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概念的提出及其构建的紧迫性
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就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个概念，并不断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但是长期以来在理论构建方面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演变进程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重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阶段。不少中国学者到西方国家进行有关学术考察和理论研究，中国国内开始出现大量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经典理论著作。尽管有学者提出是否需要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问题，但在相关学术辩论中，持反对观点者认为，提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且本身不科学，探讨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被放到一边，更多的是继续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0年，全面学习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开始探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随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识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进一步总结和反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在是否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上再次引起争论，有学者仍认为强调突出中国特色是个意识形态概念、会削弱理论的学术性，从而使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再次拖延。
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党的十八大，重点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同时着力“创建中国学派”。更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研究视野的同时，开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努力，但是不少学者仍倾向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而非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有重量级专家认为“中国特色”意识形态色彩太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天下体系”、“共生理论”等“中国学派”相继问世。
以上前三个阶段的总结，国内已有专家以不同方式进行过研究。我个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方面的行动力和话语权与日俱增。历史大势要求中国全面审视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尤其是审视当前国际秩序及其解释体系的问题与缺陷，构建能够顺应国际合作发展潮流，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充分体现经实践验证了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指导未来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研究，指导国际秩序变革的思想理论。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理论创新与话语权构建，一直号召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加强理论创新。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又提出新的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相当的急迫性。
现在人们谈到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指的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翻译、学习与模仿在一定时期固然必要，但不能总是无休止地学下去，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了，中国对西方各派国际关系理论已有相当了解，现在需要的是创新。“中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是有区别的，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概念与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二者也是不同的。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区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有差异，这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往往是应大国崛起政治上的需要，当今时代是中国学者在探索基础上实现超越并系统创新、集中精力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了，国际问题研究者要积极回应时代呼唤。
目前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任务
从总体上来看，今天学界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发展状况，与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求、与我国当今的国际地位相比也不相称。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国学者对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一直坚持不懈，也有一批知名专家在吸收近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共生国际体系”、“天下体系”等“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回应和补充，旨在突出中国文化的部分特质，并用现代学术话语和方法进行解读和阐述，显示出中国学界尝试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约束而另辟蹊径的努力”（恽文捷，《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潮流的融合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5日），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在近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赖海榕、鲁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3日）。
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充分肯定“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地位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要求的差距，主要在于相关理论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仅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补充”及“修正与完善”是远远不够的；所选取的核心问题过于狭隘，限制了理论研究范围，从而影响到理论适用性及理论在学科内被接受程度；在对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方面有局限性；在某些方面受西方框架限制，是西方已有概念的翻版，甚至是其简化版。一句话，时代需求、中国大国地位、国家发展的需要，都要求突破原有框架、创造完全自主的新理论，即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当前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既有思维定势、西方话语、理论预设的束缚，尚不能完全适应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课题，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能解释既有西方国际关系框架下遇到的各种问题，却无法解释新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现实逻辑。面临新时代、新变局、新挑战和新课题，国际问题研究学界要主动回应时代命题，克服自身动力不足的惰性，树立并强化自觉创新理论的意识。
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有基本的世界政治视野，而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中国思想界亟需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杨光斌，《中国学者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北京日报》2020年4月19日）。要“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科学认识当前国际关系基本特征、演变规律、发展大势，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新全球治理观等，着力构建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牢牢立足我国实际，坚持和发展具有民族性、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吴白乙，《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创新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以对当今一些流行的观点进行正本清源，呼应新时代与国际社会新现实，积极回应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变动中的重大问题和核心议题。对现实重大课题的研究，并不是只要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就能完成的，而需要中国学者以极大的勇气，努力构建日益完整的中国特色新型国际关系理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中国大地不断丰富发展中国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当然，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扎实而具体的辛苦工作，需要学界专家按照学术一般规律进行。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专家学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功底，同时也需要系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思想史、方法论以及哲学等方面的训练，还要有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学术背景，而丰富的国际阅历与实践参与、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意识同样重要，目前阶段亟需中国学者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勇气与动力。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异同
近年来，我在《太平洋学报》、《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平台发文建议，在一些学术会议社交媒体平台等场合演讲，一再呼吁中国学者要增强紧迫感与使命感，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肯定有些不同，甚至有些是根本性的不同，而且理应有些不同，那么二者究竟区别在哪里？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体现这种不同。有些不同和区别是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之前，在脑海里就应该明确的，其中有的甚至是基本要求或者必需的前提，有的需要在创建过程中不断更新、补充、完善。
例如，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如果抛弃了这个基本要求，即使再生造出与西方理论多么接近的学术词语、概念，也是背离了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初衷。当然，这需要结合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普遍性的，涉及各个学科与工作领域，包括外交工作领域，但是具体到不同领域要有针对性的创新，其中一个特点是连接具体学科领域，这个“连接点”就是以学术性的理念体现基本原则。
再如，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要以是否有利于服务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为准绳。从本质上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其概念、体系、逻辑都源于西方，反映着西方的思维，其所体现的西方中心论及维护西方既得利益和话语霸权的色彩非常明显，其殖民色彩、种族主义阴影及为强者服务等也时常流露。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要增强普适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这一实践既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对象也包括研究过程，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要兼顾学术与外交实践、理论与对策，不能完全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之所以存在过这种有意“脱钩”的学术现象，在一些学者的主观意识中似乎要向西方的“纯学术”对标，其实大可不必。在当今中国面临的新形势下，国际问题涉及面愈益广泛、研究队伍愈益扩大，除了传统经典学院派外，有很大一部分具有外交与国际实践经验的学者活跃在社会智库，况且目前国内不少高校也开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筹建一批新型研究基地和智库。
另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要求我们，在研究国际问题涉及的国际话语权与话语体系领域，要学会改变已经习惯了的反应式状态，必要时可主动设置更多议题，改被动为主导。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讲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述不仅早已成为我们国家科学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研究国际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但是，我们学术界现在仍有人从探讨国际环境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仅有中国的提法，还是全世界各国普遍一致的共同看法，对这一结论是否已有国际共识”？有学者认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提法是否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仍值得继续研究。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当今国际形势的剧变更是世界范围性的，国际学界不可能感受不到，不能认为只是中国学者的判断。事实上，尽管世界范围都在经历着发展变化与动荡，但各国学界乃至政界观察世界的出发点也是不同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提法，是中国分析和把握现阶段纷繁复杂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利用好发展机遇、并成功应对挑战的出发点，更多是从我们国家自身利益的角度对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而科学的战略判断。中国的总体国家发展与外交战略是要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的，我们向世界宣示了我们的治国方略与外交思想，即使世界各国学者不完全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否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科学判断，不会影响我们在此基础上研判国际形势。
正如前面我们讨论过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不能停留在喊口号，而要有扎扎实实的艰苦探索。一个时期以来，我自己也在认真学习研究，进行了反复论证思考，现在借此机会想提出一个概念，叫“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或者“实践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的必要和动力十分明确，包括前述长久以来源自实践而提出的政治思路和外交理论，政治学学界的普遍期待和对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呼声，国家需要与时代呼应。
“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的理论来源相当丰富：包括实践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实践检验真理”、中国内政外交实践经验与国家领导人外交战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实践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既有“中国学派”探索的可贵经验等。
本人认为，“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的主要特点也非常突出：既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研究对象，由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构成，尽管这些国际舞台上的实践在规模、时间、形式、原因、后果、影响等诸多方面各有不同，我们将强化实践意识，突出实践的作用，重视实践的过程，关注动态性与可持续性的国际实践对象；“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是积极的而非激进的，是实际的而非实用的，全方位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而非仅侧重纯理论或者纯实践的“偏科”；“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普适性较强，对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均有使用价值；“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着重结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服务于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外交实践，与西方理论形成对冲，对“中国学派”扬长补短，强化中国政治学的本地化沉淀。
总之，“实践主义世界政治学”作为前面提及的学术“连接点”，就是要突破西方既定概念、理论、学术范式与研究框架，在立足吸收借鉴与理论创新结合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新话语体系科学阐释实践主题，运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洞察“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势，深入研究国际大舞台上的总体或者具体实践目标对象，尤其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性实践，运用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全球治理观等，着力构建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新型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目前这个理论仍在探索阶段，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层面的动态化集成和总结，完整的理论架构有待不久后问世，希望得到学界的关注，以便共同向前推进。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地位
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建过程中要处理好批判与吸收借鉴相统一、如何保持特色与走向世界相促进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并不仅仅是因为某个国际关系流派理论由西方人提出来，或者与西方理论有一点点关联，我们就一概全盘否定，不能说只要是来源于西方的就一定反对，不搞绝对化。确确实实是因为西方主导性理论自身的缺陷，尤其是其以西方为中心、殖民特性等，以及难以解释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等。当然，我们创建完整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本身，需要在批判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的一些东西，做到创造性包容和超越。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要在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经验的视角形成对国际政治的新的解释体系。事实上，我们对西方的一些知识体系还是抱有学习借鉴态度的，我们对西方并非完全排斥，而是拥抱世界。
我们创建完整的理论本身尤其在初创阶段也许还不是完美的，同样需要开展国际交流，接受包括国际学界理论上的与世界政治实践方面的国际检验。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继续加强与外界对话的同时，需要继续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中汲取营养，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国家与区域，既要解释中国的特性，也要思考解释世界的普遍性，更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但是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解决我们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只把自己定位于“补充、完善”西方理论的一个学派。对世界的认可度也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不能一味讨好西方世界，更不能以国际学界乃至西方世界是否满意为最终标准。
另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许是中国学界多家流派的集聚，不可能就只允许一家之言，应该允许多家流派并存。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勇于担当，敢于拼搏，就能早日构建日益完整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与未来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有可能与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并行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学派”自我设限的“补充、修正与完善”角色，甚至将来至少在中国学术界有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地位之势，要争取在未来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定主导地位，使其逐渐国际化、更具全球性。常言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做得如何。我们对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将来在国际上的世界认可度要充满自信。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