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理论，其概念、体系、逻辑都源于西方，反映西方思维，绝非“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西方并非“发现”而是“发明”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反映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故种种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歧。

国际关系理论为何难以摆脱西方性？

谈及国际关系理论，人们常常将其与以欧美国家为首的西方世界画等号，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而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的认识，潜意识认为西方“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其理论解释、运用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意义。然而，对国际关系理论最原始、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可以表明，西方并非“发现”而是“发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呈现出显著的西方性特征。

第一，强烈的基督教色彩。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之上，即欧洲新教战胜天主教并建立主权国家，确立民族国家、主权、外交等基本概念。笔者在《大国政治的悲剧》新版译序《现实主义是基督教理论》中指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三十年战争又将国家性予以释放，诞生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国际关系成为基督教文明扩张的产物，演绎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权力转移、战争与和平，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本质是对非基督教文明复兴给基督教文明带来挑战的担忧。多年来，美西方对华实施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同化，折射出西方宗教上的皈依观(converting)。近年美国宣布中国为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声称与中国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人类未来取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及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一方的斗争”，进一步说明其外交政策的宗教一元论内涵。

第二，西方中心论，维护西方既得利益和话语霸权。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社会性，宗教性不如美国浓，但无法摈弃其西方性，二元对立和扩张性底色明显。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的“普世价值观”，带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排他性、同质性、负外部性，理论研究者过于看重于中美关系或大国博弈，很少关心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理论践行者则试图在世界推广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实为对外扩张、殖民或干涉他国内政，贻害甚远。

第三，无法剔除的殖民色彩和种族主义阴影，为强者服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史和现代化历史，线性进化逻辑渗透于其理论思维中，认为其他国家应当追随西方发展道路，更应遵循西方规范。这种话语霸权实则为自身利益服务，如国际关系术语中，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形形色色“陷阱说”，本质上是“中国陷阱”，种族主义则是其国际关系理论“冰山”下的深层观念。近年来，中国对人权、自由、民主、多边主义等核心概念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主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理论神话。

第四，分的逻辑而非整体思维，在片面中求深刻，方法至上。科学乃分科之学，但国际问题本身是综合的，不能削足适履。有人常问应该用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问题就是宣传，令人啼笑皆非。

如何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

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国际共识。在此过程中，产生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既是可能，也是必然。

但观念转变往往落后于经济格局。目前的国际体系依旧由西方主导，人类生活在西方化的世界。所谓西方化世界，是指其他国家依照西方法则、在西方影响下行事。非西方国家如果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系，寻求本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表达，只能沦为“全球地方化(glocal)理论”。如果仅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或文化(如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去验证和丰富完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我注六经”而已，往往结果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无法形成真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要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超越其西方性，更要超越理论本身，回归人本主义世界观，探讨“全球治理应为谁治理”“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等时代之问。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从三方面超越具有西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是在意识形态上，超越西方一神论的“普世价值”，代之以“一多不分”的和合思维；二是在历史观上，超越西方线性进化历史观，代之以整体世界观，包括安全观(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们的安全)、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合作观(平等合作，开放合作，包容合作)、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观(以天人合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三是在目标上，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强者、为资本、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基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命运与共。

如何作好“时代之问”的“中国之答”？

伟大复兴的中国自然要产生中华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中国倡导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并非只是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成果或先进文明，或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我们的明天”。因此，对西方国家的理论，要做到创造性包容和超越。新时代中国强调“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借鉴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又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情下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超越。

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超越其西方性，更是超越理论本身，树立大时代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把国际关系理论上升到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探讨“全球治理为谁治理”“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等时代之问，还原以人民为中心的世之大者，以天下观天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超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着眼于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鲜明旗帜，提供真正普遍的全人类理论体系。

最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需要注意三点：一是需破除文明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使不同文明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交流；二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需共同复兴，百花齐放春满园，还原世界多样性；三是文明之间不仅要互学互鉴或取长补短，更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集体智慧。

中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各国也同样如此，因此中国在文明对话和互鉴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应在解决自身问题过程中解决人类问题，在解决人类问题过程中展示本国的理论特色，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