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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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文化理论包括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的建设以及文化多样性等内容,时至如今仍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伟业的理论结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从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的角度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一、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作用论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作用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文化能够推动科技进步并创造财富,“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发明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由这些发明造成的财产的种类和总额上”。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虽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上来说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一定的具体阶段和具体国家中,文化对经济基础仍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文化之所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因为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尤其当这种力量被统治者所推动时能产生更大作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文化一旦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并加以践行,就会转变为改变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所以马克思非常重视文化的实践应用,认为理论觉醒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现解放的关键因素,“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作用论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文化的作用,将文化提升到国家和民族之魂的高度上。

马克思非常重视文化的社会作用,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文化视为国家和民族之魂。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文化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想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其总结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作为上层建筑,文化具有发时代之先声的作用,每到关系民族国家的重大时刻,文化总能“感国运之变化”,“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化对于实现伟大中国梦起着关键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于有着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文化还起着将各民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用。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各民族共同的梦,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全新构想,并且强调了文化认同的关键性作用,“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正是在五个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的推动下,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守望相助,为中国梦的实现而携手并进。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构想。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践行的文化将转变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将这一原理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重视文化既作为精神力量又作为物质力量的巨大作用,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第一次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并列。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然意味着要重视文化的战略性地位,要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当今世界,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比,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对于GDP、硬件设施等硬实力表现来说,体现于文化、价值、制度方面的软实力对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长远的影响力。要想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伟大复兴,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必经之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行于中’而‘发于外’,切身把我们文化建设搞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文化软实力建设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能够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能够在与西方思潮交锋中占据文化制高点,因此可以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第三,提出“四个自信”,并且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认为,理论觉醒是无产阶级觉悟的前提,文化由此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化。对于文化实践应用的重要性,马克思作了强调和说明,那么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里如何展现文化的作用?这个具体答案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是找不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定“四个自信”,并且将文化自信置于其中最根本的位置上,从而将文化的巨大作用彰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且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之所以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有着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近代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让我们拥有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如今,伴随着孔子学院的全球开设以及“一带一路”等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华文化在国际上正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力。屹立于世界东方,吸吮着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积累下的文化养分,拥有着14亿中华儿女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拥有文化自信的红色资源。近代以来,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孕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是民族自豪、民族自信的重要来源。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魄,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征程中,形成高度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性自觉、文化自信及其形成的先进思想是民族进步和社会活力的标志,“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且必然有这个信心。

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主要包括文化建设要与经济发展和本国实际相适应、文化建设以实现公平社会和人民幸福为目的等内容。马克思认为文化建设要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如果文化发展滞后于生产力发展,那么文化自身就必然要发生变革,譬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印刷术成了新教的物化工具,指南针为殖民地的建立打开了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发明都成了世界复兴的手段,变成了文明提升的最强大杠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发展相互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由于文化发展的滞后性或超前性,其对生产力发展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等不同作用,所以制定文化发展战略要非常谨慎,需要考虑文化发展与具体状况的结合,“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文化发展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在于找到一条最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以最终实现公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精神产品的需求,“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建设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建设要与经济发展和本国实际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型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实体现,也是建设公平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行动指南。“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去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立足中国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正如马克思所说,文化战略的制定需要非常谨慎、非常充分地考虑本国国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充分考虑中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最终提出了这一正确战略,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原创性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正本清源、澄清疑义,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肩负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这一崭新命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这一使命源自建党以来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时至如今,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不断推动文化进步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建设需要保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建设需要指向正确的价值旨归,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增进人民福祉。在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价值旨归的前提下,我们要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以社会效益优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喜闻乐见的正能量优秀作品,这既可以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好实现以文化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的目的。可以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的伟大创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典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创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典范。

第二,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巨大作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之巅,第一次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以来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两个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从我们党的发展历史来看,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一个历史性飞跃,这一飞跃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两个结合”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要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然于心,由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民族精神家园的高度上,“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因此,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当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国具体实际为背景,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将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理论展现出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向世界展现出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而且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潮头浪尖,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强国的价值引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彰显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对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进行详细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科学体系,为文化强国提供了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涵盖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吸收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价值观对我国的冲击也越来越大。马克思曾说,文化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输入“普世价值观”等文化思潮加强对我国社会的影响,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红色中国的颜色,这就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侵略。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恰逢其时,其在全社会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力地抵制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等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的侵袭,消除了各种价值偏差,起到了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巨大作用,进而将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上形成统一认识,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在抵制、批判、规范各种不良和错误价值观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凝魂聚气、强根固本”,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的价值引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主张不仅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和指引,而且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无以伦比的先进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成为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价值明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践行,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提供了根本性保障。

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多元论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多元论的核心观点是,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多样性相适应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与各个国家具体实际相适应的文化也必然是多样性的,多样性也是各民族人们实现自由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给各民族带来的机遇,并将文化的发展置于世界性发展的宽广视阈之中,“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作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方面)”。马克思认为,在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发展过程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这也正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多元论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张文化多元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

主张文化多元性的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对资本主义文化服务于阶级压迫的本质予以了揭露。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文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件仍旧频繁发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现象也日益明显,在这个地球村中,反对霸权、合作共赢才是实现和平发展的正确路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反对霸权意味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所以,文化多元化是各国发展必然呈现的趋势,百花齐放才是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应当唯我独尊。“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提倡文化多元、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以及反对霸权的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表达了我国永远不谋求霸权的决心和态度,这种决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与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享和平”。不过,尽管我国有着和平崛起的愿望,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旧利用各种途径对我国予以种种干涉,“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对那些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言论,要及时予以揭露和驳斥”。正是在我国的积极努力下,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得到了不断发展,文化的交流互鉴、共荣互进成为世界上的普遍共识,我国的国际形象日益高大、国际地位日益提升。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马克思认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需要每个民族都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应有的大国担当出发,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与时俱进。我国一向反对文化霸权,在揭露和驳斥反华谬论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隽永内涵和独特魅力,在增进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同时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民族特性,并且在汉语叙事模式中蕴含着超越时空的内在价值,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标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国度与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尽管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话语权上仍旧占据优势,但是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都有了重大提升;我国的国际朋友越来越多,我国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拥护;在我国的提倡和力行下,“文化霸权”在国际上越来越没有市场,文化多元化趋势也变得更加不可阻挡。在推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角,大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在学习互鉴中,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第三,创造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19世纪的马克思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根植于21世纪新时代的国内外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前无古人的理念,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指南。“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分析,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狭隘的国际竞争,是对西方国家奉行的霸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体现了我国的大国风范和高度的中国智慧。在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我国笃志笃行、率先垂范,“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着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前进”。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地域空间、经济贸易、文化交往上的大交流、大发展,意味着世界各国在这一理念下的合作共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和为贵的共同体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繁荣昌盛都离不开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学和互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应当美美与共、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共产国际并推动工人运动开展一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与多个国家或地区友好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的建设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性质等方面作了重要论述,在当代中国仍旧有着指导性意义。不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背景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欧洲,而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必需的。近代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21世纪新时代与19世纪也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先进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就是应运而生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和重要内容。在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征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需要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完美实现了这一点。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作用、文化建设、文化多元性等方面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形态,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来源:《廉政文化研究》202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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