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按】 英国经济学家爱德乐(1909-1994)在文化革命后不久，于1981-82年撰写了一篇评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长篇文章，多年来未见以任何形式公之于世。他去世后，夫人帕特把文章交给我，说明是爱德乐生前意愿。其后我曾向帕特了解更多情况，可惜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日渐丧失，无法提供，只表示希望此文发表。

所罗门•爱德乐(Solomon Adler)1909年生于英国，犹太裔，在牛津大学研读经济学。1935年到美国做研究工作，后到美政府财政部任职，1940年入美国籍，1941年派往中国，1948年前一直在重庆担任美财政部驻华参赞。1949年受美国反共迫害，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任教。60年代移居中国，除经济研究工作外，从事《毛选》英译审改。

爱德乐在我国居住和工作多年，对中国感情深厚，对中国情况了解很多。此文以他接触与了解的独特视角，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叙述他的个人印象和分析。

中译者与爱德乐相处多年，获益良多，与他情同师、友。

不论从什么标准来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了半个世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自然灾害、贫困以及接连不断政治危机的急风暴雨般斗争洗礼的领袖们，一定应当被视为伟人。虽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与陈毅等其他伟人的集体领导下达成的，而毛泽东的贡献是独特的，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他必定同列宁、甘地、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一起，都是二十世纪的出色领袖。

毛泽东在思想与行动的才华上，在自身的美德与恶行上，甚至在一些美食口味上，都是传奇、超凡的。真好比自身哲学的具体体现，他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一大堆矛盾。他的政治眼光格外远见卓识，可是在判断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人物时却相当短视，诸如挑选江青作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挑选林彪作为他的继承人，挑选康生作为他的心腹谋士，以及挑选陈伯达作为他的秘书。他不但对同志们、而且对张国焘夫人这样的人充满感情、热诚和慷慨之心，可是对彭德怀、刘少奇等老将却心肠冷酷、满怀仇恨，甚至在他最忠诚、最卓越的追随者周恩来临终病患之时，他也不去探望或者送去一条个人的问候。他在权力问题上心狠手辣、十分现实，可是他在对战争的美学反应中，在他的诗篇中，在他的经济学中，以及首先是他在急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空想中，却是无比浪漫的。他在解放仅仅一年之后就敢于走到冒险边缘去面对美国，十年之后又敢于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可是却宁可过火也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身的权力基地，在1957年和1959年的反右运动中反对纯属臆想的威胁。他在战争和政治上是战略、战术的大师，可是他在抹杀人口问题和发动文化革命上却犯了巨大的判断错误。他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阅读详杂广博，可是他却深深地鄙视知识分子，甚至是反知识分子，要学生们不要多读书。他根据哲学与政治坚决反对斯大林建成“铁板一块”共产党的理想，可是他同样坚决地要求自己的共产党内“统一思想”。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可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却肆意地加以破坏。他创造了许多深刻的隽语，可是也提出了许多过于简单的格言，诸如“被敌人打击是好事”，“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不是战争，就是革命”，和“群众永远不会错”。他可以在性格上非常细腻迷人，可是也会粗鲁到狂野的地步。他具有敏锐的机智和微妙、精灵的幽默感，可是他也可以沉迷于粗糙而费劲的庸俗笑料，例如把赫鲁晓夫全集译成中文，出版八大厚册。他确认对政治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感恩、受惠，表现了典型的中华风度，可是对于李大钊或陈独秀对他的巨大影响却只有一次公开的承认，而且是在他同爱德加•斯诺谈话中用英文发表的，不是正式的《毛泽东选集》中用中文发表的。他是一位卓越而首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是他始终不能把自己从封建出身背景中解放出来。他憎恨排场、作假和虚伪，可是他容忍甚至推动个人崇拜和朝奉帝皇。

或许他最伟大和最佳时期是在延安。斯诺实至名归的经典著作《西行漫记》中毫无疑问的高潮章节“一位共产党人的自传”，确是文学和政治上的杰作。斯诺描绘的毛泽东本人，不论在总体上和细节上都是无可否认的。这一形象在其后近半个世纪中岸然矗立。他在文章与采访中对中国和世界时局的分析十分透彻，他预测的准确性达到十分高的成功率。直到今天，他对谢伟思在1944与1945年的访谈读来就像一位政治与外交高手的分析。毛泽东接见中外来访者，总是以礼相待，耐心而敏锐。他力图抵制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致命偏好。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向罗斯福提出愿去华盛顿晤面的信息，如果没有(美国大使)赫尔利的插手而能直接送达，其结果会如何，仍然是向历史之神提出的一个最诱人的假设前景。

延安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差异，使外国银行家、企业家、牧师、军人、学者和记者们都大为惊讶。延安是吸引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一大磁铁，毛泽东本人对他们是最大的吸引力。他的简朴与直率，他的精妙与深邃，他的谦恭与坦诚，对他们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党内，他摧毁了王明留下的亲苏基础，甚至连斯大林也无法挑战他的地位。

虽然，奇怪的是毛泽东在1947年以后从来没有回访过延安，他时常叹息老窑洞的简朴、供给制、“政治挂帅”、没有文牍主义、以及和农民群众直接接触。由于政治无处不在，号召节俭、增加生产、和动员一切支援战争的口号就足够说明经济政策了。

可是，或许正是在毛泽东一生中最最辉煌的这个时期，却正在孕育着后来弱点的种子，.....它们已经在他早些时候播下了。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江青并且结了婚，中国人民后来发现难以原谅他的这个错误。延安的正面形象，是通向夺取政权之途、也是解放后若干年中压倒一切的资产。延安精神几乎是世界史上的独特现象。

与此同时，延安教训(不是它的精神)却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不能适用，在落后经济地区行之有效的简朴行为则在大国和世界大国的背景下越来越无从发挥作用。而且，1949年时大多数的干部是中国北方人，他们习惯于华北的情况，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华中和华南。

加之，封建影响在北方更强，随着干部年老，封建影响特别在官僚主义中更加顽固。最后一点，1949年时共产党员无所不能的宝贵原则，随着社会与经济日益复杂，却成了一大弊端。但是，最为严重的是，个人崇拜的种子早在延安就已播下。

毛泽东成就了政治上几乎不可能的事。他建立并统一了共产党与红军，考虑到漏洞百出的宗派主义和初起的军阀主义因共产国际或苏联干预的坏主意而更形突出，这一成就不容小看。虽然，经过了一个世代的革命经验，他的理论、政策与战术符合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现实，他领导人民与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当1935年1月他在遵义担任党的领导时，红军正在长征的初期，最终只有3万人幸存下来。从抗日战争到战争胜利，红军迅速壮大，他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终于摧毁了蒋介石以美国配备的强大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对于以生命作斗争的千百万人民来说，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飘扬和毛主席向全中国及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时刻。

中国始终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国家，这不光是因为它人口众多、幅员巨大和性质多样。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它“是用沙绳捆起来的”，因为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找平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丰富的社会与文化遗产始终对每个世代有巨大影响，而且封建结构遗留的离心倾向总是很突出。中国有个经典的说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分分合合的主题贯串于整个中国历史。

以共产党作为他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前进的引擎，毛泽东开展了比夺取政权远为困难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取得空前未有、影响深远的统一。这种统一要坚实地建立在经济统一之上。终于要第一次打破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的循环。开天辟地的变化正在作出。经过内战、抗日战争、然后又是内战的几十年蹂躏之后，在短短3年之内，恶性通货膨胀根除了，物价稳定了，经济恢复了，确实是出色的成就。由于这期间有一半以上时间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这一全面进步的速度尤其引人注目。

在对外政策领域，由于美国厚颜无耻地支持蒋介石以及承诺冷战与反共活动，中国就别无选择，只有参与同苏联联盟。如同在其他领域，它都是全心全意，所以仿效苏联老大哥和学习俄文就成为中国的一时风尚。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不是在苏联红军刺刀支持而是靠自身的精力，不是听从斯大林的劝告而是反对他的劝告，莫斯科对于这一切是心态复杂的。

当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冷淡了他一个星期。斯大林有点担心又碰上一个铁托，决心把毛泽东安顿定。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耐烦，向他的同伴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为了吃饭拉屎的”，他日益坐立不定，询问下一班回北京的火车什么时间开车。后来他们终于会面的时候，斯大林作了他少数记录在案的自我批评称“面对胜利，谁也无法争辩”，他在随后的宴会上向淮海战役三大司令员之一陈毅大方地敬酒说，“为证明我错误的人干杯!”

斯大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定规。一件奇怪的事情值得记下。斯大林指着房间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向毛泽东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们都是小孩，他们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我走了以后你得照顾他们。”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都是一些小孩!

在谈判桌上，中国人成功地把苏联要求的让步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得到的贷款只是可怜的3亿美元，按中国人口每人不到1美元。鉴于苏联已经从纳粹侵略破坏中很快得到恢复，而中国加入苏方在各方面都是对苏联的巨大资产，这就看来更为吝啬了。

要对同苏联连结的十来年拉出一张资产负债表并不容易。中国在斯大林死后确实得到进一步的苏联贷款，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实行禁运，苏联技术援助在中国工业化初期、特别在草创和实施工程项目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确实，苏联模式并非总是适合中国，苏联技术并不一定最适合于中国情况，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卖武器给中国而从中得利，而且他们常常傲慢而霸道，当然这不是说中方的回应是无可挑剔的。赫鲁晓夫在同“反党集团”进行内部斗争而需要中方支持时的确就讨好中方，答应给中国原子弹帮助，可是斗争胜利后就撕破诺言了。赫鲁晓夫也的确要求在中国沿海建立海军基地和无线电台，完全不懂得毛泽东回应说“好啊，如果需要，你可以把整个沿海都拿去，我们就上山。”但是赫鲁晓夫确实也提出过劝告，反对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两点上都提对了。赫鲁晓夫和中国在1960年的关系破裂，到底是否不可避免，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大多数研究中苏问题的西方学者认为这种破裂迟早是必然的。一方面，两国都有过而且仍然有着封建与专制瑕疵的往昔，而且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两个如此强大邻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分歧必定随时间推移而发展，而且两国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有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明显地大于西方同中国或西方同苏联之间的差异，这清楚地体现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上。中国对苏联极度失去幻想，就同它当年对苏联极度充满幻想一个样，两个国家现在还在摸索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

第八次党代会的那一年，1956年，是毛泽东领导的高峰。走向工业化的最艰难头一步已经采取，党和国家坚固团结在毛泽东富有魅力的领导之下。如果遵循八大的政治和经济路线，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历史就远远不会那么动荡不安;社会主义建设将会进一步推进，就会取得更多的进步。

毛主席是一位秉性崇高、魅力无比的人物，一身结合着艺术家和哲学家机敏与精到的“阴”以及行动者坚决与无情的“阳”。他的确体现了托马斯•曼的警句：“行动如思想者，思想如行动者。”甚至在行动中，包括在战斗中，他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他写的旧体中国诗，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难以懂得，更不用说欣赏了。他给人的印象是：他认可柏拉图理论关于颜面是心灵之窗的中国说法，虽然中国说法还含有五官端正与五官不正的意思。他喜欢一读再读中国的古典历史、哲学、诗词与小说----王明责备他引述古典小说《三国志》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多!他本人是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却一生保持着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偏见，经常用牺牲知识分子来把农民理想化，他对于知识分子正规训练的偏见是相当惊人的。他时常说孩子们在上学或上大学以前比以后要学得多和学得快，还说许多伟大的发明家和科学家很少受过正规学习。我最早会见毛泽东是在1964年1月一次他宴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餐会上，毛泽东巧妙地把军事战略总结为三个基本原则：“士兵必须有饭吃，他们必须能一处处转移，子弹能够杀伤人。”他吃吃地笑着补充说王明相信只有我们的子弹能杀伤人，国民党的子弹不能杀伤人。然后他夸耀说大多数解放军将军们只受过不到小学教育，而“我们毕竟干得并不坏，对不对?”他取笑康生曾经是个大学生，康生对此抱歉地说，“我在一年级末就离开了”。但与此同时，他诚恳地称赞我是比秀才高得多的学者。

他是一位深刻而原创的哲学家，对辩证逻辑作出贡献，用中共党史作为简明例证来加以阐述。

毛主席一直保持着他简朴的生活方式并继续努力工作，直到至少1965年。他总是睡硬枕头，他的传统是早年总是把书用作枕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可以使他的家人和他自己享用世上的一切奢华。但是他生活节俭，除了大量吸烟。他不愿戒烟，在1965年11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80寿辰会上有点挑衅性地说：“我处在少数”。鉴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时已经产生，这句话或许在政治上有弦外之音!他遵循自己“勤俭建国”的经营之道，不像其他一些高干，他对自己的孩子很严格。他的大儿子从苏联回来时就送到基层农民中去，而且不顾周恩来的建议，还是拒绝免除他去朝鲜当志愿军。他坚持对小女儿李纳遵守原则，因为她的母亲江青溺爱她。不许她使用他的姓氏或者公开透露真实身份，要她接受其他学生的同样待遇。我记得听说过关于她的一则好故事。李纳录取在北大，那里的学生一般都骑自行车在很大的校园里活动。当李纳向父亲要求一辆自行车作为录取在北大的奖励时，他拒绝了，理由是还有许多学生买不起自行车，并且告诉她说，在舒适、奢华的问题上，她应当像穷学生一样生活，在工作问题上，她应当同最能干的人比赛。周恩来当时在场，所以他秘密地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没有告诉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的这类故事很说明他的性格。许多外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没有情感的非人，没有爱意和感情。但是，他虽然对敌人无情，对他周围的人是敏感和同情的，关心他们的福利。他对母亲有深深的爱，当他谈到老革命烈士时，他的眼里满是泪珠。在1965年之前，他肯定在个人关系上很温暖，在生活方式上很节俭。他的最终岁月一定十分悲痛。他幸存的儿子很久前就受了伤;他的妻子使大女儿远离他，把小女儿娇惯。至于他最接近的三名合作者林彪、陈伯达与康生，前两个背叛了他，第三个严重误导了他。他有意识地与以前关系密切的相当多同志切断了联系，同朱德、董比武、刘伯承等旧日的同代人拉开了距离。他对周恩来持矛盾的态度，或许出于对周的声望感到妒忌。他的性格中最糟的是，他仍然同一个妇女联结在一起，他对她的感情一定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在政治上最糟糕的是，他肯定已经认识到文化革命总体来说是一场失败。在他的最后岁月中，独揽大权而形单影隻。我记得他尖锐地自况：且让我落入沉睡的大地。

从1935年到1965年的整个30年是毛泽东的“大好十年”，党在人民中间享有最高的威信，成为各方面的核心领导。它充满生气，具有高度的团结，所以它极其适合作为社会主义中国进步的中流砥柱。

可是，1956年以后，有些事出了毛病，成为毛泽东“糟糕十年”的开始。或许更加委婉的办法是让沉睡的菩萨安眠，但是我必须表达我个人的评价和印象。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他开始患了列宁所谓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并在政治上日益走向极左路线。我觉得，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有着特殊关系。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中国自身的帝国和家长制传统，并且被斯大林统治下苏俄意识形态与做法影响所加剧，苏俄这方面的根源又在于沙皇的专制传统。在中国人民心中，毛主席是他们的救星，他们的家长，国家民族之父。周恩来被群众热爱，毛泽东则被他们崇拜为中国历史上的出色人物和革命伟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个人的、不是他人劝说的、真实的，当时住在中国的任何外国人都能从自身经历中感受到。举一个例子，当英国医生洪若诗访问广东省的一个村子去治疗麻风病时，村民们诚心诚意地说，“洪大夫，感谢毛主席派你到我们这里来”。从党的观点看，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出色领袖，他在其他领导人和俄国人犯错误时保持正确。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他是党的政治灵魂，他把马列主义智慧、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原则具体化，并把它们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别人都做不到的。毛泽东的领导被宣传为保证党的团结、国家的团结、以及党和民族之间团结的政治必需。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江青和林彪把这种领导称为“绝对”，那就是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哲学对这个词用得十分谨慎。

由于历史的高度讽刺，中国自身的封建传统与党的精神、忠诚和纪律(它们完全没有摆脱封建等级制的痕迹)之间的协同结合，促进了个人崇拜的迅速发展以及1956年以前盛行的集体领导方式的逐渐衰减。个人崇拜的迹象至少在1945年延安开始党的七大时就已明显，因为30年代老的朱毛联合领导不提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后来7年间，个人崇拜发展了。这影响到崇拜对象和崇拜者们自己。开始时是在同僚们之间，结果总是毛泽东的意见远远超越他人的意见。据说他曾说过中国农民盼望有位皇帝。这种流言蜚语是否真实较不重要，他却开始越来越貌似永远正确的统治者，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和批评。他在开除彭德怀以后，不愿挑选他的任何同代人当国防部长。他确实讲过中国农民又穷又白，可以在白纸上写最美的字。中国农民过去和现在无疑是穷的，但是他们远远不是白的。同样地，谁能自己独揽大权在他们的白纸上写最美的字?就是同样那位经常引述列宁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他也曾经说过，“群众，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使混乱更形复杂的是，虔诚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说成相当于中国的皇帝诏书，一种俄皇诏令：高高在上者指示群众创造历史!毛泽东变得习惯于广泛而夸张的赞美以及他的妻子和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的无限谄媚，他们把中国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他，归功于他一人。他们不把他作为领袖和圣人(他对此声称应得，倒是有点合法性的)，而是作为帝皇和圣人，这无疑是杯烈酒，也是醉人之药。

凯撒的桂冠就是迄今未有最强的毒物

1956年以后最了解毛泽东的两个人是林彪和康生。或许，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有他们了解他，因为他的其他同僚们不是困惑就是惊吓得乱成一团。即使有第六反应感觉的周恩来也常常一头雾水。林彪和康生知道怎么对付他的每种怪癖和弱点。他们既助长又利用他不断发展的帝皇心理。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感觉到他的政治与性格变化和困境，并很快适应了。林彪认识到他在1970年走得太远了，不是他就是毛。康生从不冒头高远，只是慢慢吞吞。

在理论方面，毛泽东针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宿命论解释，总是强调唯意志论，或者他称之为政治上和战争上的“意识能动作用”。但是当他日益老迈，他把唯意志论推得太远，推得过快。他在个人性格上开始变化，或许部分原因是脑贫血的结果。有一两个人甚至认为，大约从1966年开始，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说一般认为天才与疯狂是紧密相连的。在技术上认为他有神经病，是荒谬的;在通俗意义上把他归因于精神错乱，是把问题搅浑和模糊而不是澄清，因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解释。

更常见的是用阿克顿爵士广受引述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毛泽东从来没有绝对权力---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他自己是明白否认的。阿克顿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像周恩来这样罕见的人远没有受权力所腐蚀，而是因它而得到锻炼和精炼。可是权力最终确实腐蚀了毛泽东。从性质来看，一批人的集体领导，必定如同松弛和模糊的分权，对任何个体成员的权力定下明确的限度。政治局的集体领导随时间推移而受侵蚀和弱化。由于集体领导的弱化，对毛泽东权力的限制受到更少约束，而他滥用权力的倾向以及道德与政治的腐败性都加强了。

没有问题，他到70岁以后似乎倒退了，越来越不能固守而避免世间慢性污点的沾染。他的伟大美德少了，小恶行更显著了。这位立志要雄伟地改变人性的人物，却未能超越他自身的人性，也许太过人性地如过去那样渲染上自身特色的封建色彩。他一生中大部分在赞赏中国农民造反头头和外国革命领袖。但是在晚年，他把赞赏转移到中国秦始皇这样的强人----最早统一中国、并在无数兵丁和徭役尸体上筑成万里长城的残暴霸主，和曾国藩----他的湖南老乡、中共憎恨为太平天国造反的镇压者，以及诸如戴高乐和尼克松等他抱有莫名好感的外国人。他痴迷于自身的理论而忘却了他的老同志。在1981年正在学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一位中国朋友在北京对我说：“毛泽东应该学习他自己的著作。”他做的许多事情清楚地同他自己的基本教导和思想相反，他对周围人们的态度变得不可捉摸。如果他们敢于提不同于他的看法，就会成为党内斗争的目标。这位善于同具有不同思想的人们共事和团结的人物，发现越来越难以忍受分歧、更不用说忍受反对了。一人统治看来成了党内的规范，而且在领导中占了主导地位。他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他对1976年4月群众反对四人帮爆发行动(人称天安门事件)的谴责，显示了他的孤立，必须归于他强烈的衰老，他活得比自己长了，不像列宁和周恩来都死得太早。不像列宁那样被斯大林所背叛，毛泽东是被毛泽东自己背叛的，而最最悲惨的命运是他成为自身的追随者。

毛泽东的左倾主义最初在1957年明显表露，虽然他在推进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劲头里可能已经隐含。在1957年9月，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5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是知识分子，成为斗争对象，被戴上右派帽子，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受辱。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危害的，只有极少数是死硬派，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和全国范围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

从1958年开始有一系列灾难。首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第二是1959年的彭德怀受贬谪和反右派运动。第三是1959-1961年的三年歉收。第四是俄国同中国决裂。最后、也是最最严重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的大灾难。歉收是自然灾害，但是被大跃进的错误所加剧。大跃进、彭德怀受贬谪、以及反右派运动，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虽然他的责任更大，因为他既是党的主席，又是三者的发动者。俄国的决裂，赫鲁晓夫应负责任。最大的灾难，文化革命，毛泽东自己必须负大部分责任，因为他发动了文化革命而没有预见到很大程度上成为文革对象的党会几乎被粉碎。

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当他听说湖南省有一批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相关的人正在实行全民所有制作为单一的实体，不禁心花怒放。他带了陈伯达和张春桥到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天津和北京附近去看类似的集体，他匆忙地猛然祝福公社运动，在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赞同以前就向一名记者说，“人民公社就是好!”

他固执地接受和推动异想天开的1958年生产指标：3.75亿吨粮和1070万吨钢。陈云、周恩来、李富春和另外一两个人开始时对这些数字感到怀疑，但陈云处身幕后，周恩来不反对这些指标，刘少奇等人积极支持这些指标，党的中下层完全准备好跟着走。农民的狂热性和想不到那么多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暂时地横扫社会而忘却了现实感。一旦中国发动一场运动，领导人、甚至更多地中下层干部往往都跟着走，而且群众也接着跟上来，全力以赴，没有任何约束和抑制，只是在运动走得太远时才回头，也是中下层干部和群众跟着走，互相反方向地全力以赴，同样没有任何约束，同样避免作出抑制。情况是：要不全对，要不全错。在中国，过火之路无论如何走不到智慧之都。

1979年10月，一位本人就是哲学家的著名干部于光远，在四川省党委领导出席的一次哲学学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回忆大跃进期间的气氛说：“当时我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有一些经济学家与我共事。我向毛主席报告说，苹果如果嫁接在南瓜上，就可以长到南瓜那么大。苹果会跟着南瓜生长。我在清华大学念过自然科学。我现在对自己相信这一套，真该嗤之以鼻。”

于光远的狂热与轻信并非独有。于光远的故事之更加说明问题，是因为李森科学说并未成为中国的正统信条。

干部把官方统计转换成纯粹的政治文件，根本不顾事实，所以非常不可靠，而且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周恩来其人，对于作出的那些超现实主义断言是有深切怀疑的，而彭德怀元帅在领导人中几乎是独一的敢于出来说话。

彭德怀贬谪之后，接着是一场激烈的反右倾运动，它加深了大跃进的灾难，这一年的收成远远低于上一年。这是用报复来玩弄庸俗政治，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表示过愿意扭转眼花缭乱的1958年进程，但因为彭德怀批评了他，他现在就不可原谅地扭转再扭转。正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党外民主严重打击而产生悲惨后果，彭德怀的贬谪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党内民主同样严重打击，产生更为悲惨的后果。

彭德怀的悲剧并不止步于贬谪。他成了文化革命初始的目标之一，尽管毛泽东在1965年晚秋对他作了和解。但是毛泽东当时正沉迷于反对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对国内、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对他是无足轻重的。“海瑞罢官”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火种，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如果那样片面的事也可以称为斗争的话，那必须提为中共党史上一次原则性的路线斗争。毛泽东事实上对彭德怀作了宣判，说“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在故事中，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红卫兵用这些话来谴责彭德怀亵渎现已神化了的毛泽东，经过长年侮辱和迫害以后，彭德怀死于1974年11月，身心俱碎。

三大伟人中的第二位——刘少奇

三大伟人中的第二位，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和毛泽东一样，他生于湖南，阶级出身也类似;毛泽东是富农的儿子，刘少奇是不太富裕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儿子。和毛泽东一样，他在十多岁时就由父母让他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新娘“结婚”，对此他从不承认。和毛泽东一样，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就读，也和毛泽东一样卷入了革命运动。和毛泽东不一样，他在青年时短期去了苏联。回国后他积极参与劳工运动，1927年以后他是国统区地下党和劳工活动著名和干练的领导人。和毛泽东一样，他娶了一位革命者，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他也和毛泽东一样，第一任妻子的两个儿子先期失散后来到苏联就读，结果却成为残酷命运的牺牲品。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对女性吸引力很敏感。他也同第二任妻子离婚后再婚，但和毛泽东的第三次婚姻不一样，他是相当美满的。

作为思想家和作家，刘少奇健全而正统，观点阐述有逻辑性和系统性，但是没有毛泽东的绝对创造性，没有毛泽东的深度、独创和火花闪烁的眼光。对他最著名的作品《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批评是公正的：认为它的毛病在于过分采用新儒学传统教养下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的沉重道德化倾向。他在党内和军内都是一位精湛高超、有条不紊的组织者。

1935年的伟大一二九运动一旦开始，刘少奇起了主导作用，把它扩展和巩固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发展力量，并在组织抗日和开展华北及国统区统战运动方面，确立了卓著的声誉。1941年，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以帮助修复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蒙受的损失。陈毅等人后来证实，他再次表现出色。多年来他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机器。虽然他对外界不如周恩来那么有名，到40年代中，他在党内的影响无疑仅次于毛泽东，到解放时，他是中国第二位最强大的人物。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信任的同志之一。正是刘少奇在1945年以前就开始普及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可是他却成了毛泽东最痛恨的敌人，毛泽东一反常态地对之冷酷的人。1969年他在开封悲剧性地死于肺炎以后三年，他的子女仍不知情，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准许探望被禁闭的父母，他回信说：“你们的父亲死了。准许探望你们的母亲”。

这一转化也是一个历史谜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1962年前是非常亲密的。刘少奇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每次历史转折关头都支持他，从30年代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关键斗争，到50年代初对高岗的斗争，高岗把刘少奇作为名义上的目标，可能着眼更高。他们具有共同的观点和政治路线。当刘少奇自己的政治路线在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时，毛泽东没有反对，只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才加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赞同那场斗争，在大跃进问题上充分支持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甚至批评有些领导人的怀疑态度。1959年刘少奇继承毛泽东作为国家首脑，毛泽东退居“二线”，实际在经济上，而在政治上只是名义。甚至他的退居“二线”也被解释为一种手段，旨在转移1959年当前失败的全部或多数恶果，并预见到刘少奇等“一线”人物在今后年代中的艰难，使自己相对地毫发无损。当刘少奇开始了解大跃进有害的经济后果，他的语气改变了，他对它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评价变得消极而不是积极。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其后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对他和他的共事者心生嫉恨，因为他们采取的扭转三个灾年的措施是成功的。虽然刘少奇从未真正挑战毛泽东作为党和军队无可争议领袖的地位，毛泽东却开始把刘少奇看作对他的统治、并对党和国家政治的主要威胁。于是，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了“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指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倾向。这里他直指刘少奇的经济政策----那是为了在1959-61年大跃进使得农业生产下降40%以后促进复苏。该经济政策鼓励扩展农民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它有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批准。它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人的巧妙实施，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跃复苏。如果说党的威信由于大跃进及其后果而暂时受挫，这一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修补了经济与政治为害和党的威信以及高度的社会觉悟，这深深地触动外国访问者，直到文化革命。

我感到，看来很可能的是：1963-64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反赫鲁晓夫、反修正主义强大运动，针对的是刘少奇及其中国追随者以及赫鲁晓夫及其苏联和其他共产党追随者

毛泽东坚持极左路线，无视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失败，对他认为是巨大挑战者和主要对手的人准备作最后的摊牌。他倾向于过度杀伤，成了他的病态。1963-64年，他发动了称为四清的又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毛泽东有意抛出了他著名的一块砖头：“政治和思想上和平共处，组织上昏头昏脑，经济上敷衍了事，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一向在中间出来打圆场的周恩来，向毛主席建议四清不要包括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正相反地坚持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中央委员会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认定自己同群众在一起，在公开战役中出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回头看来，可以清楚看到他至少半自觉地在建造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最后摊牌。1965年8月，他在马尔罗(法国戴高乐总统特使，当时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会见----译注)访问时僣夺了刘少奇，强调中国的修正主义危险。毛泽东同马尔罗从进行访问的人民大会堂房间里走出来时，最后的话用传奇色彩描述自己的立场说：“我孤独地同群众在一起。等待着!”

文化革命完成了毛泽东的转化，从能够控制释放法术的魔法师和巫师，转化为能够释放法术但不能控制法术的巫师学徒。他错误地认为，党现在被他错认为敌人的人所控制。

1966年10月，毛泽东有时会受影响地玩弄政治不老练的权术，谈论自己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谁会想到我的小小大字报会有这样的效果?”毛泽东算计得非常错误。首先，他以为刘少奇会激烈抵抗，甚至可能走到内战这一步，但是事实上，毛泽东的威信和刘少奇的爱国主义和党的纪律性使得他可以推倒刘少奇而不会发生他需要的“天下大乱”。为了把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刘少奇确实无私地提出下台，如果毛泽东停止这场运动。其次，林彪和江青现已成为他夺取中国之魂和世界革命之魂的生死搏斗中的副手和同盟者。这两人决心要保证毛泽东已经释放出来的力量可以不受控制，他们获得了超乎意想的成功。毛泽东一再设法冷却它，周恩来努力支持毛主席亲自呼吁的加强秩序与理智，不论多么严肃认真，却无济于事。

为了保证击败刘少奇，毛泽东甘冒党与国家命运的险，那是他比任何人更加竭力建立起来的。他相信刘少奇的政治与经济路线正在成熟并开始盛行，而他自己的政治路线正在垮台。他不能忍受可能无法挽回的失败。毛泽东比刘少奇伟大得多，但是他的错误的代价也大得多，最终的深究细判只能留待未来。

如同成千成万无辜的党领导人一样，刘少奇被不人道地对待，或许毛泽东不知情。据刘少奇的家人说，他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来清除他的目的是一步步的进程。运动开始时，他掉入毛泽东的圈套，留在北京对付再起的学生骚乱，而毛泽东却离开到南方去了。他不知道怎么搞那运动，要毛泽东指示，毛泽东故意忽视。刘少奇摸索搞了工作队，却把事情弄得更糟。只是当毛泽东回到北京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刘少奇才发现自己是主要目标。

1967年1月风暴以后，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第一点，他对1966年的错误路线负全部责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尤其是老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他恳请毛泽东解放大多数关押的干部，以便拯救党和国家免受他犯了的错误。第二点，刘少奇恳请毛泽东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常委。他自己希望的就是到湖南家乡或者到延安去过平静生活。年年月月不指名的野蛮口头攻击激怒了他。他在信末要求见毛泽东。

1967年7月，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见面。这是他们最后的会面，继续了1小时3刻钟。刘少奇为人是严守铁的纪律，关于发生的情况，他从不向家人吐露一个字。

第三位伟人周恩来

周恩来的秉赋惊人。首先要说，他十分英俊迷人。他具有无尽的能量，完善的戏剧般才干，以及准确无误的记忆。他的无私，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他的谦逊，他出众的足智多谋，都被广泛承认，正如他作为外交家和政务官的出色辉煌，他的快速急智，他的心智常存和掌握时机。难怪他成了头号的共产党疑难解答者。不论多大问题和多小细节，他都注意到。他十分关注细节，有时可能过分，但非常感人，反映他忠于职守和极其讲究的认真。

由于他无可匹敌的革命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接触，他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或许因为他在青年时在日本和西欧住过几年，他比他的大多数同事对外部世界有更深了解。他虽然在经济领域不是强项，他至少很谨慎，乐于听从陈云这样的人物。他似乎没有那种永不满足的权欲，那是世界各地高位男女的灾祸。他从不热望当第二把手，更不用说第一把手了，他从不设法为自己建起一个有所类似于政治机器的东西，这就说明问题。没有个人野心，没有权欲，对于说他是个变色龙和“幸存者”的嘲笑，就是决定性的回答。

我只举两个情节说明他心智常存。1944年12月，他和延安的美军使团头头包瑞德上校乘美国空军飞机从重庆飞返延安。飞过西安以后，驾驶员迷路了，周恩来首先注意到。他向包瑞德说，事情弄错了，他们在往西飞而不是往北飞。包瑞德问他该怎么做。“要驾驶员180度转弯，飞到一条河，那是渭河，然后转向北飞”。(引自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第69页)如果周恩来没有注意到驾驶员的错误，飞机就会继续往西飞，飞到青海或西藏山区时，油就耗尽了，不会有幸存者。

第二个情节发生在1971年末。那是一次有韩丁参加的会议，大多数在京美国人都被邀请了。韩丁提了一个公正而尴尬的问题：为什么他在50年代离开中国时舞台上有反映当前问题的生动戏剧，现在却像博物馆一般，除了内战和抗战，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关于热门主题和问题的戏剧?韩丁显然暗指江青对文艺实行的监控，戏剧局限于按她独断规范精心加工的8个样板戏，它们原有的任何生气都已抽去。快如闪光，周恩来转向邻座的张春桥说：“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能回答韩丁吗?”张春桥哼哼哈哈一阵子以后说，“噢，有‘海港’”，提到以解放后中国作背景的唯一一部戏。事情做得平稳而自然，虽然相当明显的是张春桥颇费一番挣扎，无论如何，在场者很少有人欣赏到这种大师风范，反正在当时都没有觉察。

周恩来的时机掌握是无可挑剔的。这里我要引用许多事例中的一个，因为它奇特的背景和历史重要性。在赫尔利和蒋介石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毛泽东在1945年8月末到重庆，在日本投降前夕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蒋介石尽量把毛主席多留在重庆，人们担心蒋介石会不会对他玩同样的把戏，就像对胡汉民那样，先保证安全，然后实际上把他软禁;蒋介石在1936年西安事变结束后也曾对张学良玩过类似的把戏。毛泽东显然不无道理地有所担心，据说他半开玩笑地说过：看来他好像可能要在扣留中写诗以渡此余生。在极其纠结的形势下，正是周恩来保住了毛泽东的自由。美国空军将要从昆明的空军基地撤离，曾经是狡猾军阀的蒋介石不能放过以武力夺取仍属半自治省云南的诱惑。蒋介石遭到严重抵抗，他取胜前双方有15,000人伤亡。在战斗高潮和蒋介石一心关注云南时，周恩来抓住机会拜访蒋介石，告诉他：毛泽东因紧急事务要回延安，蒋介石无法拒绝。有些人想窃取周恩来这一掌握时机的杰作。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相对简单的。由于他的政务天才，周恩来对他们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还有他不与他们任何一人为敌的政治上额外的巨大资产。毛泽东可以描述他是“技术人才”，刘少奇知道周恩来并无政治机器来同他作对。认为毛泽东这位操纵大师挑拨刘少奇和周恩来相互对抗，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周恩来可以而且确实同刘少奇共事得很好，多少作为同等地位者，而对毛泽东则作为下属，他在1962年以后设法不要突出而是减弱毛刘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周恩来同毛泽东比同刘少奇更接近些，他和刘少奇等人合作促成60年代经济复苏，似乎并不明显影响他同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一定在骨子里觉得：如果出现危机，周恩来会站在他一边而不会站在刘少奇一边。这毫不抹杀周恩来个人从不以任何方式威胁刘少奇在党内或政府内上升的事实。直到1966年，刘少奇对党的机构有相当程度的控制，他对此并不担心。

甚至在文化革命以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就很不简单。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在30年代初，周恩来追随党当时错误的正式路线，被毛泽东反对得对。朱德和周恩来确实在1932年讨论军事战略的第9次党代表会议上拯救毛泽东免于开除。另一方面，周恩来作为党中央军委主席和第一军政委，曾经是毛泽东的上级，当时毛泽东是第一军司令员。更糟糕的是，他也批评过毛泽东的唯我独尊和单干以及实行一人式领导----鉴于后来的事件，看来是批评得合理的。周恩来比任何人更知道毛泽东决不忘记这个背景，奇怪的是周恩来幸存下来了，而且同毛泽东保持了40年的良好关系，虽然彭德怀、彭真、刘少奇、邓小平两次、和林彪都被他翻倒。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极其注意不去触及毛泽东棘手的政治安全感问题。从那时起，他意识到毛泽东压倒一切的才华以及自己曾做错和毛泽东做对，使他把自己的判断从属于毛泽东，并跟随毛泽东领导的方向走。从那时起，他一心一意建立毛泽东在党内的至高地位并作为其最忠实的顾问。周恩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并在其后不久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捍卫毛泽东脆弱的大练钢铁运动。在一次庆祝解放纪念日时，周恩来亲自督察“东方红”庆典，其中一个场景的天幕上显示毛泽东的头像如同阿兹台克太阳神那样放射光芒。或许可以原谅地强调称：在其后的岁月中，周恩来扮演的是充当毛泽东皇帝手下贤德宰相的角色。

埃德加•斯诺在赞美周恩来时说，周恩来“自我谦逊的奉献使他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知己密友”，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互补。”(引自《漫长的革命》第186页) 斯诺说周恩来不可或缺，说毛和周双方互补，完全正确。但我对于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知己密友，必须恭敬地表示异见。毛泽东的个性过于压倒一切和咄咄逼人，不会容忍把任何人，当然不是周恩来，引为知己密友。

我听说，在毛泽东在场时，周恩来往往不能完全自我放松，而是几乎总是不被察觉地欠缺安详。好奇的是，基辛格以其难以置信的精巧天线般感觉，也观察到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几乎不能察觉的不安。鉴于他们长期和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是极其奇特的，它本身就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否定了周恩来是毛泽东知己密友的说法。我认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周恩来从来不很肯定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在内心深处，他认识到毛泽东从来不是充分信任他的。这位善于鉴别和细究的人物可以用闪电般速度打量人和事，可以从容对付从尼赫鲁到尼克松、从马歇尔到蒋介石等任何人，却永远不十分了解同毛主席在一起时自己身居何处。虽然他对毛泽东的情绪和喜好十分敏感，不论是政治的或个人的。说到底，他不能像林彪和康生那样懂得毛泽东的行为动机，或许他太贤善了。

虽然毛泽东对大跃进及其直接后果应负主要责任，刘少奇和周恩来必须分担一些，刘少奇或许比周恩来稍多负一点。他们两人都有功于帮助清除混乱并使其减至最低。文化革命的责任是毛泽东的。中国传统的省察力认为，只要中央没有触及，祸害或灾难会殃及一两个省，不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大问题，但是中央的分裂可以带来大灾难。毛泽东制造了中央的分裂，促成了文化革命的大灾难。中央的分裂，释放了离中国政体表面不远的、被林彪与四人帮无情利用的潜在危险力量。党的领导因减员而逐步削弱，以及集体领导方式最终垮台而被过去的家长制专政所取代，就使事情弄糟。根据任何筹算，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伟人，但是毛泽东毫无怀疑地是最高大和影响最深远的伟人。但是中国的过去、他自己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证明对他和他们都影响太大----正如他们的先师所教导的，“已故昔日的影响对生者思想犹如一场噩梦。”毛泽东同周恩来和刘少奇以及功绩与才干稍逊于他们的其他同事的关系，曾经是进步和现代的，逐渐变得封建和霸道了。封建主义在他和他们身上都留下了印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付出代价。

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达到他政治事业的顶峰。尽管林彪和四人帮对他的种种阴谋，尽管毛泽东对他矛盾和摇摆的态度，他设法幸存下来，保留并且甚至重获一些影响和权力。这本身就是接近奇迹的一个大成就。但是生存和保持权力本身不是周恩来这样人物的目的，它们是使他能服务他的国家和党的手段。他比任何人更加努力把国家限于内部混乱和对外关系破损难复的局面中拯救出来。或许历史会判断这是他最耐久、最英勇的成就。

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比任何人更出力使林彪垮台。他比任何人更多地贡献于1971年以后对外政策的大改变，这大大减少了俄国侵略的危险。他比任何人更成功地使一些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老干部不受林彪和四人帮的钳制。他比任何人更负责使邓小平在1973年恢复执政，从而保证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持续。他和其他人一起，在那些动荡年代的种种压力和劳损中，努力使经济保持合理的状况。正是他救了邓小平的命，并和朱德与叶剑英一起使军队不受四人帮的渗透，从而帮助保证四人帮在他死后归于覆灭。尽管他的年龄和生命最后三年中罹患致命疾病，他还是做到了这一切。

周恩来是否知道，毛泽东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要用包括内战在内的一切代价除掉刘少奇，这仍然是个谜。如果他知道，，他肯定不会跟着走。当时他并不是毛泽东最密切的心腹之一----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经是----可能他并不知情。我宁可认为，毛泽东并不完全肯定周恩来的回应和支持，周恩来自己在早期曾受到批评(虽然不是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没有赶上新形势。

在文化革命初期，周恩来希望并设法使毛泽东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达成妥协，但未能成功。在1966年10月末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他勇敢地宣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我们必须让他们干革命，容许他们改正错误。即使你们认为我在设法调和分歧，我不会改变立场。”在同一次会上，毛泽东自己似乎在留刘少奇一条出路，他是否在玩弄狡猾的把戏，他有多大认真，那又当别论。

当“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鼓励下席卷全国时，，周恩来建议说，这样规模的群众运动需要细致准备，应当有组织地进行。毛泽东大怒说，“什么准备?他们有饭吃，有火车送他们走。我们要的是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周恩来现在肯定招致毛泽东的不高兴，他在设法保住使国家运转的政府机构，在毛泽东眼里成了推进革命的严重障碍。

早在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布了一则对红卫兵的号召：“为什么禁止包围省党委、市党委、报纸、还有国务院?”由此开始，他们到处袭击党和政府组织，他们拖出著名人物，扣上“叛徒”或“走资派”。

随着1967年的一月风暴，周恩来的政府机构，包括其核心总理办公室，都瘫痪了，他在所有那些部委的人都受到不断攻击，或者已经被撤离职位。周恩来不顾一切威胁和危险，公开保护外交部长陈毅、财政部长李先念、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商业部长姚依林、和铁道部长吕正操。当吕正操在斗争大会上受红卫兵连番攻击而身体垮台时，周恩来立即负起责任，使混乱的铁路系统恢复一些外表秩序。

曾经同毛泽东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共同战斗、并且是他最忠实信徒的若干党内和军内老干部，对事态变化极其痛心，决定批评红卫兵的过火与无纪律。在这方面，像负责农业政策的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和李先念等领导人被嘲笑为组成所谓“二月逆流”。

1967年初，朱德、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邓子恢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会，会上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问题以及对他们共同鄙视的江青的批评。谭震林看到毛泽东现在用红卫兵来去除晚年的老革命，他甚至怀疑自己从井冈山以来追随毛主席干革命是否错了。老参谋长叶剑英责备毛泽东放手让红卫兵冲击党和解放军，他说，“他应感到良心的刺痛。”总理不知怎的风闻到这个会议，他赶快赶到中南海，恳求老干部们更加谨慎。他劝说他们停下来，否则会引来更多伤害。由于他当时是唯一仍在领导岗位上得到他们信任的人，他们同意了。

由于努力保护他的主要部长等老革命，周恩来冒险会被扣上“保守和死硬派”的帽子，并成为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的方便目标，只要他还在，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真正感到安全。结果，周恩来的地位日益变得岌岌可危。外交部已经砸碎，部分是故意的，部分是毫无理智的派系斗争，使得它不可能正常运转。造反派越来越不耐烦。驻雅加达临时代办姚登山被印尼政府驱逐，得到北京红卫兵对他英雄般的欢迎。江青决定把他用作直接反对陈毅和间接反对周恩来的攻城器，欢呼他是民族英雄，在机场举行盛大欢迎。然后她带他在五一节去见毛主席。这位小丑一心想成为下一个外交部长，看到摄影记者准备拍照时，赶快一瞬间站到主席和江青中间，双手搀着中国最强有力的一对夫妇。还能梦想什么更大的支持吗?他想他看到了一生中的大好机会来推倒周恩来，为自己踏上顶峰的空位。他大肆吹捧江青，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喜好。在她的指示下，他在外交部夺权，然后发生一系列严重事故，使中国在外交关系上大为尴尬。这些包括殴打北朝鲜使馆人员，对缅甸使馆骚扰，以及攻打英国使馆。周恩来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狂热时期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在最后关头撤销林彪要解放军4个师在香港周围准备推进的命令。

当周恩来的政府瓦解、王力、姚登山及其追随者把国务院作为他们夺权的目标时，中国面临着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北京街头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1967年8月是周恩来最危急的时期。他在人民大会堂被几千名红卫兵包围了两天两夜。他保持着自我控制，一小时接着一小时，耐心回答一个个问题、一项项谴责。18个小时后，他的医生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不能负责总理的健康了。”姚登山说，“没问题，我负责。”8月19日，姚登山正式夺了外交部的权。

在这一危机中，周恩来组织了一次出色的反击。在1967年8月8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读一项文革小组的公开命令，宣布一切对周恩来的攻击必须停止。在焚烧英国大使馆一两天以后，他开除了姚登山并加以逮捕。

周恩来怎么解脱自己的?为什么文革小组突然需要他了?

事情是周恩来手里掌握一张王牌并在准确时机打出来。他的王牌----不可能是别的----是强大的军方支持。

从文化革命一开始，林彪作为国防部长以及军队领导上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开始在军队里的大清洗，并发动对贺龙、罗瑞卿与叶剑英和他们追随者的打击。主要职位的空缺只被林彪的人占有，而清洗的许多幸存者则面临迫害或者不确定的未来。有意思的是，军区和地方一级的著名长征老干部，也受到中央和省级党和政府著名老干部蒙受的类似待遇。

结果，以前是团结统一的解放军分裂成对立派别，一派支持文革，一派反对文革。当红卫兵开始谴责十大元帅中最受欢迎的朱德、叶剑英和陈毅三大元帅时，解放军的反文革派在大多数军区策动了大规模军方示威，毛泽东就面临许多司令员及其支持者的一个强大集团的相当巨大的反对。当他听说许多地区的军方集团已经组织军职和文职群众来支持地方上党和政府机构反对红卫兵，这使他大吃一惊。关于解放军和红卫兵之间严重冲突的报告飞送到北京，其中的武汉事件特别令人不安。

毛主席派极左的王力(他是文革小组的著名成员，在1966年底公开声称文化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和两面派公安部长谢富治去武汉同长征老干部陈再道将军谈判，他们完全不被放在眼里，周恩来不得不亲自飞赴武汉去解脱他们，并使事情冷却下来。由于他们的失败，毛泽东认识到，武汉事件不是孤立现象，他可能正在丧失对解放军的控制，因此极其需要周恩来的合作。周恩来成为解放军对立两派之间的桥梁。周恩来的步骤是：对毛泽东温和，对跳出来利用文化革命的机会主义分子坚决、甚至强硬，他的目的是要恢复一些秩序外表。他要陈再道到北京做个自我批评并安顿在北京，同时在9月下令逮捕王力和关峰，因为他们狡诈地推动解放军内两派冲突，煽动群众斗群众和反对党的领导人，旨在篡夺政权。他们的被捕，对江青和陈伯达是一大打击。这样，周恩来就成功地遏制了来自文革小组对他的攻击，消除了对他最大声的批判，同它留下的成员们妥协，的确是出色的策略。这里的虚情假意是对罪恶的可敬美德。正像有些人在圣水里沐浴而没有净化，周恩来可以在漆黑浑水里游泳而不受玷污。

在武汉事件以后，总理大力施展他的议价力，他慢慢地活动上升到文革小组的一个领导地位，在其中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和那些极左分子。他设法不让红卫兵去西藏和孔子诞生地曲阜，命令他们停止“革命大串联”和武斗，由于它们而不可能恢复秩序。到9月份，江青没有办法，只能按周恩来的口号，呼吁非暴力和制止无政府主义。

正是总理，在1968年3月27日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宣布影响力巨大的、人称“杨、余、傅”军事集团的垮台。三个人都是林彪的密切同伙，林彪把杨成武委任为总参谋长。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宣布这三名将军的撤职，这个事实反映，由于周恩来得到解放军老将军们的支持，文革小组中力量对比正在改变，周恩来的控制力正在增加。

因此，正是总理先拉出王力、关峰和戚本禹，然后拉出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前三个主谋要红卫兵在全国和各军区攻击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玩火却大伤手指。后三个与军内运动协作以便于红卫兵搞肮脏勾当。双方都是我早先称为军内反文革派的死敌。

林彪和江青往往联手反对周恩来。文化革命中有个时候，使外界大感迷惑、使在华多数外国人不解的是反对一般西方音乐、特别反对贝多芬的古怪运动。解释很简单----周恩来喜爱西方音乐，特别喜欢贝多芬。

周恩来的下一步是揭露林彪的反常野心。没有疑问，林彪看到刘少奇在他前头的前车之鉴，现在一定感到身处君王之侧寝食不安。1970年8月，周恩来看出了林彪想成为国家首脑的阴谋。前山西军队司令郑位三曾在那里玩弄明显的派系活动，现在是关键的北京军区与卫戍区司令，在华北组第6号公报中提出建议称应当重新设置国家首脑的位置。当然，他这样做是林彪的授意。周恩来策略地把此事提醒毛主席，毛主席第一次警觉到林彪篡夺最高权力的欲望。毛主席自己曾经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想把他当菩萨束之高阁，现在他开始认识到林彪也在设法把他束之高阁。他惊惶地发现林彪在奉承的肉麻烟幕背后搞什么----“毛泽东比马克思和列宁更伟大.”“毛泽东在一千年中只出现一个。”“毛泽东思想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你相信毛泽东，就跟着走，不相信也跟着走。”等等。他把林彪任命为他的直接继承人，这个任命在国家宪法和党章内都空前肯定下来。此人已经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了下属，他们首先忠于他而不是忠于毛泽东，若干军区司令完全听命于他，他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进中国2200个县中几乎2000个县的权力机关。

周恩来在竭力保护像贺龙和陈毅等老朋友，但无法使他们隔绝林彪的报复，当林彪迫害他们并虐待致死时，他不得不吞下痛苦和隐藏厌恶。但是他等待时机，巧妙和谨慎地出手。

毛泽东几乎花了40年的功夫把林彪树起来作为自己在解放军内的门徒，不但反对诸如王明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且避免过分依赖诸如朱德和彭德怀这样更资深的杰出军人。他长期以来把林彪看作有前途和出色的将军和可依靠的追随者。林彪开始时是南昌和井冈山的一名连长。在抗日战争结结束时，他成为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官。1948年他以精湛的方式赢得了决定性的辽沈战役。(1971年以后的宣传贬低他的真正军事才能和成就，这既无价值，也不相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法令无法把他弄成不是人。)

当刘少奇的失势而国家首脑的位置空缺下来时，林彪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重新担任这位置，他赞成废除它，因为这会导致不必要的权力分散。林彪不耐烦了，陈伯达在林彪背后支持下，突然在1970年8月和9月的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他不和任何其他政治局委员讨论此事----除了想必同林彪----散发了一份通告，呼吁任命一位国家首脑，这意味着：鉴于毛主席对这位置的反感，林彪就应该得到提名。在会议初期，林彪在他的开幕词中把该通告列入议程，并要他的妻子叶群、他的亲密追随者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将军大力动议对此作出积极决定。信不信，他们图谋要取得多数。

毛泽东现在真正惊觉并发怒了，给会议写了一封公开信“我的小小意见”，那是他同林彪宿命对决的开始。整个形势改变了。首先公开批评陈伯达，但对林彪只是隐蔽地批评，用毛泽东的话，后者还必须“保护”。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方针，告诉林彪的4个主要支持者作自我批评。庐山会议以后几个月宣布陈伯达的下台，等于是对中国人民的启示。并无事先的警告。陈伯达不但是文化革命的主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的主要阐述者和主要理论家，以及毛泽东最信任的理论家之一。无论何时这位“小小老百姓”(他自称)在红卫兵和群众前面出现时，他的话语都是神圣的。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他需要周恩来的合作以减少林彪的权力，他就更加信任周恩来。虽然在党内高层有批评陈伯达和林彪四将军的大运动，后者还留在职位上。然而，周恩来继续增大他在解放军内的影响和控制，毛泽东则开始露出对林彪不满的端倪。1970年12月19日，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他撤除了“四个伟大”(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领导，伟大统帅)，认为是累赘，只保留“导师”的字眼，就是“教师”(斯诺《漫长的革命》，1972，第169页)。中国人以不可预测著称，不是因为往往忽视这些信号，正如基辛格承认的，中国改变对美国政策的情况就是这样。这里，毛主席在发出一个明晰的信号，因为是林彪本人发明了这“四个伟大”的夸张称谓，甚至中国人民都没有看出来。另一个可能的信号是斯诺要求采访林彪但没有实现，尽管他的大多数要求都得到同情的考虑，这个信号却比较暧昧，因为林彪自己可能以各种理由不受采访。

毛泽东采取针对林彪的三种策略：“扔石头，掺沙子，砸基础”。“扔石头”，毛泽东指在各种公布的指示和评论中对林彪作出提示。“掺沙子”指在以前被林彪控制的诸如军委等组织里安插忠于他的人。“砸基础”指改组北京卫戍区的主要人员，以前那几乎是林彪的辖区。

这一发展给了周恩来长期等待的机会来劝说毛主席使一些还受冷遇的老将军恢复职能。毛泽东仍然感到一种不安全感，周恩来对此也有同感，可是对林彪的涌动斗争尚未到达沸点。在庐山会议一年以后，毛泽东出去秘密视察南方军区，在他离开期间由周恩来负责北京。他们都怀疑林彪在计划一次军事政变作为唯一出路，周恩来为毛泽东的出行亲自作了一切保安安排。毛泽东完全对林彪感到失望，他痛感自己再次成为孤家寡人，他最信任的、优先于早年同志和信徒的人已同他翻脸。因此，他与周恩来的友谊给了他一些安慰，因为他很知道他享有着周恩来的忠诚与了解。

现在又是周恩来通知说林彪要在他回程途中进行暗杀的阴谋，周恩来正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旅程，使他在1971年9月12日安返北京。故事的其余部分已人所共知，虽然细节上有些重要的不同。事实上，周恩来即时获悉林彪外逃以及逃跑如此匆忙而没有时间使飞机加满油的信息。所以他只提醒雷达跟踪飞机的飞行方向。他更关切处在严格监督下的林彪四个将军。吴法宪乘一架直升机跟随林彪的飞机逃跑，他被击落，包括大量文件。周恩来完全控制着局势并向毛泽东报告。

在林彪惨败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处在较坚强的地位，他可以对四人帮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他开除了林彪的追随者、总参谋长黄永胜，恢复了叶剑英元帅和老将军徐向前与张才千等人在解放军中的领导职位。而且，尽管江青及其同伙的强烈反对，最后说服毛主席：由于保持连续性是重要的，文革第二号对象邓小平应当平反并给与重要责任。不久以后，其他老干部也得到平反。即使在林彪垮台后毛泽东已接近八十，他决不挑选周恩来作为他的继承者，虽然看不到其他合理的替代者。或许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不再能使自己与任何人分权和分享荣光，而且肯定不是同周恩来。好像毛泽东越是感恩于周恩来，他就越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种恩惠。

同四人帮的斗争并不因林彪的死亡而结束，因为四人帮远没有失败，必须把中国对内对外都拉回正轨。周恩来继续辛勤工作，甚至承认没完没了、吃力不讨好地出席正式宴会的任务算是“一种放松”。虽然他策略性地把“乒乓外交”归功于毛泽东，那正是他首创的，结束了与外部世界长年的隔绝。通过他的开放政策，他赢得了全世界千百万人们以及外国政治家和政客们的心。随着先与美国、然后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热席卷各洲。周恩来带来国际形势的这种转型得到普遍承认。

在国内，路途仍然艰辛，因为进展不断被动荡的四人帮所中断和阻扰。毛泽东从不完全抛弃他们，因为虽然他知道他们不能治理国家，他却拒绝承认他的极左路线的破产。在他最后年月中，他一定至少已经间歇性地认识到他的宏大设计已经失败，但是他谈不上会公开吞咽苦果。面子是他的和中国的致命弱点。

四人帮坚持反对周恩来，竭力设法把他拉下马，但是他的声望使他无法动摇。他们组织若干次群众运动来反对他，包括一次人人明显地看到他们的目标特别针对周恩来，胡言乱语地说“推翻定案”和“试图恢复奴隶社会”。

反对安东尼奥尼关于中国的电影是更加荒谬的。安东尼奥尼是个存在主义的意大利电影导演，他拍了一部比较枯燥和没有多大启发性的关于中国的电影，要是没有四人帮把它吹为对中国的恶毒攻击而大肆宣传，它可能很快被遗忘了，这是对惶惑的安东尼奥尼一份免费的礼品。这部电影作为一个有启发性的反面例子而在全中国放映，而且是多种语言的无数小册子的主题。这一切大惊小怪是为什么?因为拍这部电影是由总理的一些工作人员批准的!至少从文化革命一开始毛主席似乎乐于同周恩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定知道反孔运动是首要针对周恩来的，安东尼奥尼的特例是专门反对周恩来的。毛泽东至少容忍他们这个事实，反映了他对周恩来和四人帮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因为他警觉到四人帮明显的局限，所以同意周恩来建议恢复邓小平的高位。另一方面，是否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由于江青对他的掌握，还是由于两者都有，他从不去除四人帮。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就把邓小平撤职，最后立即在天安门事件后的1976年4月加以玷辱，他的确又使国家的未来处于危急。好像他不希望任何共产党老将来继承他，否则会以某种方式减少他的荣光。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三年罹患癌症，虽然他尽可能继续工作，他已越来越多地住在医院。发生的一件可耻的插曲至今仍未公开。有一天，江青命令通向周恩来居室的过道在某个时间以前清扫干净，因为她要去看周恩来，不希望任何人在场或在近旁。她来了，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套间。她看到他坐在沙发上，上前重重扇了他的脸，鼻嘴都流血了。这个女人由于妒忌和报复，把周恩来的养女迫害致死，她敢于告诉美国作家维特克称自己是周恩来多么亲密的朋友。她离开后一些时间，一名护士进房，看到事情不对，就打电话给邓颖超，她马上过来。虽然周的房间是被窃听的----众所周知，四人帮在北京和上海广泛使用窃听器，尽管毛主席公开宣布讨厌这种做法----他本可把发生的事告诉她，但羞于启齿，要求她请朱德过来。当晚朱德来了，周恩来通过暗示和手势设法告知他发生的事，朱德后来转告了邓颖超。

经过多年对四人帮进行公开和隐秘的斗争，周恩来知道人民解放军在最后摊牌中的重要性，他的祖国的命运有赖于此。所以，他、朱德和叶剑英一起共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把主要的元帅和将军团结在周围，以抵抗四人帮对解放军的任何侵犯。他们取得成功。在他患病的最终阶段，在他临终病床上，周恩来叫来了叶剑英、徐向前(?)等军队老朋友到医院。周恩来要来几个苹果。挑了盘里最小的一个，极其小心和仔细地用刀切成两半。叶剑英和李先念由此获悉邓小平的生命在周恩来去世后会处于极大危险。小平在中文里可以指小苹果，加上邓小平身材矮小。邓小平在作完对他导师的祭文后，立即去了南方，他在那里作为许世友将军的客人，很安全。

周恩来和朱德信任的这些老同志就是在周恩来去世9个月后打倒四人帮时起决定性作用、并使中国走上复兴与进步道路的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都证明是值得周恩来和朱德信任的领导人，他们肩上负担着国家的命运。

(1982)

中译者 高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