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我国逐步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的时候，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当时统称之为“闹事”。党中央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同年4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又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5－309页）。

刘少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上面，有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有的领导人把本单位的群众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力命令我。’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不是群众的观点，而是剥削阶级的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不是讲人民内部问题是是非问题吗？分清是非，分清谁的是非呢？有的领导人只分清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自己的是非。自己不分，别人去分他的是非，他又不准。他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抹煞群众中的是。而讲到自己，讲到领导上，就只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缺点，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这是很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首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的不好，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他不是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这是违背上面所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有的领导人就去分群众的界线，问人家的动机，查人家的历史，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过分的，也需要教育。除开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以上四个方面的错误观点，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与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处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重温刘少奇这篇讲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年7月29日）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