说我不懂经济。其实他们还是过去老一套。”总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时才有醒悟。关于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问题，是很后悔的，小平问到时，没有讲清楚三人情况，没能正式进言，只说不理会好了（以到致后来挽回不了）。

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遭忌之处尚未沉思，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左右做帮手。延滨听说，王震向人诉冤，他并没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关老人表示，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们意见如此之多，说，“我也是被授意的”；于是要儿女们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子。

延滨远告诉我，耀邦很想同我谈一次。

一月十日，元元来电话，耀邦约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延滨下午来，同我一起到耀邦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刚一走进客厅，耀邦张开右手对我说：欢迎你，你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从下午两点四十分谈到八点二十分。留我吃晚饭，是同家人分开单吃的。

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记本最后几页，记下了耀邦谈话的要点。原来心得较乱，是凭记忆记的，现在大体按内容作了调整（括弧中是笔者按语）。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样的“生活会”）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职呈了。

（就是这次“生活会”也是专门布置的。习仲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中央有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对耀邦的意见。周惠同我谈过这个情况。此事耀邦全不知道。）他们远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这同我们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会后的正确路线，都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危、如何健康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都谈到他不应当辞职，也不应当做这种检讨）。

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下来后，尊重新的领导（没讲服从），维护党团结。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听说耀邦在会上被迫做了检查之后，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不是因受大委屈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在这种场合。耀邦是红小鬼出身，经过苏区肃反、长征、战争烽火。十年“文革”，受尽磨难，历次运动从不整人。三中全会后，以无私无畏、大智有勇的精神，开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道路。他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各种阻绕，终于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甚尤，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常委会很少开。（谈话时我问到，有意见分歧，为什么不开常委会呢？）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苦衷，也不便深问下去）。小平耳朵软（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左王”的一些话）。关于（全退、半退）下来事，是我同小平两个人私下谈的，交换意见的性质（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让我下？万里：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当年邓小平对胡耀邦误会之深。这太令人遗憾）！

大概是一九八0 年，同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汇报，谈五年计划的盘子，年增长速度百分四点五（这是当时定的）。邓以为这样翻两番困难，问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没答。我答百分之七点之四。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是什么速度？只有我能答出百分之二点五。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并记牢了的（曾听到陈周围的人说过，陈对耀邦两条大意见：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来大家对耀邦的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

（国务院）三十几个部汇报，是想让书记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我在电力部时，参加过这种汇报。耀邦问过，我们的电何时能赶上美国？我说：如按人均，永远赶不上。耀邦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击他要搞“大跟进”，就太过分了。）后来觉得赵有意见，就停止了。选为总书记是几位老人商量结果。只有叶帅提过让华国锋再过度一下，看看再说，后来也同意了（在延安时，叶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会后，叶对耀邦说：副主席你当一个。耀邦答：那怎么可以）。十二大的政治局、书记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的。

（我到组织部以后，接触一些人事，我这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陈同耀邦之间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一九八三年初常委会，陈云批评了我（搞乱经济）九条（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研究时，常讲小平的“翻两番”，邓力群就向陈云讲经济过热是耀邦造成的。其实一九八二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计划却是百分之四）。小平不以为然。当时就说：至此为止。并疾言厉色地说：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开（借着陈云的批评，胡乔木当即建议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邓力群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传达陈云的批评。一时上下沸沸扬扬，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事）。小平后来将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质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九八七年的“生活会”上邓力群在发言中就此事作了点轻描淡写的检讨。）

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要撤换张平化中宣部部长，曾经让我推荐过胡乔木（据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的）。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支笔（邓早就说过胡乔木骨头软，固执等，这是传开了的）。一星期后，又两次问到，只好毛遂自荐当宣传部长后，先念曾经说过，威信不如组织部长时高。为《人民日报》事，沉住了气，总会有磕碰的（这是胡乔木、邓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门，逼得胡绩伟辞职后，除掉王若水，后又撤换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觉到，两个“左王”从党校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一直搞“清君侧”的活动）。

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似乎是一句总的评语）。一天几个条子，老打电话，不堪其扰。胡启立刚宣布为常务书记后，就遇到这种情况，诉过苦。小平也不堪其扰。一九八三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又破涕为笑，谈别的了。以前乔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文章，我憋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了（没有交乔木改），乔木自却不写。乔木还说，邓力群不会写文章（耀邦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书记处会上讨论乔木儿子事件[5]时，邓力群第一个发言，赞成法办。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是重要。有右反右，有 “左”反“左”（按：这是当年黄克诚建议的）；启立在山西讲话，这样两边都提到，这不能解决问题。（接着耀邦谈到三件事）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将不合已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从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实际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还应当坚持这个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件事尤其后一件，耀邦是有预见性的，是预言家）。

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一是苏进，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一九四二年才入党。 “文革”时八次受逼，要我交待苏的问题，只说有思想意识毛病。二是项南，一九五九年后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延安抢救运动时，在总政没打过一个特务。曾做过几次试验，找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个人，一审问一逼供，就都承认了。毛主席找去汇报时，讲出这个情况和对抢救的看法（当时毛还听到其他人的反映）。才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几条方针。

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是“桃园三结义”（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不批蒋介石。大概是 “大跃进”时，有次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世风日下，人心涣散，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经济是最关紧要。党风不正，有些干部胡作非为，不讲真话，无维系中心，讲真话最重要。

下来后，小平多次让去打桥牌。十二月三十日去了，也没有谈什么。

（谈了谈自己一生）家乡成了红区。刘阳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同杨勇（表哥）同班。在湘赣边区，编儿童报，自刻蜡版。开始杀“AB团”，被怀疑。中央苏区来人，冯文彬把我（救了）带走了。一次听到顾作霖（团中央书记）同冯文彬谈，说我不像反革命。于是要求留在团中央工作。延安时，最初在“抗大”一大队当支部书记。一次开会发言，谈改进工作，定要深入群众。受到毛主席赞赏。提拔我当“抗大”政治部总支部书记。有人不同意。毛就让再提一级，当副主任。 “抗大”办报，自己写文章。还请毛主席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五五年前，同毛主席有过七次谈话（于是谈到毛并其他一些人事，从略）。

江西时，任弼时并不赞成肃反，朱德也不赞成。毛多疑。延安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时（关于清算“左”倾路线历史）。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曾不同意 “王明路线”的说法。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我被派到沈阳去了解情况，只差二十亿斤粮，硬要三十亿斤，当时没有同意（按：黄火青在中顾委会上，对耀邦意见很大，讲的也多）。

去世前十天的长谈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下午两点，元元来，同去耀邦家，谈到九点半。

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我以访问学者身分在美国逗留了四十天；一半时间在哈佛，另一半在西里斯克、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斯坦福五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关于中国革命回顾和改革开放形势，作了多次讲演，并同这些中心研究中国的学者、专家和部分留学生座谈，交流看法，回答问题，尤其是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谈了自己的观点。在美国遇到留在日本的学者杨中美，他将所著的《胡耀邦传》中文版赠我，回来后即让元元交与耀邦。

其时胡乔木应李政道邀请拟访问美国，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三月五日，特让郑惠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的观感。郑惠是乔木多年助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知道我同乔木的历史关系，个人之间并无恩怨，尤其清楚是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实录》并予帮助的，四月四日又见到了郑惠，乔木听到我的介绍和意见后，甚为感动。

于是同耀邦交谈开始，便提到乔木访美前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令人不解的是用“中国”而不用“中共”），似乎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是否真有改变，还得察其言观其行。接着我就谈访美国之行的经过，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关心他的情况。关于美国的情况和我的看法，谈得较多。如美国历史没有什么传统又有传统，移民国家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问题，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重，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情况，资本的社会化，税收政策，黑人问题等等。在哈佛时曾住在傅格尔（Vogel）教授（《日本第一》作者）家中，同也住在此处的刘宾雁有过接触，刘到过四十所大学讲演，想办一份有别于《中国之春》的刊物，“小骂大帮忙”。我劝他还是同国内取得联系为好（这个刊物后来没有办成）。关于美国民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参观许多博物馆，也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西方将马看做是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我谈完之后，耀邦谈了十个问题，记录如下：

我的四月五日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谈了十条分歧。“要树自己”。导火线在 “同意全下”，“自己半下”（两下对话）。这肯定是我当时的观感。事实是否如此，当由历史评定。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一九六二年短期下放湖南时，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同华国锋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在党校也合作过，比较了解其人。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处理华国锋的决议，乔木起草，经他修改，措辞较和缓。华下台后，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过头话。）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大家知道：这二位“左王”是怎样利用所谓“异化”问题整周扬和王若水的。邓后来被这二位说动了，于是十二届全会发难：清除精神污染。）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这也说明，耀邦胸无城府，从无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并不把这样的文件留在手里）。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赵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耀邦说：）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不谈东欧、中日关系等。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耀邦谈）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这个话讲得较早）。“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人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 “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一九八四年开三中全会，开始没有题目。后来想到两个：还是谈改革；或者一年工作报告，讲七、八个问题。小平认为改革纲领存在困难，争取讲第一个问题。这就又一百八十度转弯过来。同时取得紫阳的支持，列出十二条，仔细交代，提纲也向紫阳讲得太多。我从来不同意“理顺物价”的说法。紫阳提出“物价是改革关键”，几经商量，定稿改为“物价是改革的成败关键”。这个报告大家都赞成，说成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面这段话是耀邦的原话，可见他是一直坚决支持邓小平一九八0年讲话，搞经济政治全面改革的，两者要同步。问题就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矛盾。同时两位“左王”实际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条，如雇工七个即是搞资本主义，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等，并不赞成改革开放。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两位老人之间钻空子，谎报军情，藉以得逞。于是出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刚刚过去史事可说并未结束，根深蒂固的 “左”害也还时在发作，人们对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些未了之事，应当彻底弄清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就是列席十五大时，我为什么要写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的原因。）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了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耀邦多次谈过，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

“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说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二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一九八三年那次会[6]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据我所知，还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一九八八年耀邦到湖南时，邓力群竟找他，要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严辞拒绝）。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台的最大问题，谈话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就没有再说下去了。这可能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很是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愿多谈。为了读者便于理解，特就此导致耀邦下台的问题做一扼要说明。关键就在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理论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反而夸张当时形势“像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还说“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大讲专政、贬斥民主，使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一九八0年八月，政治局刚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立即利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上书告诫，使这个讲话置之高阁。此后就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济改革尤其坚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7]、特区事件、[8]周扬事件、《人民日报》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矛头指向耀邦：是这些人的总后台。事情发展到一九八六年，耀邦主持起草的将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件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突出了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文件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现代化”、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 “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最后反对这个文件的是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云，其中仍然是宣扬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调。陈云批示赞成修正稿;

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随后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活动，引起激烈争论，耀邦作了妥协，在草稿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以这样的话来限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释。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一的坚决反对。他三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论述“反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指出这是当年苏联反对我们“双百方针”时提出的；后来“文革”时“四人帮”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过陆定一、周扬和邓小平；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这场争论最后一幕出现在九月二十八日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场面。对《决议》进行表决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在《决议》中去掉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的掌声，我们中顾委这一边席位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发言反对陆的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和立场，主张暂时仍保留这一段落。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整倒胡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印发邓小平的讲话，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邦，说道：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现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世纪。于是这件事和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的一个导火线。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最后，耀邦谈到自己的事情：）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工作这七八年中的作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没有，也不能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无所谓。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耀邦还谈到，）当时作检讨，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这个家，是他同别人谈到的）。

（最后谈到：）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以上整理的这个记录，是根据元元记录，我曾让她简要记个要点。耀邦如此正式谈自己的“十大分歧”问题时，我不能保证以上所记同耀邦讲的完全无误。其不合耀邦愿意之处，自然由笔者负责。

关于耀邦一生的评价，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作的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一九八九年四月他辞世时，引发一场政治风波。对耀邦在改革开放和总书记期间的作为，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要知道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结束语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选举，“是非公道在人心”是言中了的。大会选举中央委员，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只少几十票。随后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百六十六票，后来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邓力群落选了，据说为了照顾，违反程序，临时将他放到中顾委候选名单中（无差额），以最少票入选。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又想让他进常委，气氛很是紧张（我是亲临其境的）。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票，邓力群只得八十五票，连零头都不够，又落选了。胡乔木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是票最少的二人之一。选举完后照相，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前排座（事先为当选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色，无人同他打招呼。早在六七月间，就听说王震等极力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信揭发此事，并检举邓力群之种种劣迹；小平批示，撤销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开时，我是列席代表，曾写了一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其中第三段：“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的（1978-1998）的经验教训”。谈到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二十年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随后就提出七个问题，不能回避讨论。其中第五个就是“一九八七扩胡耀邦辞职问题”。

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书出版甚少。最近收到的港版《怀念耀邦》一、二两集，共五十二篇文章，近六十万字，作者六十人，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和部属。所有这些书刊文章，当然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党史资料，我写的这篇资料当然也可归入其中。

（二000年八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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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一九八六年五月，邓小平约胡耀邦来家谈论十三大从事安排。耀邦说，我已过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2]指“两个凡是”那些东西。如说“四人帮”也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不同意这个判断，提出一个问题：“在思想政治或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建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3]一九八0年末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义上关于一九八一扩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争论；一九八一年底又一次发生了争论。

[4]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在耀邦的重视和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但是有人误认为这是针对某人的，胡乔木说这样会造成紧张，“可能引起暴乱”，向耀邦施加压力，使这场讨论被迫中止。

[5]一九八四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6]即胡乔木准备发动召开而被邓小平制止的中央工作会议。

[7]一九八一年，有人向陈云进言：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有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你的。从而耀邦受到指责，陈云查询。耀邦答没有此事，可以调查。于是中央组织部派调查组进党校，审查校刊编辑负责人吴江、阮铭、孙长江。结果并无攻击陈云之事。但不久，王震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即宣布这三人调离党校，并且不久将铭开除出党。

[8]当时广东、福建的领导人挨批挨整。

据2001年10月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的《怀念耀邦》第四集中的文章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