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近20年。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的房间里挂着他在办公室工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我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讲讲少奇，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少奇同志的事讲出来，正像你说的，可以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些资料，作为研究参考。
——王光美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
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
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
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
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
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
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
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
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
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
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是自由的。
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
少奇要我跟他走
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
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
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
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
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
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
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
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
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难忘的结婚“仪式”
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
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
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周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